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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0日 星期五

七警審訊回顧 #2:控方舉證滴水不漏?還是暗暗放水?

上文提到,控方開案舉證的方式,明顯與大眾對事件的印象不相符。幾乎事發後不到兩天,七警的姓名、容貌、介紹,已經在媒體廣泛流傳;警方亦早在事發翌日已經將七警停職;為控方作證的投訴警察課探員亦指,調查工作幾乎在事發當日日間已經開始。七警與事件的關係,理應從Day 1 起已經無可爭議,當局知道、傳媒知道,公眾亦一早知道。何以如此「一字咁淺」的事實問題,控方非得花上三十多個審訊日、大量人證物證來提出,還要說得這麼吃力、這麼跌跌碰碰,給被告律師那麼多辯駁的空間?

就算不能因為七警停職,就直接下結論指七人罪責無庸置疑,但起碼警方高層決定停職時,必定有一些可靠的材料線索作依據;為何不能將這些材料直接交予投訴課或者主控官舉證,從而為檢控「一錘定音」呢?是不是有人從中作梗,將這些最有力的證據刻意扣起,使控方無從獲取以求「放生」七警呢?

畢竟,新聞片段不可能像電影或者劇集般,打出字幕交代七個人姓甚名誰,警隊人事官員也不見得一看到新聞就即時認出他們是甚麼單位甚麼職級甚麼編號;必定有一些白紙黑字的文件也好、紀錄也好,將七個個別警員牽扯到拘捕曾健超的過程上,這才足以讓高層放心下令將他們的姓名編號放上停職通告。

對警務運作有一定認識的人,大概很快想到這紀錄的所在︰七警各自的記事簿。

對做慣刑事案的法律人來說,審訊前索取相關警員的口供紙、記事簿,簡直是有如「條件反射」般的指定動作︰看看警員記錄中拘捕、上車、帶署、見值日官的時間,有否不一致或可疑之處;記錄中有否寫明曾作「警誡」,以及有否錄下疑犯經警誡後的任何說話;記錄是當場作出還是事後補錄;記錄有否刪減或者「加料」的痕跡 …… 我們當然從來沒見過有警察在記事簿寫下自己「摑了 suspect兩巴」,但如果不同警員在記事簿或者口供提供的資料,綜合反映出一些不能自圓其說之處(或者相反,是整隊人的記載一致得讓人起疑),辯方律師無疑可據此向法庭陳述,警方拘捕盤問過程可能有不合法或者不當之處,甚至請求法庭剔除某些控方的證據(例如疑犯的招認供詞等)。

但是,在七警案,為何從不見七名被告的記事簿呈堂呢?只要將記事簿揭回 2014 年 10 月 15 日凌晨當下,七名警員如何記下自己的位置、行動,就算記載的內容避重就輕、語焉不詳,也很可能將他們「迫到牆角」,陷他們於兩難的境地︰他們要麼交代自己在拘捕曾健超的過程中做了甚麼、沒做甚麼,要麼就舉證辯稱自己事發時其實另有工作在身,根本不在變電站;而且,不論他們如何解說,控方也可以拿著記事簿的內容,與他們對質。

七警自己也是經驗豐富的刑偵探員,就算沒有他們聘請的「大炮」給他們意見,他們自己亦明瞭,當角色掉換、自己成了被告,記事簿將會置他們於何等境地;另一方面,記事簿本身是警方之物,而非個別警員私有,當局用記事簿作為紀律行動以至刑事調查七警之用,理應無甚困難。換言之,七本記事簿,理應是控方手上的「皇牌」,為何控方從來就沒有打出這張牌、堵住七警再作辯解的可能呢?

理由其實很簡單︰記事簿很可能損害被告的緘默權,甚至可能不得呈堂。

正如上文所述,要是記事簿的內容對七警甚具「殺傷力」,客觀效果將是迫使七警不能不出庭作證,對照記事簿內容,解釋相關時段發生過甚麼事;而另一方面,記事簿內容是由被告自己記錄,當中的陳述當然不是在已經被拘控的情況下的「警誡下陳述 (statement under caution)」。

為七警辯護的「大炮」們,必然會出盡全力申請「轟走」這些記事簿內容作為呈堂證據︰首先,引用這些由被告自己在被捕前所在的陳述作證據,驅使被告別無選擇唯有作證,變相損害被告們選擇不作供的緘默權;此外,假使被告保留緘默權不出庭作供,記事簿的內容就可能受「傳聞證據規則 (hearsay rule)」所限,不能呈堂作為陳述內容確曾發生的證據。後者所指的是,如果根據傳聞證據規則,某被告不作供,而他曾經在記事簿寫下「0330 我在變電站附近對疑犯 XXXXX」的字句,這字句就不得引用作為證據,證明該被告的確在那時段位處變電站附近。

當然,不論是保障緘默權的規則,還是傳聞證據規則,在普通法下都有不少例外情況,但這方面的爭議無疑變數頗大,法官不見得必定會做出對控方有利的裁決。如果控方對於案中其他證據(主要是新聞片段、相片及當事人的證供)有信心,相信憑這些獨立於七警本人之外的證據也足以成案,不堅持提出七警的記事簿作證據,避免節外生枝,也並非不合理的決定。

事實上,在案件於六月審訊時,投訴課探員就曾經確認,在事發後兩星期內,已經收到過「六本記事簿」,而且該等記事簿與案件有關,但最終沒有列為呈堂證物。此外,從庭審內容所見,七警在調查初段早已由代表律師出面與投訴課交涉,明顯是很早已經以疑犯的身份開始行使緘默權。

由此不難推論,投訴課確實知道記事簿內容與變電站襲擊有關,亦很可能知道辯方會反對警方直接引用當中的內容來檢舉七警。此所以,投訴課很快就繞過七警的記事簿,將調查焦點,轉至由其他可能認識或見過七警的同袍,由他們確證從新聞材料或現場目擊所見有關七名被告的情況,作為證據。

2016年12月9日 星期五

【七警審訊回顧】#1︰控方舉證淺介


七警受審必不可少的一個階段,就是由控方舉證,證明被告人各自與案發時、地、人的關聯。簡言之,控方必須無合理疑點地,將被告人等聯繫至 15/10/2014 凌晨、聯繫至金鐘龍和道變電站,以及聯繫上曾健超。

七名人員,來自四個不同單位(總部 O 記、警區反黑組、總區刑事部,以及另一總區內另一警區),階級又有別(一名總督察、一名高級督察、一名警長、四名警員)。但就在事發後第二日,警方已經發出內部人事通告,將七人停職;同是這七個人,在 2014 年 11 月被拘捕。以「襲擊致身體傷害罪 (AOABH)」被拘捕並保釋;事發一周年,七警被正式落案控以「有意圖導致嚴重傷害罪 (GBH with intent)」等控罪,四天後提堂。

根據政府在 2015 年 6 月在立法會對郭榮鏗議員的回覆,警方在事發當日,已經調查並確定 (confirmed) 「在當時參與處理」曾健超的七名警員,繼而在第二天發出停職指令。

另一方面,根據 CAPO 探員們的證供,調查工作是在事發當日隨即開始,第一步工作包括取得涉事警員的人事檔案資料,並利用新聞片段及報章照片與各被告的人事相片比對。及後則分階段繼續進行其他蒐證工作,包括接洽曾健超代表律師安排參與認人,以及要求七警的其他同袍錄口供,包括其他參與龍和道行動的警員、在中區警署及警察學院當值的人員,以及其他沒有參與行動、但認識各被告的前上司和同事等。

多名不同級別的警務人員,先後在審訊中作供或由控方提出供詞,從中反映更多案發當晚的行動細節,以至各人之間的「業務關係」︰當晚有一隊刑事A組,合共百多名CID 警員,分成多支快速應變隊與攝影隊。D1 除了是A組內兩名總督察之一,本身亦受命負責帶領一支快速應變隊(主要編制為一名督察帶領六至七名 CID 組成)以及兩隊攝影隊,連同 PTU「掃蕩」添馬公園。一名反黑組警員的口供指,事發當日從日間起就與D2、D3、D5、D6 及 D7 一同當值,但一度與 D2 帶領的小隊失散。一名認識 D2、D3 及 D4 並參與行動的警長供稱,D4 本身負責攝影工作,但其後 D2 向他要求調走D4,因為有工作交給他。

簡言之,D1 當時自行帶著一支快速應變隊和兩隊攝影人員;被告當中最少三人 (D2、D3 及 D7)不但本身就在同一單位(警區反黑組),事發當日亦一直編配一起當更;與三人同一單位的 D4,被 D2 抽離攝影隊安排其他「工作」;D5 及 D6 來自不同單位,但事發前後亦同樣被編配與「三人組」一同工作。D5 及 D6 及後在直接認人(direct confrontation) 時,被曾健超認出就是帶他抵達警署的人。

另外,不在現場的前同事,均不能(或拒絕)確認他們認識的任何一名被告,出現在打人的四分鐘片段內,但認出他們前前後後出現在現場附近,以及參與抬著曾健超出現在添馬公園。

總括而言,控方的案情,是開展得有些「迂迴」的︰

‧  七名被告都參與進龍和道行動當中;
‧  D1、D2、D3、D5 及 D6,均被上司從新聞片段及相片中,認出曾經參與押解曾健超;
‧  D1 按照命令帶同幾個小隊的下屬在添馬公園行動;
‧  D2 在案發當晚一直與 D3、D5 至 D7 編配於同一小隊工作;
‧  D2 在案發前不久抽走 D4 另行分配「工作」。

除此以外,就是曾健超於 2015 年 1 月指認 D5 及 D6 的直接認人 (direct identification) 證據,以及控方堅稱,將相對清晰的片段及照片,連同四分鐘片段互相比對,出現的人物完全一樣。

相比起 CAPO 交付予控方、並排除其他警員涉案可能的「迂迴」舉證,警隊高層倒是在案發後廿四小時內,已經confirm 七人的身份,並且下達停職指令。面對經驗豐富的辯方「大炮」,控方其實有否可能像警方快速停職般,用更乾脆、更直截了當的方式舉證控告七警呢?


