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02-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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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4日 星期三
2014年4月16日 星期三
棄保潛逃的刑責問題
一名保釋在外的被告,在案件開審前夕潛逃離開,沒有到庭聆訊,被告在本身被控的罪名以外,會否因棄保潛逃而另添刑責?近期的討論一般環繞在 1994 年訂立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9L 條︰獲保釋者無論是無合理因由而沒有如期出庭,或者有合理因由但無盡快歸押,最高可罰無上限罰款或監禁十二個月,但這刑責明顯不會回溯至 1994 年以前的情況。
事實上,有關立法是起緣於法律改革委員會在 1989 年就保釋問題發表的報告,當中第十二章就是有關訂立上文所述「潛逃罪」的討論背景;文件就解釋 1994 年立法以前的情況指,「潛逃 (absconding)」意指「保釋後沒有如期到庭 (failure to answer a bail)」,本身並非一項罪行;即使潛逃可能相當於「藐視法庭 (contempt)」,但從未有以此罪名檢控潛逃的案例。
現行第 9L 條的用字,其實多少解釋了過往不祭出「藐視法庭」大刀來懲治潛逃者的理由。畢竟,「棄保潛逃」這四字,其實可以涵蓋甚為寬廣的行為光譜︰一端,是真的有合理因由缺席聆訊、而且及後願意盡快返回法庭;去到另一端,則是索性逃離本港,完全無意依法接受審訊的行徑。另一方面,「藐視法庭」作為一項刑罰無上限的罪行,社會亦不得不提防部分被告在法院裁定本身罪名不成立後,惱羞成怒的控方以「棄保潛逃」為名再施檢控的可能。政府最終亦選擇以訂立成文法的改革方式,處理一般情況下的「棄保潛逃」問題。
然而,即使回到 1994 年以前的情況,其實絕不代表本地法律完全對「棄保潛逃」者沒輒。不妨拿以下的假設來討論︰某案件已經完成初級偵訊、將要在高院原訟庭交付陪審團審訊,被告卻「棄保潛逃」;被告不是因故要離港處理一些急事,而是離開本地司法管轄後從未回港;同案其他被告有不少都先後被宣判無罪開釋,這被告仍拒不回來 …… 我們實在不難從這一系列客觀事實中得出一個結論︰被告的「棄保潛逃」,是有意識地讓自己的案件永無開審的一天,換句話說,是阻礙了正當司法程序的運作。
按照終審庭陳兆愷常任法官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EGAN 案的定義,「有傾向 (tendency) 或意圖 (intended to) 妨礙司法執行 (pervert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而作出的行為,就是「妨礙司法公正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另一項由來已久、刑罰無上限的普通法罪行。「棄保潛逃」而構成妨礙司法公正其實有先例可援︰著名的檢控高層胡禮達 (Charles Warwick REID) 涉嫌貪污被控案件中,一名律師 Alick AU 就由於參與協助胡禮達逃離香港,被控以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名成立,入獄四年。
誠然,「妨礙司法公正」本身的檢控難度不低,要成功以「棄保潛逃」為由檢舉此罪,更要在整個潛逃行為的不同環節中,提出無懈可擊的證據;但撇除舉證難度不論,單純理論而言,如果有人明知某被告將要為一宗全城矚目、廣為報道的案件答辯,卻仍協助安排將被告帶離香港,被告以至協助者的行為極有可能已構成串謀妨礙司法公正;至於任何一個律師膽敢建議這個被告應該考慮「著草」、或者為已「著草」的被告提供案情意見,建議被告應否回港,甚或為此而公然寫信給檢控部門查詢有否辦法讓自己的客戶回港,就算律師樓在給意見或者出 correspondence 時,遣詞用字處處防備,小心翼翼之極,躲得開串謀妨礙司法的嫌疑,恐怕亦已有虧法律專業職守之嫌,或者套用近日一位聖公會牧師所言,「好踩界」囉。
當然,我們亦不妨問一下,如果檢控部門收到如此一封信,檢控首長是不是應該起碼嚴厲地提醒警告律師樓不要踰矩違法?還是應該客客氣氣、像吃了「誠實豆沙包」一樣,自揭底牌叫律師樓告訴客戶「我們沒有料繼續了」?
事實上,有關立法是起緣於法律改革委員會在 1989 年就保釋問題發表的報告,當中第十二章就是有關訂立上文所述「潛逃罪」的討論背景;文件就解釋 1994 年立法以前的情況指,「潛逃 (absconding)」意指「保釋後沒有如期到庭 (failure to answer a bail)」,本身並非一項罪行;即使潛逃可能相當於「藐視法庭 (contempt)」,但從未有以此罪名檢控潛逃的案例。
現行第 9L 條的用字,其實多少解釋了過往不祭出「藐視法庭」大刀來懲治潛逃者的理由。畢竟,「棄保潛逃」這四字,其實可以涵蓋甚為寬廣的行為光譜︰一端,是真的有合理因由缺席聆訊、而且及後願意盡快返回法庭;去到另一端,則是索性逃離本港,完全無意依法接受審訊的行徑。另一方面,「藐視法庭」作為一項刑罰無上限的罪行,社會亦不得不提防部分被告在法院裁定本身罪名不成立後,惱羞成怒的控方以「棄保潛逃」為名再施檢控的可能。政府最終亦選擇以訂立成文法的改革方式,處理一般情況下的「棄保潛逃」問題。
然而,即使回到 1994 年以前的情況,其實絕不代表本地法律完全對「棄保潛逃」者沒輒。不妨拿以下的假設來討論︰某案件已經完成初級偵訊、將要在高院原訟庭交付陪審團審訊,被告卻「棄保潛逃」;被告不是因故要離港處理一些急事,而是離開本地司法管轄後從未回港;同案其他被告有不少都先後被宣判無罪開釋,這被告仍拒不回來 …… 我們實在不難從這一系列客觀事實中得出一個結論︰被告的「棄保潛逃」,是有意識地讓自己的案件永無開審的一天,換句話說,是阻礙了正當司法程序的運作。
按照終審庭陳兆愷常任法官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EGAN 案的定義,「有傾向 (tendency) 或意圖 (intended to) 妨礙司法執行 (pervert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而作出的行為,就是「妨礙司法公正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另一項由來已久、刑罰無上限的普通法罪行。「棄保潛逃」而構成妨礙司法公正其實有先例可援︰著名的檢控高層胡禮達 (Charles Warwick REID) 涉嫌貪污被控案件中,一名律師 Alick AU 就由於參與協助胡禮達逃離香港,被控以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名成立,入獄四年。
誠然,「妨礙司法公正」本身的檢控難度不低,要成功以「棄保潛逃」為由檢舉此罪,更要在整個潛逃行為的不同環節中,提出無懈可擊的證據;但撇除舉證難度不論,單純理論而言,如果有人明知某被告將要為一宗全城矚目、廣為報道的案件答辯,卻仍協助安排將被告帶離香港,被告以至協助者的行為極有可能已構成串謀妨礙司法公正;至於任何一個律師膽敢建議這個被告應該考慮「著草」、或者為已「著草」的被告提供案情意見,建議被告應否回港,甚或為此而公然寫信給檢控部門查詢有否辦法讓自己的客戶回港,就算律師樓在給意見或者出 correspondence 時,遣詞用字處處防備,小心翼翼之極,躲得開串謀妨礙司法的嫌疑,恐怕亦已有虧法律專業職守之嫌,或者套用近日一位聖公會牧師所言,「好踩界」囉。
當然,我們亦不妨問一下,如果檢控部門收到如此一封信,檢控首長是不是應該起碼嚴厲地提醒警告律師樓不要踰矩違法?還是應該客客氣氣、像吃了「誠實豆沙包」一樣,自揭底牌叫律師樓告訴客戶「我們沒有料繼續了」?
2014年4月9日 星期三
性侵搶劫「重」判十五年 性罪行改革事不宜遲
一名男子被控於去年在大埔一處山坡,性侵犯一名十四歲女生,期間多番使用暴力,包括扯頭髮、將受害人的頭撞向欄杆和地下等,並搶去事主手機及現金等財物;經陪審團裁定被告一項非禮、一項搶劫及一項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名成立,主審法官昨日判刑,其中非禮罪判予控罪最高的十年刑罰,另外兩項控罪的監禁刑罰,部分刑期與非禮罪的十年刑期分期執行,總刑期為監禁十五年。
據傳媒報道,當案件在上月由陪審團裁決後,法官押後案件等候報告,當時已直言案件情節嚴重,將判以不低於非禮罪最高刑罰的十年監禁;最終的刑期亦顯示,法官的確將本案的嚴重程度,定位在非禮罪行中極為惡劣嚴重的一端。據媒體引述的判刑理由,法官不但表明沒有可能找到比本案更嚴重的非禮情節,而且被告的行為,包括用衣服包著手指,對受害者作插入式的侵犯,「實際上與強姦無異」。