(待續)

2016年11月21日 星期一

堅持主審長毛快必 杜浩成理據成疑

基層工人必須強調,不是意在質疑東區署任主任裁判官杜浩成在長毛快必確曾出現偏頗;然而,從作為法治之基的自然公義出發,”… justice should not only be done, but should manifestly and undoubtedly be seen to be done” (R v Sussex Justices, Ex parte McCarthy ([1924] 1 KB 256),從全案關於主審裁判官的爭議而言,杜浩成堅持主審的決定是否合宜,其實不無可議之處。

先簡介一項背景︰作為確保案件公平審訊的慣例,獲派主持案件審訊 (trial) 的法官,必須不是任何曾經在該案初步程序中處理案件的法官,例如曾經處理案件提堂 (mention) 的裁判官(一般會是法院的主任裁判官 (Principal Magistrate)),或者負責主持審前覆核 (Pre-trial Review) 的裁判官,以免他們由於先前曾經接觸案件材料,對被告有先入為主的偏見。

從這慣例的角度而言,儘管杜浩成本身正署任主任裁判官,但由於他接手主管東區裁判法院審務時,「長快案」已經完成提堂進入審前覆核程序,而負責在 8 月主持 PTR 的,是另一名裁判官覃有方(目前出任勞資審裁官)。表面看來,杜官沒有參與過本案的任何部分,所以不構成上文所述,需要避席換官的情況。

但是,這並不是唯一值得仔細推敲的地方。

杜官陳述其反對「換官」申請的理由時,曾經提及案件在本年 2 月首次審前覆核時,主持該次 PTR 的時任主任裁判官錢禮女士的說話,並指錢官當時並非旨在斷定一定不會將本案交付杜官審理云云。我們不妨再重溫當日發生的事情。

事緣當時案件已經排期審訊,並將審期訂在 10 月,為期 5 天;一般在這階段,並不會立即指定由哪一位法官主審(畢竟,8 個月後的事情,恐怕連當時哪一位法官有檔期也說不準),但錢官留意到,以毛哥的 “CV”,恐怕大部分東區的裁判官都已經與他有「一『案』(甚至更多)之緣」,所以主動向被告提出,會否介意任何曾經處理過毛議員其他案件的特定法官主審。這裡要留意的是,錢官有此一問,並不代表毛議員開聲反對誰,法庭就一定答允;錢官只是希望記錄毛議員的陳述及理由,作為編案的一個參考。正是在這階段,毛哥點名不希望由杜浩成主審,但當時由於杜官正在區院出任暫委法官,錢官遂向毛哥解釋,杜官已經不在東區。

世事卻總是「啱啱遇著剛剛」,就在 8 月下一次 PTR 前兩個月,輪到錢官改任區院暫委法官離開東區,而旋踵接替她擔任東區主任裁判官的,不是別人,正是毛議員開名那位杜浩成。

這還不算。

在杜官結束暫委法官任期、回任東區的那一個星期,他已經與長毛「狹路相逢」,負責聽取毛哥被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案移交區域法院的申請。因此,即使杜官開審前沒有機會接觸「長快案」,但不容置辯的事實是,就在盟審前三個多月,杜官已經與長毛其人以至其案,有實質且重要的接觸(雖然裁判官移交案件至區院差不多是「例行公事」,但一般用作申請移交的文件 (transfer papers),已經有關於被告及案情的詳細描述,幾乎與用於正式審訊的材料無甚分別)。

至於第二次 PTR,由於時間緊湊,我們大概難以得知,派予覃有方負責,是錢官離任前的分配,還是杜官回巢後的指示;但相比起杜官的「自信」,明知不會負責審訊的覃官,反而顯得更加「按本子辦事」,連自己曾經與毛議員球場較技也重提一下,諮詢毛議員會否反對他主持聆訊(長毛並不反對)。基層工人相信,覃有方並不是故意「抽水」,反而是仔細閱讀案件卷宗後,留意到案件被告曾經就主審裁判官問題提出申述,從而謹慎警示,確保案件公正性不會在日後受到辯方質疑。

而作為資歷相若、司法責任重大,而且「恪守司法誓言」的杜署任主任裁判官,相信斷無可能留意不到錢官與毛議員在 2 月 PTR 時的對話,更不可能不理解錢官與毛議員討論的焦點,已經超出杜浩成本人的問題,而是盡量將案件交付予過往較少接觸案中被告的裁判官,起碼是一個連時任主任裁判官也同意,屬於 legitimate 的 concern。

如此一來,杜官一則幾可肯定察悉到案中被告對於主審法官的意見,二則明明在審期前三個月才經手過一宗涉及長毛的 transfer,他是否真的對自己的 impartiality 如此有信心,堅持要將案留給自己主審?是否真的有任何除了「包拗頸」以外更合理的理由呢?

也許有的。

基層工人能夠想及的一個,就是這一宗由康文署以傳票檢舉的案件,有較大可能涉及憲法層面的法律爭議,因而變得複雜;但即使杜官認為需要較資深的裁判官主理,但東區起碼尚有朱仲強、溫紹明乃至退休客串的梁榮宗,他們同樣在不同案件上有豐富經驗,即使面對公眾秩序、警權或憲法事宜案件,也不見得會比杜官遜色,杜官完全可以對他們委以重任,避免瓜田李下之嫌。

所以,杜官為何非要介入本案不可,基層工人實在不明所以。

2016年7月11日 星期一

ICAC 殺人事件?

廉署上周突然公佈,署理執行處首長 (Acting Head of Operations) 李寶蘭於本月離任,由專責私營機構貪污調查的執行處處長 (Director of Investigations) 丘樹春接替署任首長,隨即傳言滿天飛,有指人事調動涉及北京意旨及廉署內部的「馬房」文化云云。及至星期六,則由民主黨引爆另一政治炸彈,力指李寶蘭去職,與兩宗重磅級調查有關,而調查對象正是前廉政專員湯顯明的酬酢醜聞,以及梁振英收受五千萬港元事件。

按照廉署編制,執行處首長兼任副廉政專員,位置上屬於廉署第二把交椅,並且實質負責統籌貪污調查工作及執法行動,位高權重且極端敏感。前執行處首長黃世照在去年七月離任後,李寶蘭當時以另一名執行處處長的身份向上署任首長,至今一年,不但未能真除,反而要告別從事三十二年的反貪工作。

無疑,民主黨的「消息來源」,幾無開名可能,亦難以查證真偽;但黨總幹事林卓廷本身曾任職廉署執行處,確有掌握熟悉該署內部規章程序的優勢;另一方面,事件發酵已歷兩天,無論是廉政專員白蘊六以至梁振英本身,一直對於事件不作正面否定或解釋,用最保守的說法而言,民主黨的指控,仍然有其參考及跟進的價值。

若然民主黨的核心指控屬實,即梁振英本身作為弊案的調查對象,非但在一年多時間以來拒絕合作,反而利用「超然」職權向調查部門施壓,要革除負責調查者,這簡直是濫權腐敗之極致;另一方面,如果面臨如此嚴重的指控,當局竟然意圖一招沉默應對了事,妄圖 hea 過,測試港人的記憶力,這無非顯示政府與領導者已經毫不在意自己的誠信聲譽降至冰點。這樣的一個政府,別說是爭取公眾信任修法規管醫生,就連繼續在位施政的資格也沒有。

正如筆者在前年《惟工新聞》專欄所言,UGL 五千萬事件,其實牽涉兩個層面的指控︰收款時梁振英已經上任特首,UGL 本身是在香港鐵路交通政策上不時有所參與的企業,梁振英參與本港多項鐵路決策而沒有申報收取鉅款,大有可能構成違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另一方面,訂立收款協議時,梁振英與戴德梁行仍有主僕關係,戴德梁行賣盤的作價低廉得難以讓人不起疑,而梁自己則從買盤者方面獲益,這完全是值得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慎重調查有否失德貪污成份的行為。

位高權重的被查者,濫用職權將調查者拉下馬的事例,歷史上有一著名事例,就是水門事件。從 1972 年竊案發生,歷經傳媒(特別是《華盛頓郵報》)揭露以及針對竊賊和同謀的刑事審訊,不斷浮面的證據顯示,白宮最高層在竊案的角色,其實遠超出知情與默許的程度。參議院通過成立聽證委員會,總統尼克遜 (Richard Nixon) 亦基於輿論壓力,在 1973 年 5 月授權新任司法部長李察遜 (Elliot Richardson) 委任特別檢察官 (Special Counsel) 作更高層次的偵訊。法律學者考克斯 (Archibald Cox) 走馬上任擔任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

據參議院聽證程序揭露,白宮內部一直裝設有一套錄音系統,收錄總統及各級官員的對話;這些錄音帶對於水門調查的價值,不言而喻。考克斯和參議院均傳令總統交出錄音帶,白宮則一直以「行政特權」為理由拒絕交出錄音帶;另一方面,總統一方的律師則不斷與特別檢察官辦公室來鴻去雁,希望協議用其他方式取代錄音帶。

由於考克斯拒絕收回成命,尼克遜在 1973 年 10 月 20 日下令司法部長李察遜炒掉考克斯,李察遜拒絕執行撤職令;尼克遜轉問副司法部長魯基修斯 (William Ruckelshaus) 會否遵令撤銷考克斯職務,同樣受到拒絕。白宮隨即對外公佈,司法部長辭職,總統則撤去了副司法部長與特別檢察官的職務。由於當晚是星期六,史稱「周六夜大屠殺 (Saturday Night Massacre)」。司法部第三把交椅、助理司法部長 (Solicitor General) 博克 (Robert Bork) 終願署任司法部長並按照總統指令,撤銷考克斯的職務;但另一方面,特別檢察官的職位仍予保留,及後由曾任二戰戰犯檢控官的律師積禾斯基 (Leon Jaworski) 繼任。

水門調查並沒有停止。1974 年 3 月,大陪審團以妨礙水門調查,決定公訴多名白宮現任或前任官員;積禾斯基繼續發出傳令要求白宮交出錄音帶,尼克遜上訴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於 1974 年 7 月 24 日一致裁定總統必須交出錄音帶。白宮在裁決後六天終於依令交出錄音帶,當中完整記錄尼克遜如何參與指示隱匿毀滅證據。眾議院亦在 7 月底通過以「妨礙司法公正」、「濫用職權」及「藐視國會」三大指控,提請展開彈劾程序。

8 月 9 日,大勢已去的尼克遜辭職。

李寶蘭去職,是否香港版本的「星期四兇殺案」?林卓廷指,廉署內部已經進入「黑暗時代」,躁動非常。可惜,香港的執法部門中,能夠挺起腰板、對抗外壓、堅持秉公查案的官員,怕且所剩無幾;議會紛亂羸弱,連聊備一格的聽證程序也無法成立。

事到如今,泛民利用僅餘的些許議會權力,暫停內部爭議,擺正目標窮追猛打,在委員會或者大會重新啟動 UGL 以至廉署高層異動的質詢,已經是力抗香港持續下沉的最後一著;如果連各政黨也只心繫選票而怠慢行動,時機一去,屆時不單是廉署,而是整個香港,都勢將進入萬劫難復之境。

2016年6月14日 星期二

七警案︰審訊期間「落西」?

這裡說的「落西」,並不是以足球或小球運動中的「落旋」為喻,說「七警案」控辯雙方在耍甚麼花招;筆者指的其實是「落 site」,即是將審訊參與各方,從法官到律師、被告、證人以至書記等,安排前往案發地點,變相將審訊場所從法庭移師至事發現場。

目前「七警案」審訊膠著在「案中案 (voir dire)」狀態,控辯角力焦點仍在於部分控方證物,包括視像片段等應否獲准呈堂。直至第七日審訊,控方一度建議要求舉行現場視察,以便控方將現場一帶的環境,與控方證人的陳述及相關電視新聞片段作比對,從而證明片段內容真確、未經不恰當的加工處理,並且能反映曾健超從被捕到被毆打的全個過程;控方並曾經建議利用現場視察的機會,舉證證明事發時曾健超被押至暗角、以至上警車的路線過程,但遭辯方部分律師反對,而被告亦獲得法庭批准,毋須參與視察。最終,控辯雙方經商討後同意取消「落 site」,改為由控方安排警員拍攝現場環境,並且製備片段呈堂。

從法庭的角度而言,刑事審訊中加入「落 site」環節,實在不是甚麼愜意的事情。老爺奶奶們要平白騰出半天以至一天的審期移師現場,勢將打亂本來編好的庭審日程,亦會引起額外的訟費和其他支出;單是安排法官、律師、被告、書記以至相關證人齊集到場,大費周章的程度不難想像,若然案件包括陪審團審訊就更加繁複;更重要的一點是,法庭本身是公開的審訊場所,但如果庭審程序移至案發現場,為了不干擾參與視察者在現場的工作,公眾將難以像在法庭般,近距離觀察和聆聽視察過程,以致損害司法程序理應公開的原則。

法律界元老余叔韶大律師在其自傳 A Seventh Child and the Law 中,就提及代表一名被控有意圖傷人 (wounding with intent to cause GBH) 的被告的故事︰控方完成舉證後,辯方既不自辯也不傳召證人,卻突然申請來一次現場視察,使老爺心感不悅,更警告余大狀,千萬不要勞師動眾移師現場,到頭來卻是「得個桔」。

案發時正值午夜,被告在中區半山被人用刀斬傷。綜合控方提交的現場草圖及證人陳述,現場樹木枝葉頗茂盛,但受害人力陳自己即使在案發的深夜,仍可在遠距離認出斬人後逃走者,就是被告,亦即他的「情敵」;余大狀不單申請要同樣在深宵時份進行現場視察,還將日期選定在與案發當晚一樣的月缺日子,從而向法官和陪審員近距離確證,現場實在是伸手不見五指般黑暗,受害人所謂自己能明辨兇徒的說辭,根本不足採信。據余大狀所述,結果就是被告大獲全勝,控罪撤銷。

時移世易,現在科學發達,「有片有圖有真相」,加上訴訟程序屢經改革,控辯雙方在開審前的過堂或者審前覆核階段,多數均已小心翼翼地準備證據,用可靠的代替物取代現場視察,從而節省時間和資源,同時確保審訊公開公平;但是,基於刑事審訊茲事體大,事涉被告聲譽以至人身自由,只要法庭確證現場視察是發掘事實真相所必須,法庭仍然有其酌情權予以批准。

近年其中一次較經典的事例,並不是發生在審訊階段,更要勞動上訴庭三位尊貴的老爺奶奶移船就磡,那就是蔣麗莉串謀詐騙案。蔣麗莉經區院裁定罪成入獄三年半後,向上訴庭申請推翻定罪,案中其中一項關鍵證據,是蔣的私人助理以污點證人身份舉證指,曾經安排以助理自己的私人銀行戶口處理案中的「黑錢」,此外亦曾在案發時的中銀總行內,將二百五十萬元「黑錢」提取後交給蔣,由蔣放入銀行保險箱。上訴的其中一項爭點,就是助理這番有關現金交收的證詞是否可信。為此,張澤祐、張慧玲和麥機智三位法官,接納控辯雙方的申請,親自前往中銀舊總行,觀察控方所指助理提款、交款予蔣及蔣存款入保險箱的不同位置。蔣麗莉最終上訴失敗。

另外,何來被控違反交通標誌案,何來亦曾經向裁判官申請,安排法庭前往事發的路段現場視察,以知悉騎單車人士會否容易被涉事標誌誤導,但裁判官則認為,案件爭點是何來本人在事發時是否「誠實而合理地 (honestly and reasonably)」地被標誌所誤導,這爭議點毋須通過現場視察得出答案,所以拒絕何來的申請。

2016年6月1日 星期三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龍和道司法戰 曾健超先輸一場

原文︰http://wknews.org/node/1112

有言在先︰筆者本身認識曾健超,亦曾旁聽本案部分審訊,因此既無意願、也無能力,就著曾健超一案提出甚麼獨立超然、不偏不倚的見解;筆者惟求文中觀點引述,皆有出處憑據,忠於事實,僅此而已。
2014年10月15日,警民在中區龍和道一帶戰鬥一夜,戰場從街道延伸至今天的特區法院。經過首回合的較量,曾健超以被告之身,被裁定用水潑向十一名警員襲警罪成,另外兩項阻差辦公同樣罪名成立,合共判監五星期。曾健超獲准保釋等候上訴。
從判罪、到量刑,主審裁判官羅德泉不止一次說,這件案件「有別於慣常」;實際上,單是一件裁判法院案件,也能夠做到在裁斷當天就將判詞上載到司法機構的網站,如此處理已經特別之至。撇除是否同意裁決不論,羅官這種較日常做法公開透明的安排,是值得肯定的。
控方舉證
在一般襲警或阻差案,指稱被襲的、被阻的警員,乃至負責拘捕疑犯的警務人員(arresting officer),均會出庭舉證並接受律師盤問;可是,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本案負責落案拘捕曾健超的那一群arresting officers,一個也沒有出庭,而由拘捕曾健超直至到達警署期間發生的事,一直被視為與本案爭議無關、不在本案審訊中討論的案情。此外,被淋水襲擊(法律上,淋水的確可以構成襲擊罪)的十一名警員,亦只提供書面證詞(包括對於液體味道的陳述)而沒有出庭。
另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發生襲警事件時,襲擊者是戴著眼罩與口罩的。根據控方案情,警員並非在疑犯淋水的當下,抓著現行犯,繼而確認他就是曾健超,而是由控方一號證人 (PW1)(即第一項阻差罪被「阻」者)看見有關位置附近一名男子手持水樽,看似想向下拋,於是喝令並制服他,而這名其後連番與警方糾纏的男子,就是曾健超。
在眾目睽睽之下液體襲警,茲事體大,用羅官的說法,是「是極大之侮辱及挑釁」,但控方檢控大員以其資深大律師之尊,居然覺得沒有必要說明一下,案中液體到底是甚麼︰沒有現場搜證(很可能是拘捕的CID人員忙於做另一件事,而忘卻了本份的蒐證工作)、沒有液體水樽衣服化驗的證據呈堂,甚至沒有舉證指曾健超手上的水樽是現場唯一可能裝載涉事液體的容器。
控方唯一能拿出來將曾健超與「淋液男」劃上等號的證據,就是警方拍下「淋液男」的片段,再加警方向亞洲電視索取的、拍下曾健超容貌的新聞片段,然後再由控方證人人肉確認兩堆片段時間連貫、人物衣著鬍鬚髮型相符,兩相對照,以此作為指證曾健超在場及與案相關的證據。
筆者真的很想知道,如此這麼時空交錯、事後「補飛」式、看衫看髮鬚不看五官的辨認證據(identification evidence),是否可以從此就代替嚴謹的認人手續或者現場拍攝蒐證程序,在刑事審訊殿堂上佔上一席之地。從警政、檢控角度,這大概是比成功治曾健超入罪更具開創意味的成就;但從日常參與辯護工作的筆者而言,這簡直是跟固有的刑事檢控程序,開一個胡鬧無比的玩笑。
罪成判刑
向警員淋水的罪狀招來五星期牢獄,不少業界民間人士已經指出,魔鬼早就存在於控罪選擇的關節上︰兩條襲警罪,一輕一重,較重一條更規定不得緩刑,控方挑重的一條起訴,明擺著是局限法官定罪後的量刑選擇,只有放於從嚴一側,較難考慮非監禁的選項。更何況,司法人員對示威抗爭者「襲警」情節不予同情,必予阻嚇刑罰以儆效尤,多年來路人皆見。
可是,羅官自己亦指出,案情類似的襲警案件並無量刑指引,要視乎個別案情而定。在正常量刑作業下,法官理應客觀衡量犯行本身嚴重性(culpability)、案件背景,乃至被告背景品格等因素。
羅官將本案放於案情嚴重一端,亦明言考慮了液體「有異味」的因素,從而斷定犯行構成對警員的「極大侮辱及挑釁」云云;但正如前述,控方根本沒有提出有關液體的獨立證據,辯方亦沒有機會盤問控方證人關於液體味道的書面陳述,以此作為量刑衡量因素,於規程實有所不合。此外,羅官引用兩宗案例,指出案例下被告吐口水襲警,不涉傷害仍難免牢獄之刑,但兩案被告的行徑嚴重程度明顯超出曾健超︰其中一宗,被告吐口水叫囂呼喊友伴加入包圍警員,另一宗則是被告聯同其他自稱三合會人士粗言恐嚇警員並吐口水。
在控方的案情下,曾健超一無指罵二無「拖馬」三無「撻朵」,而且液體性質亦缺控方佐證支持,羅官卻斷言潑液屬於「極大侮辱及挑釁」,只有監禁一途;加上法官既無拒絕接納曾健超的品格求情,但對一名無前科、無傷害、無威嚇的襲警被告處以五周監禁之刑,羅官實難怪支持曾健超的人士感到不服。
下一回合司法戰
旋踵而至的,就是七警開審之日,曾健超與警察角色互換,變身為PW1。先輸一場難免損及曾健超的士氣,但以筆者對他的認識,筆者毫不懷疑他將抖擻精神,投入下一場戰鬥。
不無諷刺的是,據傳媒引述消息,七警也可能用上「對手」曾用過的策略,照辦煮碗挑戰控方的辨認證據,尤其嘗試阻止新聞片段呈堂。事實上,針對七警的「公訴」程序(indictment),比檢控曾健超的簡易檢控程序,對控方證據的可信性及可靠性要求高得多,假若控方意圖沿用曾健超案時那種東拼西湊式的指認疑犯方法「交差」,根本無異於向被告們「鬆章」「讓賽」,人們務必仔細留意控方有否藉此機會放軟手腳。
不過,七警亦不見得就完全立於不敗之地。七名警員案發時是奉派到場執勤,而非像曾健超一般,是出於自行意願到場;曾在法律上毋須為他身處龍和道的言行提出解釋,但七警當更時的一舉一動、身處何方、有何行動、是否合法,必須親自或由行動指揮留有清晰記錄。只要控方秉公行事、沒有偏私,不難透過這些記錄印證七警的位置及行為(包括奉命的或實際的),或以此等記錄反詰涉事警員與同袍的不實之辭。筆者相信,經過多番提堂及預審程序後,控方理應在七警事發時的行蹤、舉動等爭議事項上,已經集齊所需證據,準備好在法庭上拼現出事實經過。
此外,由於曾健超在受審時行使緘默權,雖然未有機會提出對自己有利的證詞,但亦使七警辯護律師無法從上一案中的材料,尋隙質疑他的誠信;他可以從基本步開始,以清白證人之軀,在庭上陳述被告的行徑和他所受的傷害。
筆者再次說得明白︰我非中立。祝曾健超扳回一城,討回公道。

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死因庭裁定,希斯堡是「兇案」

廿七年又十二天的爭議、等待。

重開死因庭,六女三男組成陪審團,兩年內開庭二百七十九天,超過五百名證人、四千頁文件證據,是英國法制史上最長的陪審團審訊。

死因審裁官用二十六天時間向陪審團總結案情及提供指示,將十四條問題交付陪審團考慮。

陪審團其中一項主要結論,是九十六名死者,是「非法被殺 (unlawfully killed)」。這亦是陪審團唯一一項未能一致作出、而是以七比二大多數作出的結論。

那麼,他們是被誰所殺?結合審裁官的指示和陪審團的結論,基本已經指出了殺人指控的對象,就是慘劇當日的現場警方指揮官︰前南約克郡總警司杜肯菲爾德 (David Duckenfield)。審裁官就這方面向陪審團提出四層的指引︰

一、總警司是否對九十六名死者負有「謹慎責任 (duty of care)」;
二、他有否違反這「謹慎責任」;
三、是否由於他違反這「謹慎責任」而導致九十六人死亡;及
四、違反「謹慎責任」並導致死亡的情況,達到「嚴重疏忽 (gross negligence)」的程度。

在法律上,如果「嚴重疏忽」造成死亡,已經構成「誤殺」。

死因庭在回答其他問題時,亦提出他們對於警方各種行動舉措的批評,包括︰整個行動指令本身有重大缺漏、對於涉事一邊看台人群聚集的反應太慢且欠缺協調、封路及引導人群措施徒添混亂、決定開閘放人入場前沒有考慮球迷走向,以及決定前毫無預警等。

換言之,死因庭的結論,其實是變相指控,杜肯菲爾德前總警司,是涉嫌誤殺九十六人的疑兇;在司法程序的正式紀錄下,希斯堡慘劇,再不單單是甚麼「球場人群事故」、「公共秩序事件」,而是一宗兇殺案 (homicide)。

事實上,這並非第一次在司法層面就希斯堡事件提出兇殺案的處置。1998 年,家屬團體對總警司及其另一名下屬提出私人檢控,起訴兩人合共兩項誤殺罪、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案件交付列斯市皇室法院由陪審團審訊,下屬在 2000 年獲裁定無罪,而針對杜肯菲爾德則未能達成裁決,法官解散陪審團後,以「被告不能獲公正審訊」為由,下令「擱置法律程序 (stay of proceedings)」。這亦是迄今以來,唯一曾經就希斯堡展開過的刑事檢控程序。