值得留意的是,主審法官將被告行徑與強姦類比,甚至認為兩者相差幾希;但以現行法例而言,強姦罪最高可判終身監禁,遠高於非禮罪最高的十年刑期;我們無從猜度法官之言,是否在暗嘆受法律所限,未能對被告課以更重的懲罰,但這宗案件亦再次提醒我們,本港性罪行法例內容與其他普通法地區比較,差距仍然相當明顯;法改會以至律政當局有需要加一把勁,盡快完成本地性罪行法律的檢討。
事實上,在一年多前已經截止的《性罪行檢討》公眾諮詢,其中一個考究議題,正正是現行懲處未經同意 (without consent) 的性罪行的法律,有否不足之處。諮詢文件引述了英國內政部改革性罪行的文件的討論︰
假設將改革後的法律套用至本案,性侵犯行為的嚴重程度,本身已足夠讓法官將事件等同於強姦一般,甚至以同一尺度衡量合適的量刑起點,而毋須像本案一樣,必須將性方面的犯行刑罰定格在十年,再靠其他犯行的量刑分期執行,方可得出十五年的刑期;假設本案被告沒有奪去事主的財物,或者沒有在性侵以外再施以更大的暴力傷害,即使性侵本身可能足已讓被告心靈承受重大創傷,現行法例的處理,卻不容許法官判處一個超出十年的刑罰。
另外,《性罪行檢討》中亦指出了其他像偷拍裙底般,在現行法例下處理得不甚理想的情況。由於較早前終審法院已經在「周諾恆案」以及「陳宥羲案」進一步澄清《公安條例》下「公眾地方擾亂秩序」或者普通法中「違反公眾道德」罪行的一些適用範圍,法改會實在是時候快馬加鞭,盡快提出有關性罪行的法例檢討建議。
據傳媒報道,當案件在上月由陪審團裁決後,法官押後案件等候報告,當時已直言案件情節嚴重,將判以不低於非禮罪最高刑罰的十年監禁;最終的刑期亦顯示,法官的確將本案的嚴重程度,定位在非禮罪行中極為惡劣嚴重的一端。據媒體引述的判刑理由,法官不但表明沒有可能找到比本案更嚴重的非禮情節,而且被告的行為,包括用衣服包著手指,對受害者作插入式的侵犯,「實際上與強姦無異」。
值得留意的是,主審法官將被告行徑與強姦類比,甚至認為兩者相差幾希;但以現行法例而言,強姦罪最高可判終身監禁,遠高於非禮罪最高的十年刑期;我們無從猜度法官之言,是否在暗嘆受法律所限,未能對被告課以更重的懲罰,但這宗案件亦再次提醒我們,本港性罪行法例內容與其他普通法地區比較,差距仍然相當明顯;法改會以至律政當局有需要加一把勁,盡快完成本地性罪行法律的檢討。
事實上,在一年多前已經截止的《性罪行檢討》公眾諮詢,其中一個考究議題,正正是現行懲處未經同意 (without consent) 的性罪行的法律,有否不足之處。諮詢文件引述了英國內政部改革性罪行的文件的討論︰
「我們認同其他插入式的侵犯〔那就是非以陽具作出的插入式侵犯〕,對於受害人所造成的影響,可以如同強姦般嚴重,故此不應視作等閒。我們認為涉及猥褻侵犯的現有法律,並不足以處理此等嚴重罪行。這項罪行所涵蓋的行為範圍廣泛,由觸摸至極度駭人的侵犯不等,而現時的十年監禁,對於最惡劣的案件來說,刑罰並不足夠。」在參考英格蘭和蘇格蘭兩地的法律後,法改會在諮詢文件建議,新加入一項「以插入形式作性侵犯 (sexual assault by penetration)」的罪行,將包含有插入受害人陰道或肛門的罪行,從現行非禮罪(或者將來建議代替非禮的「性侵犯」罪)區別出來,而新罪行的最高刑罰,應該與使用陽具插入受害人的強姦罪看齊,均為終身監禁。
假設將改革後的法律套用至本案,性侵犯行為的嚴重程度,本身已足夠讓法官將事件等同於強姦一般,甚至以同一尺度衡量合適的量刑起點,而毋須像本案一樣,必須將性方面的犯行刑罰定格在十年,再靠其他犯行的量刑分期執行,方可得出十五年的刑期;假設本案被告沒有奪去事主的財物,或者沒有在性侵以外再施以更大的暴力傷害,即使性侵本身可能足已讓被告心靈承受重大創傷,現行法例的處理,卻不容許法官判處一個超出十年的刑罰。
另外,《性罪行檢討》中亦指出了其他像偷拍裙底般,在現行法例下處理得不甚理想的情況。由於較早前終審法院已經在「周諾恆案」以及「陳宥羲案」進一步澄清《公安條例》下「公眾地方擾亂秩序」或者普通法中「違反公眾道德」罪行的一些適用範圍,法改會實在是時候快馬加鞭,盡快提出有關性罪行的法例檢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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