一般從新聞看到這句 stay of proceedings,都好像是說這是永久生效、不可能重新開案似的。但在目前英國法律下,是有可能撤銷擱置令、重啟刑事檢控的。

目前兩項針對希斯堡事件的平行刑事調查,亦預計將在今年內完結︰由內政部下令展開的「解惑行動 (Operation Resolve)」,針對比賽當日以至事件前個別人士及單位組織的責任進行調查;英國監警會 (IPCC) 則集中調查多支涉事警隊 —— 包括現場處理的南約克郡警隊、協助官方調查的西米特蘭警隊,及部分涉事警官其後調派加入的西約克郡警務處 —— 在事件後的處理,包括搜證、警員供詞,以至有否涉及不當監視家屬等。

檢控部門亦已經表明,經審視兩項調查所搜集的證據後,會考慮重新提出刑事檢控。

隨著死因庭的最新結論,已經在刑事程序走過一回的杜肯菲爾德前總警司,無疑是最大的焦點;但他、以至其他涉事警官、個人、組織等,幾可肯定亦會透過法律團隊,展開漫長的司法對抗,反對重啟誤殺(或其他罪名)的檢控。

此所以,九十六人與他們的家人、支持者,已經在死因庭爭來姍姍來遲的正名結論;但要真正討回公道,仍得克服法律角力場上的重重關卡。

2016年3月24日 星期四

【小說?】Whatsapp 悔婚下集︰有人失蹤了

「Charles,你負責這一單,差佬叫我地個客協助調查,人口失蹤,佢話想搵律師陪,你搵個大狀陪佢吧。」大狀、客人依約到齊,一行人進入西九總部。

客人話同失蹤者係多年死黨,對上一次聯絡係半個月前的事,成班朋友約埋上去失蹤者屋企鋤 Dee 打邊爐;失蹤者父母個幾星期前開始打極電話都搵唔到個仔,上佢公司發現佢已經冇返個幾星期工,公司正準備出信炒佢;開鎖匙上佢屋企,發現成地花生殼、啤酒樽、玻璃碎,但係阿仔的所有衣服、行李,甚至連阿仔部手機都仍然在屋企,覺得有可疑,於是報警,報警前亦有通知佢的朋友,包括我地個客。

阿蛇問︰打完邊爐之後,你仲有冇見過失蹤者?經大狀建議,客人決定話「我冇嘢講」;阿蛇進一步問︰我地知道,你其實有聯絡過失蹤者,幾時?傾過乜?客人入警署之前已經指示過,關於電話、whatsapp 或者電郵,因為牽涉其他私隱嘢,佢唔想畀警察知,客人亦繼續話「唔想講」。簽完口供,走得。

兩日後,長假期前夕,基層工人基本毫無工作意欲,點知客人打來話,警察又要求佢協助調查,不過今次,係重案。原班人馬再次抵達西九總部。

問過入境處,冇失蹤者出境紀錄;阿蛇話,「我地已經知道你曾經同失蹤者仲有其他人 whatsapp 左成晚,仲不歡而散;我仲知你條仆街搞人地阿嫂添,係咪呀,Fredi?」

基層工人同大狀都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 …… 我心諗︰Fredi?搞阿嫂?唔係去新金莎係嘛?大狀鎮定過來後,就要求畀客人單獨同律師傾先;客人反而話︰唔駛,我 ok,總之我冇犯過法,而家我冇嘢要瞞,繼續啦。

的確,眼前呢位客人,就係 Fredi;而失蹤者,不是別人,正是 King,即是「洗左(套西裝)luuu」的洩密者。之後的對答,基本就係阿蛇不斷推敲案情,包括 Fredi 是咪因為 King 將佢同準新娘 Kathy 的醜事公告天下而懷恨在心,已經殺死 King;Fredi 除左對一些太離譜的推斷(「你係咪叫埋 Patrick 幫手肢解左佢喇」)忍唔住回一句「黐線」之外,絕大部分情況都按照大狀的建議表示「我冇嘢講」。

一個上午之後,重案亦無計可施,因為其實連 King 係咪真係死左都冇證據證明,所以又係只能夠放佢走,加多句「我地會保留起訴權利」。

就基層工人同大狀來講,由於 Fredi 一開始已經指示,佢真係一直冇見過阿 King,我地亦冇必要深究佢到底係咪真係知道佢下落(甚至殺左佢);不過,慎重起見,我地都建議同 Fredi 開次會,佢亦同意,所以就上左 chambers 傾多陣。

Fredi 話,那個成為城中熱話的 whatsapp 討論,其實就係發生在打邊爐之後的一晚;正是在鋤 Dee 烚下烚下時,Simon 撩起大家來個 single party,Patrick 又覺得 Kathy 可以叫姊妹去旅行佢都要玩番夠本,所以大家才在兄弟姐妹團 whatsapp 中講起,點知一發不可收拾。

Fredi 強調,佢冇做過任何傷天害理、害阿 King 的事,whatsapp 鬧完之後,婚禮都已經告吹,成班兄弟根本冇心情再見面或者玩,而佢自己當然更冇面見班朋友,所以佢真係完全冇再見過 King,更莫講話會知佢去左邊;至於佢同 Kathy 之間的事,佢覺得同件案冇關,佢唔想提,而大狀同基層工人都覺得,我地冇需要知。會面就此作罷。

放完長假回來,Fredi 在假期中 send 來電郵,話已經搵返阿 King,要求我地協助銷案。我地當然要先見一見 King,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

原來,whatsapp 大鬧,除了當事人喜事辦不成,另一位傷心人,就係 King,佢本來想趁幫手婚禮的機會,接近暗戀多年的 Panny,甚至希望有機會表白。婚禮取消,King 亦感到無奈,佢一度鼓起勇氣,想約會 Panny 正式展開攻勢。只可惜,由於冇標準工時,要問阿姐拎假都好煩的 Panny,甚至連相睇晚飯的時間都冇。King 多次相約未能成事,自忖係咪太差所以食檸檬,在家中醉酒吃花生消愁,萬念俱灰,認定係 Kathy 劈腿壞佢好事,所以將 whatsapp 吵鬧內容公諸於世,繼而連電話都唔帶,就離家避世去了。

離家期間,某一晚佢落到赫德道酒吧買醉,聽見其他酒客興奮談論 Kathy 與 Patrick 之事,先知道已經鬧得滿城風雨,心想與其頹廢度日,不如搵事件的始作俑者,問個明白;就係 Fredi 離開重案當晚深宵,King 摸上 Fredi 屋企,Fredi 起初連門都唔敢應,後來確認佢的確尚在陽間,就開門請進,任由 King 狂揍猛打後,King 就醉倒在 Fredi 的家中,瞓著了。

案件既結,基層工人心中正為自己居然會扯上如此鬧劇而嘖嘖稱奇,電話又響起︰

「你好,我想問民事追討的。我個女同佢男朋友結唔成婚,佢話個男人對唔住佢,我想向個男人追返借畀佢那五十萬 ……」

2016年3月17日 星期四

當記者被指「篤灰」— 向林彥邦請教

著名新聞工作者林彥邦先生的鴻文為記者們抱不平,寄語反政府一方不要變得像「藍絲」一般敵視傳媒。文中提出的一些觀察,其實頗能切中爭議要害,筆者固非從事新聞工作,但仍希望趁機向林先生以至其他新聞專業人士討教。

林先生在文中回應了坊間對於記者在二月「暴動」後對於記者們的批評,包括有記者因為在「暴動」案提堂後憑藉公開資料登門造訪疑犯而受指責,以及網民譴責記者「篤灰」等;林先生並質疑,對記者們的責難,無非是攸關「利害問題」、「希望傳媒成為自己的工具」,甚至是「低級至極的輸打贏要」。

如果將二月「暴動」乃至近年來屢見不鮮的黃藍對峙、警民衝突,一律歸類為涉及刑事的公共事件來觀察,記者的而且確在這些涉及公眾利益與知情權的事件上,有身處現場、報道真相的重任;但筆者卻認為,林先生從「疑犯個人資料屬法庭公開資訊」就推論到登門造訪不算侵犯私隱,卻又似有不妥之處。

誠然,除非被告是未成年,或者有特別理由經法院頒令匿名,刑事被告的姓名在審訊案件表上是公開的,但亦僅此而已;即使由於「暴動」案本身的特定原因,部分被告的住址在提堂過程中進入公眾領域,但個人資料的使用,從來都要考慮多種因素,不單是取得個人資料的過程是否恰當,更包括資料的用途是否正當、合理與公平。

筆者很想問,是否用一句「新聞自由」或者「報道法庭案件」,就足以合理化所有觸及被訪者私生活的報道方式;尤其如果被訪者本身就是正在進行的訴訟(特別是刑事訴訟)一方,潛在造成的影響實在不能低估。在筆者看來,所謂「讓義士宣揚理念」,說穿了,還不是想從被告口中套出更多有關案件的報道。

坦白說,以筆者的經驗,如果老闆正在一宗萬眾注目的案件代表被告,老闆恐怕有兩句不說不可的告誡︰「別跟記者說話」,還有「社交網站也不要上吧」。被告即使不是面對警察,而是記者,由他們在公共領域自願說出、對自己不利的陳述,一樣有成為控方呈堂證據的機會;記者們是否全然不用考慮,即使案件不是有陪審團參與的公訴,他們抓著被告在受訪時說出的片言隻語,放大報道,其實亦很可能損害訴訟公平呢?我就不信記者們會如此「公道」,在訪問被告前先溫馨提示對方「你有權保持緘默或者要求律師在場」吧。

對於一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登門追訪,新聞價值何在呢?就算有,是否值得為此而凌駕甚至貶損被告應有的訴訟公平權利?

筆者絕不是無底線地支持「義士」那種人。用破樽襲擊拍攝的記者,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野蠻行徑;筆者亦認同林先生所言,近距離拍攝縱火、損壞公物以至襲警的行為,其實無異於記者們完整記錄「七警」和朱經緯的行為。筆者自忖不是像林先生所指那種搬動龍門的人。

但看事情總不能抽空比較而脫離現實。若論阻撓傳媒訪問的「板斧」,只怕即使示威者用上更多玻璃樽,也及不上警察、政府哪怕百分之一。起碼,「勇武派」不會有能耐設立一個有約束力的「採訪區」,「義士」亦絕對沒有搜查記者背包的權力;設想一下,如果添馬公園的「七警」或者其他警察,發現記者正在拍攝,事情的發展、記者的下場會如何,怕且比年初二凌晨嚴重得多,甚至去到一個我們想也不敢想的地步。

筆者還有另一重更大的憂慮︰「七警」也好,「魚蛋」也好,在網站即時新聞橫空出世以後,新聞工作與檢控行動之間的界線,已變得更加模糊。從前,實時紀錄「罪案」經過的片段,即使有重大新聞價值也好,亦只會在每天數次的新聞報道中出現,莫說是公眾,就連警檢當局也很難隨時取得;即使片段可能有重大的調查和刑事價值,當局亦必須先向法院申請,更要說服法庭,取用這些材料作刑事用途,是符合公眾利益的,方可取得手令獲得這些片段。

但時至今日,新聞機構在拍得事涉重大案件的片段後,往往在數分鐘內,已經會放上網站,任由各界觀看下載;新聞機構既可標明「足本無加工」,又可以憑編採的意願加以「二創」。但無論如何,目前的客觀現實就是,遠在刑檢方面開案蒐證之前,公眾領域中流傳的片段、資料,可能已經比當局掌握的更多、更快;一如最近年半以來的情況,控方完全可以直接取用這些網上新聞的材料作為呈堂證據,連申請的環節也省回;更嚴重的後果是,案件還未開審,公眾(可能亦包括記者們)透過這些資料,就自信滿滿地認定︰我已經知道案件的是非對錯。

筆者再重申︰用暴力阻撓記者採訪,不能接受;但記者們恐怕亦不得不承認,即使警察連人也未拘捕、律政司連 file 皮也未接到,記者的採訪工作,與控方的拍片蒐證,實質上已經二合為一。

正如被告從來也有權在面對執法者或者檢控人員時保持緘默一樣,如果被拍者沒有用暴力、沒有損壞新聞機構的財物,遮擋著那個名為採訪實為有九成九機會被控方所用的「鏡頭」,筆者起碼到現在仍想不通,這當中有甚麼「荒天下之大謬」,仍望林先生或者其他專業人士可以就此解惑。

總括而言,筆者完全理解林先生所指記者工作之艱難,但同時亦相信,在這個既紛亂又資訊爆炸的新時代,新聞界本身同樣有責任,反思如何回應現實的轉變,在做好報道工作之餘,不會損害一些與新聞自由無分高低的重要價值。

2016年2月15日 星期一

「法律界路人甲」約見律政司

先來一道處境題。

你是刑事律師,你的當事人被控「非禮」。在首度提堂時,控方申請押後案件讓警方進一步調查,而律政司亦需要預備法律意見,暫時未決定會將案件移交更高級法院還是留在裁判法院,亦毋須被告現階段答辯是否認罪;法庭同意案件押後八星期,期間被告可以保釋。

就在提堂的第二天,突然有一群自稱關心「風化案」和「女性權益」的律師,一行八人,浩浩蕩蕩衝上中環律政中心,說要向律政司司長表達對於案件的關注云云;而,司長又真的接見了他們。

八名律師與司長的部分對答包括︰—

律師 A︰「我們必須維護法治和秩序!」
律師 B︰「非禮案對社會百害而無一利!一宗都嫌多!」
律師 C︰「現在婦女們上街都提心吊膽了!」
司長︰「我們會考慮加控其他罪名 …… 我對敝司上下充滿信心,必將所有色魔繩之於法!」

八名律師行程的下一站,是去探望案中的受害人(亦即是潛在的控方 1 號證人),表達對受害人的支持。

你後來獲悉這一切。你覺得,這件案還可以如何辯護下去?

在庭上,控方明明說案件「還需要進一步調查」,但作為控方上司、為檢控負責,包括要決定控以何等罪名、在哪一級法院起訴的律政司司長,原來在考慮警方提交的證據以外,還會聽取其他根本與案件無關人士(還要是律師!)的陳述;

在庭上,控方曾表示會再提供「法律意見」,一如前述,一些對於雙方立場有明顯取向、但又並非代表任何一方的律師,是可以在控方準備法律意見的過程中「加把口」的;反之,律政司卻沒有責任,同時在庭外聽取考慮辯方(或者立場類同於辯方者)的意見;

更要命的是,當八位律師在密室跟律政司司長談得愉快以後,他們居然就逕自去找 PW1 談話,若說控方就透過這八人,算是建立了跟控方證人某程度的接觸,恐怕也不算是不合理的推斷吧。

為刑事檢控程序而言,發生以上三者,還不夠離譜嗎?

沒錯,上述的處境題,其實並非全然虛構,現實上確有雷同,就是在「旺角暴動案」提堂後,包括簡家驄、何君堯、彭韻僖、陳永良(再提一次,即代表七警的律師)等八名律師,隨即約見袁國強會面,還要探望事件中受傷的警察。至於上述設計對白與現實是否相像,大家看過何君堯律師的 Facebook Post 後自能判斷。

試把角色處境倒過來︰要是關注警方濫權的團體,也來一次約見袁國強,要求律政司要嚴懲七警、加控罪名,會面後又去探望曾健超表示支持,我敢保證,七警代表律師會第一時間以控方不公為由,申請案件中止聆訊(當然,律政司會安排會面的機會,等於零)。

就「暴動」案而言,尚有值得留意的一點︰首批提控的三十七人中,起碼一人已經被改控較輕的「非法集結」罪,換言之,在日後警方深入調查、律政司詳閱案件的過程中,部分其他被告可能同樣獲改控較輕罪名、以守行為處理,甚至因證據不足而撤控,並非全然不可能的發展;但經過律政司司長聽取八位「法律界路人甲」的陳述,再配合司長「殺氣騰騰」的聲明,公眾如何有信心,律政司會依然秉持 presumed innocent 的精神,客觀審視法理、證據,對每一件案件作出適當的決定?

相比起磚頭、木棍,對法治造成更大戕害的,反而是這些從檢控部門到法律界人士,一點一滴、日積月累地「做壞規矩」、磨蝕正當程序的舉措。

2015年12月11日 星期五

黑警濫權又一招︰騙取搜查令

前高級警員劉偉文因在協助財務公司老闆追債的過程中,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偽證罪及妨礙司法公正罪,經認罪後在區域法院被判入獄兩年。各項罪名本身固然已夠嚴重,但從判刑理由中所見,這名前警員的犯行,實在有夠觸目驚心的。

簡言之,財務公司東主入稟向就前警員討債,前警員於是向廉署自首,抖出自己過往與財務公司東主勾結的細節;廉署據此落案檢控前警員四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一項偽證罪及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而財務公司東主和其他高層亦已經被捕,但他們在警誡下沒有招認。

在四項公職人員失當罪下,前警員被指按照財務公司東主的要求,先後以警方九龍城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即前警員案發時所在單位)的名義,發信予煤氣公司及中電,以及向入境處和房屋署發出政府部門間的便箋 (memo),索取不同「債仔」的個人資料,再將資料轉交給財務公司東主使用。前警員發出的函件中,均提及子虛烏有的案件,訛稱事主涉案而要求機構或部門提供資料,當中更包括前警員在未經上司授權下簽署信件,或者誤導上司簽發要求提供資料的部門便箋;而機構或部門一見是警方的正式文書要求,不加思索就提供予前警員。

在偽證罪下,前警員更勞動法庭「幫一把」︰財務公司東主給前警員一個「債仔」的銀行戶口編號,前警員竟然走到沙田裁判法院裁判官席前,宣誓作證說「債仔」的戶口涉及一宗詐騙案的調查工作,要求取得針對銀行戶口的搜查令;儘管所謂詐騙案同樣純屬虛構,前警員仍自裁判官處順利獲發搜查令,並拿著手令到銀行取得「債仔」的地址、身份證等資料,再交給財務公司東主。

在主審法官林嘉欣形容為最嚴重的「老妨」指控下,一名「債仔」用他與母親聯名的物業加按但斷供,「債仔」破產,財務公司東主先安排了「債仔」冒母親簽署簽立了賣樓協議,然後叫職員走到警署報案指「債仔」冒簽賣樓書,案件就交由前警員處理;前警員不但押著兒子回家搜屋,更遊說母親不要指證兒子偽冒簽名,又說服她只要肯賤價售樓,兒子就不會被檢控。最終,樓就是售出了。

以筆者在律師樓打工的經驗,為了私利而濫用翻查個人資料的機制,還要發生在警署的刑事調查人員當中,本身已經夠匪夷所思。筆者工作上經常需要索閱對家或者自己客戶的物業紀錄或者公司註冊記錄(即所謂「查冊」),亦經常要草擬索取個人資料的信件;但在筆者的公司,由於查冊費用需要入帳,每一筆查冊,都一定要提供相關檔案的詳情,讓會計人員有據可查,亦會不時向律師查證查冊是否確有需要;就算只是出一封信,檔案管理方面同樣會有記錄,所以很難從中作弊。筆者就是想不通,堂堂警區刑事單位,對於發出信件乃至索取敏感資料的監測,竟然連一所律師樓都不如。

最叫筆者憂心的,莫過於騙取搜查令那一部分了。儘管發出搜查手令是司法部門的工作,但在法院申請搜查令,完全只是警方單方面 (ex parte) 申請即可,裁判官全憑警方人員單方面的的證供,就會決定是否信納,搜查的目的是「相當可能對調查罪行有價值的」(《警隊條例》第 50(7) 條),從而批出相應的手令;而本案卻顯示,在這種被「調查」者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是一個普通員佐級人員,憑證杜撰的調查理據,居然也有獲得手令,查找完全沒有作奸犯科者個人資料的可能!

在警方公開讓市民查閱的《警察通例》中,亦只是規定了執行搜查令時警員要留意的規定(例如要告知被搜者有查閱手令內容的權利),或者按照搜查令取得的證物應該如何交由警署登記處理等,但未見有關如何申請及取得搜查令的規定;事實亦顯示,警員在欠缺監督下騙取一張搜查令,竟是如此的輕易。

法官在判刑時指出,前警員的偽證行為,「貶損了搜查令的莊重,亦降低了公眾整體對此等手令的尊重」;筆者倒覺得,真正的問題所在,是既然搜查令可憑藉欺騙而獲得,到底有多少手令,是真正由警方基於誠實公正的調查需要而申領;抑或根本在絕大部分情況,法庭不過是警察的橡皮圖章,只要警員「食生菜」,就會行禮如儀般發出手令,將公眾的隱私權及尊嚴完全暴露在警察濫權的威脅之下?

筆者更感心寒的是,案件宣判定讞已有一些時日,警方也好、監警會也好,立法會保安或者法律事務委員會也好,似乎無人對這極端嚴重的法治及人權議題,表達過一些憂慮,表示過一絲跟進處理的意圖。

2015年12月5日 星期六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而葉家寶不知自己是董事?

原文︰http://wknews.org/node/953

亞洲電視欠薪案,亞視本身作為法團被告,認罪後被判罰同類案件歷來最高罰款合共107萬元;勞工處亦以相同控罪票控身為公司執行董事的葉家寶,葉家寶抗辯後被主審裁判官裁定罪名成立,合共罰款15萬元。得悉判決的葉家寶一方面感謝各方支持,另一方面卻又為自己作為受薪者要為公司欠薪負刑責而「感到不解」,就連一直支持他的立法會議員兼法律學者梁美芬也質疑,法例應該有改善的地方云云。
的確,就欠薪罪而言,理應是將僱主視作檢控的對象。問題是,當僱主是一間公司、尤其是有獨立法人身份的有限公司的時候,法庭總不可能將一間公司押上被告席甚至丟進監獄裡去;與此同時,一所公司總得由不同的個人打理照料,它的一切決定,無論合法與否,亦需要由具有負責職權的個人作出。
因此根據法例,一旦發生欠薪的情況,一些理應涉及於欠薪事宜的個人,亦同樣需要為此情況負上刑事責任,使欠薪法例得以確實執行。《僱傭條例》第64B條就訂明,如果觸犯欠薪罪的僱主是法團公司,控方又能夠證明,欠薪是由於公司的「董事、經理、秘書、或其他類似人員」的「同意(consent)」或「縱容(connivance)」,或者可歸因於上述人員本身的「疏忽(neglect)」,上述人員就等同同樣觸犯欠薪罪。
高院原訟庭在「羅惠坡案」(裁判法院上訴2009年第888宗)中曾經解釋,《僱傭條例》將不少人涵蓋在要為僱主所犯罪行而一併受罰之列,這種「漁翁撒網模式(“blunderbuss” approach)」符合法例為僱員提供更廣泛保障的原意;該案中的被告抗辯指真正的僱主是法團公司,而不是他本人,但法院裁定他不但作為董事及股東,亦在公司實際決策中負起財務及行政責任,他本人甚至有權決定僱員解僱的事宜,因此他不能躲在公司的「法團面紗(“corporate veil”)」 之後,逃脫法律責任。
在另一宗「李鳳貞案」(裁判法院上訴2011年第662宗),原訟庭解釋說,第 64B 條內的「同意」、「縱容」或「疏忽」,是三種不同的情況,而條例既沒有為三者下定義,法庭只需用三詞通通常理解即可;案中被告曾抗辯指,自己一度「不認同」其他董事不發薪的決定,但法院裁決指,只要被告對該決定「知情而不阻撓」,已經足夠構成「縱容」,從而被定罪。
無論是葉家寶提出的疑問,抑或是梁美芬的附和,反映的根本不是甚麼法律上的漏洞問題,卻是二人對於「董事」應有的職份角色,似乎是茫然無知。無論是以股東身份兼任的董事、受薪的執董,還是相對獨立的非執董,每一名身負董事職務的人,就必須小心翼翼、誠心實意地為公司的決策及財政謀劃,並且為各式各樣為公司前途而作的決策行動負責,筆者以為這是一種常識;但看來,即使是學識淵博的議員,或者在一所具歷史、具規模機構參與重大職務的高層,原來還是會不明白董事職責之所在。他們大概以為,董事就是在名片上添一個 title、參與一下董事會舉手如儀就可,以致連公司欠薪如此大事,竟仍會有「董事受薪就不應有責」的想法。

2015年11月18日 星期三

七警案的 Alibi 打法

隨著七警案移交 (transfer) 區域法院的申請獲批,七警已經走完在東區法院的步驟,ESCC 3432/2015 這號碼亦將由另一個 DCCC 案件編號取代,而再無意義。本來是平平無奇的移交程序,卻由於辯方大律師向庭上提出「保留提出不在場證據 (alibi) 的權利」而引發波瀾。眾人紛紛議論質疑辯方立場荒謬,甚至懷疑案件背後有不可告人的安排設計。但筆者則認為,我們毋須太為辯方的舉動而緊張,這在刑事程序而言,不過是常見的合理舉措。

在電視劇或電影中,很多重大案件,例如殺人放火強姦,辯方經常會在刑事審訊中突然提出 alibi,製造劇情高潮吸引觀眾的眼球;但常理而言,如果一個被指控犯罪的人,事實上在所謂案發時間根本不在現場,他大可以盡快就讓控方及法庭知悉這方面的資訊,因為這明顯有助各方盡快澄清案情,終結從一開始就不應進行的檢控,更大大減省了法庭的時間。

以一件謀殺檢控為例,一個被告可能本身已經找來作不在場證明的證人,卻在審訊舉證時長篇大論地提出其他辯護理據,好像致命傷與被告無關,或者被告有可能是自衛殺人諸如此類,等到最後階段才突然傳召證人出來,作證說被告案發時不在場。就算此證本身屬實,其實已經大大浪費了法庭和控辯各方準備案件的時間;反而,法庭更有可能思疑,所謂 alibi 很可能不過是被告發覺自己其他自辯論點薄弱,才孤注一擲拿出來的救命稻草,因此對其可信性大打折扣。

此所以,在公訴案件(即由區院法官或者高院法官會同陪審團審訊的案件),被告不能失驚無神就提出 alibi,反而有一套規定辯方在規定時間內「通知 (notice)」法庭將會引用 alibi 的規則。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65D 條,就區院案件而言,辯方必須在審訊開始前不少於十天,提出有關援引 alibi 的通知,這亦是七警案中錢禮主任裁判官給予辯方的標準指示的一部分。

更要留意的是,跟一般刑事或民事程序中行文較簡單的「通知書」不同,法例訂明辯方發出的這份「通知」內,是要包括被告不在案發現場的「詳情 (particulars of the alibi)」,此所以辯方不能場簡單一句「被告將會舉證提出 alibi」就了事,而是必須在限期前,提交較詳細的不在現場描述,例如包括被告在案發前後特定時間時的位置,或者其他反映控方案情指涉時間內,被告不可能在現場附近的陳述等。

此外,如果被告希望傳召證人作為 alibi,通知書內更加要詳細交代證人的姓名或地址,或者其他有助尋找此證人的關鍵資料(例如可能是某某店舖的店員,或者某某車牌的士的司機等),辯方才可以傳召這證人出庭作證;此外,如果通知書內來不及提供該等姓名或地址,辯方仍然有責任繼續盡力尋找有關的資料,並且提供予控方及法庭。

在區院的刑事審訊中,辯方要提出 alibi 通知,可以在限期前用書面向控方提出,亦可以選擇在裁判官批准移交區院時提出;但在七警案,辯方尚未提出有關 alibi 的 particulars,因此未算已經提出符合法例要求的「通知」,仍需要在開審前十日準備妥當。這可視為辯方預留一手,免得日後被控方指責用 alibi「突襲」的保險做法。至於辯方是否果真提出 alibi,仍要視乎後續的發展。

筆者認為,單以審訊技巧而言,辯方的這種策略其實亦算合理。從新聞片段以及過往報道所見,曾健超被襲時根本難以辨認出施襲警員,加上警方其後用相當「優惠」嫌疑人的方式安排認人,控方很大機會不能依靠任何辨認被告的證據 (identification evidence),來證明被告的確在場,這情況下,辯方自然會保留日後就七人是否在場展開抗辯的權利。

另外,控方同樣有權搜集反駁辯方 alibi 的證據,更可以「搶先一步」在辯方提出 alibi 以前已經提交「封後門」。辯方預早通知保留 alibi 權利的另一個效果,就是促使控方重頭再檢視自己手上的證據,特別是將被告與現場連繫起來的材料;一旦控方自忖這方面確有疏漏之處,從而盡早撤控,辯方就可收不戰而勝之效。

所以,七警的大律師提出保留 alibi 權利,只是辯護策略的正常行使,本身不一定隱藏著甚麼任何不可告人的陰謀。

順帶一提︰提出 alibi 要預作通知的規定,只適用於公訴案件;一般裁判法院以簡易程序審訊的刑事案,被告毋須提出特定通知,就可以在審訊過程中援引 alibi 的人證物證。

2015年11月11日 星期三

城邦建國文宣,抖出選舉法違憲

油尖旺櫻桃選區 (E09) 候選人中出羊子 # 嘗試使用選舉事務處的免費郵遞政綱服務時,被選舉事務處指其選舉郵件中包含「抵觸《基本法》」的內容而拒絕郵寄。事實上,按照選舉處回覆中出羊子的信件,選舉處除可能拒絕郵遞、再援引選舉法例的規定而全數照收郵資之餘,更可能治他以違反參選時所作的「擁護《基本法》」聲明的罪行,最高可被罰款 5,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

選舉事務處如此審查 (censor) 選舉文宣,真的合法嗎?合憲嗎?

先從作為安排免費郵遞法律依據的《區議會選舉程序規例》第 102 條說起。第 102(2) 條訂明對於使用選舉免費郵遞郵件的限制,即必須︰a) 在香港郵寄;b) 只載有與候選人參選有關選舉相關的物料,以及符合其他有關重量尺寸的限制。換言之,法例下唯一與選舉郵件內容相關的規定,就是這些內容必須「與候選人參選有關選舉相關 (relating only to the candidate's candidature at the election concerned)」。看倌們看到當中有《基本法》三個字嗎?筆者就看不到了。

選舉處的回覆亦有提出另一些說法,例如說「郵政署及選舉事務處 …… 不應協助及推行 [ 令選舉程序被濫用及/或牽涉非法 ] 行為」,而的確,《郵政署條例》第 12 條授權郵政署署長,可以在「有理由相信任何郵包裝載任何在法律上不可藉郵遞寄送的東西,或裝載任何東西而有人已經或正在就該東西或藉著該東西犯或企圖犯任何罪行」的情況下,開啟或延遲處理這些郵包郵件。

選舉處大概是想說,中出羊子這些材料本身已經非法,所以就算選舉法例沒有寫明,不准為候選人郵寄違反《基本法》的東西,但郵政署本來就有截留這類物件的權力;但很明顯,這說法絕不可能成立。目前香港任何人要在本地彼此郵寄一些載有挑戰《基本法》有關領土主權論述的材料,只要不涉煽惑即時明顯的暴力付諸行動,根本沒有任何違法的可能,郵政署絕無任何理據截留郵件妨礙資訊流通。

選舉處唯一可將中出羊子文宣認定為非法的一點,就是它們不是一般的「建國」文字,而是出現在選舉過程,因而違背了他參選時的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聲明,僅此而已。換言之,被指構成「非法」的事由,是建基於候選人自己在參選時聲明擁護《基本法》,但又在選舉宣傳中提出不合於《基本法》的提述。

但如此一來,選舉處在指控文宣「非法」的同時,其實同時確認了文宣內容本身與這份作為參選文件的「擁護聲明」的「關係」了,此所以,選舉處其實變相認同,這堆內容,根本就與中出羊子的參選「相關 (relating)」;亦即是,選舉處反而依法有責任予以投遞給選民!

當然,我們甚至應該進一步尋根究柢,就是選舉處應否有權作如此明張目膽的政治審查,甚或可能如他們自己所言,要用刑事程序追究中出羊子。正如上文所述,文宣不過關的唯一前提,就是文宣內容(連結到中出羊子自己的參選聲明)是「非法」,連帶提出文宣的候選人自己也犯了官非。如此一來,罪行詳情就很可能是︰

「中出羊子,你被控於 2015 年 11 月 22 日進行投票的區議會選舉中,作出明知為虛假的陳述,即明示你本人會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但在選舉期間作出違背《基本法》及聲明內容的行為,即提出不符合《基本法》有關國家領土及主權內容的選舉文宣。」

請告訴我,在 21 世紀,一個國際大都會,一個國際人權法生效並載入憲法的司法區,提出如此這般的刑事訴狀,這,如果也不算是政治罪,那到底甚麼才是?

如果透過一紙所謂「效忠聲明」,就可以將不合於《基本法》論述的選舉政綱或者訴求列為非法,第一個客觀效果,無疑就是將候選人對於主權、領土、憲法的態度,列為能否入場參選的首要篩選考慮;第二個客觀效果,就是迫使候選人自我設限,為了免遭刁難或檢控,而避免提出某些主題的政綱主張,以免誤踏雷區。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一個選舉出現上述兩大效果,它有何可能會符合《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它怎可能沒有侵犯香港公民根據《人權法案》第 15 條所享有的思想自由、第 16 條的表達自由,還有第 21 條的公民選舉及被選舉自由?

大概,中出羊子仍可能敗選,但亦已經有充分理據,提出選舉呈請挑戰選舉結果,甚至從根本上提請司法覆核,要求法院宣告選舉法下要求候選人作效忠聲明的規定,屬於完全違憲,而且嚴重侵犯基本人權。


# 同區其餘候選人有林浩揚及鐘澤暉

2015年11月10日 星期二

「郭靖」被斬案上訴終院 釐清「夥同犯罪」爭議

四年前屯門一宗黑幫仇殺案,外號「郭靖」的十八歲青年命喪敵對派系的刀下。案中其中一名被告陳錦成,經陪審團審訊後被裁定謀殺罪名成立,依例判終身監禁;法援署指派吳靄儀大律師代表陳提出上訴,今年六月被上訴庭駁回,但日前上訴庭接納陳錦成一方書面陳詞申請,確認本案裁決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的法律論點 (points of great and general importance)」,批准提交終審庭作最終裁定。

案情指,死者郭衍靖於2011年12月5日子夜時分在屯門被四至五名刀手襲擊,更被人駕駛七人車先撞倒、後輾過,他在當日清晨傷重不治。事發時在現場的另一黃姓幫派成員,在 2013 年初承認誤殺罪,獲控方接納,法庭並信納他自辯指,自己全程沒參與襲擊之餘,事前亦不知悉一干「兄弟」到場是有意嚴重傷害死者,因此輕判其入獄六年。

到綽號「乳牛」的陳錦成被控謀殺罪受審時,控方主要證據則來自一名臥底探員。據這位「無間道」指證,在兇案發生十一天後,他跟「乳牛」以及其他「兄弟」聚會,席間「乳牛」表示,當時本派的「大佬」「吹雞」,要追斬「郭靖」所屬派系的成員,「乳牛」於是持刀登上本派的其中一部車,出發「搜索敵軍」。

探員進一步作供指,當「乳牛」與同伙收風說「戰鬥」已經開始、並隨即坐車抵達現場時,「郭靖」已經重傷倒地,「乳牛」表示他與車上同伙所能做的,就是將現場「參戰」的同伙接上車離開。

正如很多黑幫傷人及仇殺案,控方在本案同樣用上「夥同犯罪 (joint enterprise)」的概念提出檢控,在這概念下,只要一群人有共同的參與干犯罪行目的,即使其中一人只是從事本身不構成違法的行為,例如去五金店買刀、「睇水」或者駕車,但只要這人與其他實際施毒手的人,都懷有同樣的意圖,那麼前者就同樣有罪。

本案的主審法官,用以下方式引導陪審團︰「要裁定被告謀殺罪成立,你們必須確定︰

1. 被告與襲擊及用刀斬傷死者的人,是同一群體;
2. 在案發時,整個群體的人有意圖殺害死者或對他造成嚴重傷害(即具有謀殺罪的犯罪意念 (mens rea));
3. 該等襲擊或斬傷,是引致死者死亡的重要因素;
4. 被告有意圖地參與在襲擊的過程中;及
5. 在被告如參與襲擊過程時,他有意圖使死者因該等襲擊或斬傷而被殺或受嚴重傷害,而且該等襲擊或斬傷是不合法的。」

法官並進一步指出,陪審團要決定,當被告持刀登車前往現場時,他的意圖到底是甚麼。

在陪審團以大比數裁定罪名成立後,吳靄儀大律師提出上訴理據,除質疑原審法官接納臥底的證供外,亦認為法官在 joint enterprise 的問題上錯誤引導陪審團。吳陳詞指,控方的案情根本不能證明被告有任何「協助或慫使 (assist or encourage)」實際襲擊死者的行為;而本案被告的情況亦有異於一般的夥同犯罪,因為就殺害死者的「致罪行為 (actus reus)」而言,控方完全不能證明被告在當中有任何角色。然而,上訴庭認為法官的引導並無問題,陪審團據此而得出被告有夥同參與謀殺的結論,亦應維持。

吳靄儀大律師再提出上訴至終審庭的申請,並總結出以下的法律觀點爭議︰

1. 在以下情況下,被告 D 能否以夥同其他人犯罪,被裁定謀殺 X 成立︰—

a. D 在構成謀殺 X 的致罪行為 (actus reus) 中,並無角色,亦非主犯 (principal);
b. D 並無任何說服、慫使、協助或鼓勵行為,因而並非從犯 (accessory);及
c. 謀殺 X 的行為,並非「附生於 (parasitic)」D 與其他人所犯的其他罪行的過程中。

2. 若 D 以夥同其他人犯罪而被指控謀殺 X,而其定罪基礎是指 D 參與一項犯罪行為的「約定 (agreement)」,D 並且採行一些步驟去推動 (to further) 這夥同犯罪,是否只有出現以下情況,即是︰—

a. 該「夥同犯罪」正正就是謀殺 X;
b. 「犯罪行為的『約定 (agreement)』」即一項謀殺 X 的約定(而不是純粹故意出發尋找一群特定群體的成員,並在一旦找到這些人時就施以攻擊);及
c. D 從事一些行為去推動這項謀殺 X 的約定,從而參與其中,

才能夠裁定 D 罪名成立。

上訴庭接受這些法律爭議,作為終審上訴的基礎。案件將擇日在終審庭聆訊。

換言之,辯方的立場,是要求法院裁定,只有證明到被告的行為確實是參與在一項特定地針對死者的謀殺計劃當中,或者他對於實際殺害死者或與其死亡相關的特定行為有所涉及(例如在場、安排致其於死的兇器、協助逃走等),才可以夥同犯罪的理由裁定被告罪成。

至於控方,則斷言整個「找出對家門生來劈」的「吹雞」,已經足以是一整套「夥同犯罪」的約定;被告本身就扮演類似「行刑隊員」的角色,只不過他那一隊人欠運,沒有找著特定目標,但同樣應該為整個計劃內的死者負刑責。

最終 joint enterprise 的法律如何規定及應用,還待終審庭的分解。

2015年10月18日 星期日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兩案「交叉」,公平何在?

原文︰http://wknews.org/node/907

「七警」移送司法,千不選萬不選,偏偏就選在事發剛好一年當天,卻還要有更加戲劇性的鋪墊,就是率先致電預約拘捕曾健超,提控他一項牽涉十一名「遇襲警員」的襲警罪,以及四項阻差辦公罪。律政司司長罕有地連續兩日向傳媒解畫,反覆申述將兩案八名被告同日落charge,兼而安排同日(10月19日下午)在法院提堂(mention),是為了確保「公平」云云。
觀乎近一年來多宗「傘運」或者「光復」相關案件的檢控情況,控方作證警員被主審法官指斥「謊話連篇」有之、庭外與他人煲煙串供有之,甚至連本應提交辯方的相片也一度不知所蹤亦有之,但至今仍未有任何一名警員,曾經因為偽證而遭受調查檢控,現在從袁司長口中說處理曾健超與七警如何「公平」,本身的說服力已經毋庸置疑。
據了解,直到星期四(10月15日)才得知自己將要在四天後面對提控、甚至可能要答辯(plea)是否認罪的曾健超,在下午正式落案時,卻連案情資料也欠奉,反倒是數小時後由律政司發放的新聞稿,居然提供了甚為清晰詳細、幾乎可搬字過紙成為曾案「案情摘要(brief facts)」的資料,袁司長侃侃而談「公平」二字,其娛樂性實在可媲美子華神的「棟篤笑」。
律政司新聞稿中又有這麼一句︰「曾健超涉嫌襲擊的警員並不是涉嫌襲擊曾健超的七名警員(The police officers whom Mr Tsang had allegedly assaulted are different from the seven police officers who had allegedly assaulted Mr Tsang.)」按照律政司這句蠻有「麥太」風格的陳述,曾案中涉嫌「遇襲」的十一警,和涉嫌「有意圖而嚴重傷害」曾健超的七警,是兩群完全不同的警察,但句子並沒有將其後涉嫌「被阻」的四警和七警區別開來,筆者暫且推論,就控方在兩案各自的案情而言,七警中其中四人,就是在花槽上涉嫌「被阻」的四警。
如果推論沒錯,起碼就其中四名警察而言,情況或許會有點像較早前長毛 vs 「保衛香港運動」郭綺華的兩宗案件。在毛 vs 郭的事件中,兩人在各自案件中既為被告,亦同時是對方案件的PW1,於是雙方案情需要處理的,就包括誰先動手、誰是自衛的事實問題,最終法院在兩案中分別裁定的事實,就是郭氏先衝向長毛,但長毛打中郭的面部,反應超出了「正當自衛」的需要;另一方面,郭氏及後再打向長毛背部,就是明顯的報復而非自衛,於是兩人同樣普通襲擊罪成,同樣被罰三千(案件可能會有進一步上訴,且看日後發展)。
至於 4/7 警 vs 曾健超,情況有別的是,現在案情不是指「四警」跟曾健超互摑互拍,卻是指涉兩宗發生時間有明顯先後的獨立事件︰先是四名警員以曾健超涉嫌用液體襲十一警,而意圖制服他時所發生的事,然後就是加入另外三名警員後,七人對著曾健超時所發生的事。換言之,四警拘捕制服曾健超的行動舉措是否合法,跟他們(聯同另外三警)及後如何對待曾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由。簡單而言,假設警員是在合法的拘捕行動中受阻,這並不是後來警員對被捕者有意圖地施以嚴重傷害的抗辯理由;同樣道理,即使證實被捕者曾被拘捕警員虐打,他在前一階段是否合法拒捕,仍是另一個要獨立處理的事實爭議。
正如不少法律界人士及學者已經指出,由於律政司已經決定將七警案移交區域法院公訴,曾健超的案件則留在裁判法院以簡易程序審訊,兩級法院處理案件肯定一先一後分途而行,如何確保兩宗很大機會不同時間開審的案件,前案的審理過程和證供,不會對後案的被告不公,是很大的挑戰,卻並非難以恰當處理。
箇中的關鍵,在於律政司能否在兩案各自的檢控過程中,公正地向法庭舖陳案情及證據,特別要點明兩案牽涉事件不但時序有別,更是性質獨立的不同事件,並且向法庭要求明確的指示,將兩案各自的爭議點(issues)收窄至只及與本身案件相關的事實情況,而將無關的事由或者供述,剔除於審訊之外;在不侵害各被告自辯權利,與及盤問受害人及控方證人權利的同時,阻止辯方濫用貶損彼案被告(即此案證人)品格行為的內容作為辯護理據,更是檢方與主審法官務必嚴格把關的環節。
筆者當然無意藉本文認定怎樣特定的審訊結果,才符合「公平」「公義」的標尺,這種輸打贏要、唯結果論的做法,本身已經是對「公平司法」理念的侮辱;但就在公眾對警檢信心不斷下滑的當下,筆者期望律政司能夠把握兩案的機會,重新「省靚招牌」,用行動與表現,證明檢控當局配得上「公平」二字,挽回公眾對整個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

2015年9月29日 星期二

成立新「搜證小隊」,警權更加張狂?

AM730 頭條報道,警方針對遊行示威活動而成立的「公眾活動調查隊 (Public Order Event Investigation Team / POEI Team)」,已經投入運作,並且趁「開傘」一周年紀念,在集會期間「開工」試陣。報道並且指出,其實警察公共關係科的宣傳刊物《警聲》,在今年 8 月已經披露介紹了新單位的編制及負責工作,以及警隊將在港島及西九龍總區,各自設立兩隊這樣的新單位。

AM730 進一步補充指,在港島兩隊 POEI Teams 率先成立後,西九龍的兩隊亦會在今年 10 月「埋班」。從政府網上電話簿所見,港島總區刑事總部兩隊 POEI Teams 的總督察及主管督察 (OC Team) 已經就位,其中一位總督察林紹華,據指就是在三年前灣仔金紫荊升旗禮中負責帶頭帶走學民成員的西裝人員,而另一 team 的總督察吳翠婷,近年主要負責投訴課的工作。至於西九龍刑事總部的通訊錄,則暫時未見相關的更新。

綜合 AM730 及《警聲》的報道,四支 POEI Teams 分別隸屬於總區刑事(行動)警司,因此工作主要以刑事搜證為主,包括「調查罪行」、「情報整理」,以及在前線擔當「搜證小隊」。每當「現場搜證」時,在每隊合共一名總督察、一名督察、兩名警長及四名警員的編制下,會有專人負責兩件配備,分別是拍攝現場情況的「攝錄機」,以及向示威者宣讀警方呼籲和指令的擴音設備。有需要時,總區機動部隊 (PTU) 會抽調 40 人(即大約一排)支援搜證小隊。

另外,POEI Teams 更會專責建立有關「公眾活動罪行」的法律意見和法院裁決的資料庫。

誠如楊岳橋大律師回應 AM730 報道所言,「只要執法公平、合理,【成立 POEI Teams】與警權過大無必然關係」,但楊大狀亦指出,重點反而是警務人員的心態。楊大狀在雨傘法律戰中經驗豐富,筆者除了由衷認同外再無補充。筆者只是想,觀乎這一年多以來整個警隊在公眾集會事件中的刑偵表現(或像楊大狀所指的「心態」),若然配合這種更加「進取 (aggressive)」甚至明顯更具「敵意 (hostile)」的執法模式,除了增加警民衝突的風險,其實又是否代表檢控質素的提升呢?

舉例而言,警方今後會用自家鏡頭,形聲俱備地捕捉警方用「大聲公」發出「警告」、而示威者拒絕接受甚至起而反抗的過程,但這並不必然代表道理完全就在警察一方。從近年歷次示威衝突可見,爭端的導火線,往往就在於警察設下的「指示」、「區域」、「措施」的合理性以至合法性︰示威區與顯貴行經路線相距十萬八千里、數以十萬計遊行人士要擠在狹小的單行馬路上、龜速加上「斷段禾蟲」般的放行 …… 警方的鏡頭斷無可能拍下『前因』,卻只能抓住衝突畫面的『後果』,若被捕者不幸難獲專業的法律支援,如此質量的證據最終送上法院,是否就足以採信?據之而作出的定罪裁決,又能否服眾?

筆者亦十分關注,警方有否為現時林林總總的現場拍攝搜證,制訂更公平合理、更符合刑事司法原則的執行指令。筆者曾經提出,警察在前線制服人員配備隨身攝錄機的安排中,對於片段到底會保留抑或銷毀,曾有過前後不一的表述,更可能造成對辯方隱瞞資料的不公現象。如今 POEI Teams 擺明車馬以「刑事搜證」的姿態拍攝示威者,當中取得的影像片段,絕對可視為對於事實經過的「陳述」;另一方面,被拍者卻很可能根本從沒有被警方作出正式的拘捕警告 (caution),甚至不知悉自己已經是警方「刑事搜證」的對象。這固然很容易對被告不公,更有機會被濫用作針對部分較「著名」的公民之用,在他們行使集會示威權利時,借「搜證」之名公然監拍,完全繞過私隱監察申請機制的制衡。

除此以外,片段的取得、處理、貯存,亦務必要有仔細、公正、層層監察的程序,否則不但足以被心術不正者「做手腳」,更有可能在警方自忖無助於舉證的情況下,要麼消失於大氣之中永不披露予辯方,要麼就自動過戶至警方監察政治活躍人物的另一個「資料庫」內,成為白色恐怖管治的儲備。

新成立小隊的「搜證」安排,配上警察已經運用得爐火純青、「請君入甕」式的「公眾秩序」安排,也許就警務工作而言算是「如虎添翼」,而表面上也沒有給警察帶來更大的執法權力,但在刑事司法而言,卻很可能是進一步製造危機、損害司法公平及公信力,甚至蠶食人權,使警權更加張狂的一環。

2015年8月29日 星期六

江樂士,你竟然好意思講呢啲?

前刑事檢控專員 (DPP) 江樂士在《明報》撰文炮轟現時裁判法院檢控入罪率低,並將問題歸咎於檢控工作越來越傾向由外間的律師或大律師 (Solicitors / Counsels On Fiat) 代替律政司本身的法庭檢控主任 (Court Prosecutors) 進行。筆者不少朋友看到《明報》的報道,都幾乎立即質疑︰咦,不是說香港定罪率高得幾近北韓的麼?

這裡要澄清的是,一般指香港定罪率高,是綜合香港三級審訊刑事案件的法院(即高院原訟庭、區院及裁判法院)而得出的數字,而且一併計算了認罪和抗辯後被定罪的人數;至於江樂士的焦點,則集中放在裁判法院一級,而且只討論審訊後定罪的情況,而剔走了認罪的被告人數來計算。換言之,江樂士想說的是︰在裁判法院,如果被告不認罪而受審抗辯,「超過五成審訊都敗訴」。

的確,47% 的審訊入罪率確是夠讓人擔心,但是否在江樂士時代,裁判法院一級刑事檢控的表現就遠較現在出色?上文曾經引用由立法會秘書處在 2010 年進行的研究分析,當中第 5 頁列表比較了 2006-2008 年的裁判法院審訊後定罪率,分別是 34.9%、32.6% 和 31.3%,甚至比江文提及的 2013 年 47% 還要低。換言之,江文所大談的 47%,根本談不上甚麼「新低」;至於這個錄得只有三成多定罪率的時期,到底誰是 DPP?正是江樂士自己。

好了,原來江樂士自己主理檢控的時期,原來裁判法院檢控工作的表現甚至比不上今天,那麼他當時是如何分派檢控工作的呢,是否像他自己所言,高度信任「受過嚴格訓練」、「表現出色」的法庭檢控主任呢?翻看歷年律政司的預算,由 2006 至 2008 年,外判大律師與律師在裁判法院出庭日數,分別有 969 日、1,493 日和 2, 184日,事實上,由 On Fiat 律師檢控的日數,由 2005 年到 2008 年,增加了幾近三倍,相對而言,法庭檢控主任雖然仍然負責八成多以上的檢控日數,但按年出庭日數則在三年內減少 13.9%。

數字反映出來的是,江樂士自己根本就是對法庭檢控主任傾向不予信任的一員;而另一方面,即使在法庭檢控主任仍然在數字上絕對主導裁判法院檢控的年代,律政司的檢控表現也沒甚值得恭維之處。

筆者必須澄清的是,以上絕不是在說香港的 Mag 仔檢控工作沒有問題;恰恰相反,今天有人不在其位指點江山侃侃而談,但根本就在那人在位時,檢控質素已經千瘡百孔。別的不說,此君總不能當大家都忘掉胡仙是誰吧?

更何況,要驗證控方在裁判法院屢遭敗績的原因,是不是更應該深究其他更加結構性的原因,包括律政司縱容執法機關準備案件工夫馬虎苟且兼而費時拖延,檢控主任往往到提堂也未有機會仔細觀看開案理據是否充分;檢方長年仰賴部分法官對警方證人的盲目信任,對於警方證人的供詞傾向輕信而疏於檢視甚至質疑當中的漏洞;對調查過程的程序紕漏視而不見,一而再再而三的給辯方送上疑點利益以至連表證也不成立的大禮 ……

某程度上,我們甚至可從事實得出與前 DPP 截然相反的結論︰正是由於 On Fiat 檢控官比重越來越高,有更多案件在審前階段已經有專業律師團隊參與檢控,裁判法院審訊定罪率,總算從三成多回到大約五成的水平。這根本是在反映,律政司需要更進一步,使裁判法院檢控工作更加專業、獨立,而不是回到倚賴部門閉門造車的老路。


2015年6月6日 星期六

《基本法》是垃圾?雞肋?武器?還是聖諭?

說來也不無諷刺。就在大學生焚燒《基本法》的同一天下午,立法會反東北示威案宣判,被告在審訊期間帶出的其中一個爭議點,正是立法會自行訂立用以規範立法會範圍內秩序、並成為兩名被告獲罪理由的行政指令,本身有否侵害被告依照《基本法》有權享有的表達和集會自由;到第二天,高院則裁定不受理梁麗幗就政改方案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而案中雙方借《基本法》你攻我防,自是明顯不過。

連日來,即使同是汲汲於抵抗中共侵凌、力求維護香港自治的一方,看來也衍生出對於《基本法》南轅北轍的兩套理解,法律專業者呼籲我們不要「燒掉我們的武器」以致沒法戰鬥,學生們則反指「焚法」意義在於控訴破壞法治的真正元兇,是中共而非香港人民,並期望打開香港人民重訂憲法的討論。但在筆者看來,戰線同一方兩端的見解,並非全然不可調和,更重要的是,這次「焚法」之爭,其實無非是一個警示,在這個建制勢力無日不在既存法統上添磚加瓦僭建規則的時刻,公民社會再不能繼續「猶抱琵琶半遮臉」。建立民間制憲共識抗衡官方進逼,已經刻不容緩。

毫無疑問,就在社會各方撕裂角力的同時,公民社會亦一直拿著《基本法》與政府、與建制打法律戰,而政改開打、「雨傘張開」的近一年來,更幾乎演變成逐字逐條的巷戰一般,小至慈母施暴濫權,大至特首選舉理應遵循的原則,都離不開主張《基本法》條文作為本方的依據;但細緻一點去看,與其說我方是主張《基本法》,不如說我們是在堅持主張《基本法》對於基本法治原則與人權保障在主權移交後「維持不變」的保證,尤其是確定原有普通法、衡平法與成立法繼續有效延續的第八條,確認各種公民權利自由的第二十四到第三十八條,當然更少不了確認國際人權法繼續適用於香港的第三十九條。

就算爭議不是直接牽涉《基本法》條文,而是質疑執法部門行事過程有否侵奪民權,或者要求嚴格維護審訊或公權力執行程序的公平正義,這些訴求的基礎,當然同樣見諸《基本法》關於公平審判、規範行政部門權限,以及保障公民有權提出程序聲稱救濟保護的規定。

但就上述攸關公法及民權的爭議而言,這些權利或者限制公權力的原則,卻並非由《基本法》所創,而是遠在港英時期已經通過案例與立法而積累而成。《基本法》根本談不上是這些權利與原則的「賦予者」。正確而言,是在主權移交既成事實,但受影響人民沒有機會就新法統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參與決定的情況下,新統治者為了穩定人心,在新管治秩序下用文字方式,給「維持現狀」予以最最基本的、無可再低級別的保證而已。

換言之,任何人就算以《基本法》及其法統的捍衛者自居,他們也絕無資格聲稱「要不是 (but for) 基本法,你們甚麼權利也沒有」。算了吧,就在這些基本人權獲世界普遍確認為人皆應有的時候,中共連政權也未到手唄;說白一點,《基本法》承認香港市民的自由與法治權利,不過是一部先天不足的「憲法」「黐金糠」扮文明而已。

社會要運作,爭議要解決,人民姑且容讓新「憲法」介入,沿用既有規則協助釐清官民之間的權限,卻不代表人民就事必全盤接受新憲的規範,特別是攸關在英殖時期尚未完成建設的部分:政府產生及政策秩序。《基本法》在這部份,基本上只是用「期票」方式容後改善處理,但所謂改革的方式、程序、落實條件等,已經被中央單方面篡改到一個難以操作的程度。

更離譜的是,香港人作為整套程序的直接受眾,想依據《基本法》啟動修正的難度,幾如登天,世間上恐怕難有一部人為法律,其不容挑戰、不得質疑、不可修訂的「超穩定」程度可望《基本法》項背,它甚至差不多已到達「神諭」級數。當如斯局面已持續十八年,人民到達忍無可忍的程度,提出另訂新憲,其實並無不當。

當然,潮流興「莫忘初衷」,當民間嘗試從百家爭鳴中蘊釀憲政共識時,千萬提防將《基本法》保留下來的權利與法治保障一併放棄;《基本法》中唯一僅餘值得保留的部分,恰恰是無論我們以殖民地、特區、城邦、獨立國還是任何其他形態卓立於世,都必不可少而存在已久的立命之本,它們絕非產源自《基本法》,亦毋須必得仰附於《基本法》才得以存續。

弄清楚我們可以從甚麼途徑擷取所需的「兵器」,這對於聲討偽法統、訂民間新憲的進程而言,不但沒有矛盾,更是相輔相成。

2015年5月13日 星期三

證人強制必須出庭,沒有自由選擇作證與否

原文︰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4214

昨 (13/5) 日就衝擊案進行的程序,是「提堂 (Mention)」,而本案已排期在今年 6 月 22 日作「審前覆核 (Pre-trial Review)」,屆時雙方會確認將在審訊時傳召的證人數目以及所需的審訊日期,以便法庭正式排期開審。一般而言,如果控方確定真的需要傳召某人作供,就會向該人發出傳票,要求該人出庭。
一位證人要等到正式收到傳票的時候,才算是已正式獲得傳召要出庭作供;而控方在提堂階段表示要傳召某人作證,亦不必然代表最終真的會發出傳票傳召,因為控方最終有權基於不同原因而決定不傳召該人,例如其他人證物證已經足夠,或者控方重新檢視後認為該人對控方的案情沒有幫助。
儘管如此,控方通常會考慮傳召曾經在警方調查階段提供口供的人出庭作證,而一旦有人曾經在警署落口供、但控方決定不傳召該人,這份警方口供就會成為控方的 unused materials,控方有責任提供予被告,被告就反而可考慮傳召這人成為辯方的證人。
所以,要決定一個人是否真的將成為證人,關鍵不在控方在提堂階段的陳述,而在於最終發出的證人傳票;而證人是否出庭,亦不是基於其主觀意願,而在於控辯雙方的需要;一旦傳票發出,證人是強制必須出庭,而沒有自由選擇作證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