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警案︰審訊期間「落西」？

這裡說的「落西」，並不是以足球或小球運動中的「落旋」為喻，說「七警案」控辯雙方在耍甚麼花招；筆者指的其實是「落 site」，即是將審訊參與各方，從法官到律師、被告、證人以至書記等，安排前往案發地點，變相將審訊場所從法庭移師至事發現場。

目前「七警案」審訊膠著在「案中案 (voir dire)」狀態，控辯角力焦點仍在於部分控方證物，包括視像片段等應否獲准呈堂。直至第七日審訊，控方一度建議要求舉行現場視察，以便控方將現場一帶的環境，與控方證人的陳述及相關電視新聞片段作比對，從而證明片段內容真確、未經不恰當的加工處理，並且能反映曾健超從被捕到被毆打的全個過程；控方並曾經建議利用現場視察的機會，舉證證明事發時曾健超被押至暗角、以至上警車的路線過程，但遭辯方部分律師反對，而被告亦獲得法庭批准，毋須參與視察。最終，控辯雙方經商討後同意取消「落 site」，改為由控方安排警員拍攝現場環境，並且製備片段呈堂。

從法庭的角度而言，刑事審訊中加入「落 site」環節，實在不是甚麼愜意的事情。老爺奶奶們要平白騰出半天以至一天的審期移師現場，勢將打亂本來編好的庭審日程，亦會引起額外的訟費和其他支出；單是安排法官、律師、被告、書記以至相關證人齊集到場，大費周章的程度不難想像，若然案件包括陪審團審訊就更加繁複；更重要的一點是，法庭本身是公開的審訊場所，但如果庭審程序移至案發現場，為了不干擾參與視察者在現場的工作，公眾將難以像在法庭般，近距離觀察和聆聽視察過程，以致損害司法程序理應公開的原則。

法律界元老余叔韶大律師在其自傳 A Seventh Child and the Law 中，就提及代表一名被控有意圖傷人 (wounding with intent to cause GBH) 的被告的故事︰控方完成舉證後，辯方既不自辯也不傳召證人，卻突然申請來一次現場視察，使老爺心感不悅，更警告余大狀，千萬不要勞師動眾移師現場，到頭來卻是「得個桔」。

案發時正值午夜，被告在中區半山被人用刀斬傷。綜合控方提交的現場草圖及證人陳述，現場樹木枝葉頗茂盛，但受害人力陳自己即使在案發的深夜，仍可在遠距離認出斬人後逃走者，就是被告，亦即他的「情敵」；余大狀不單申請要同樣在深宵時份進行現場視察，還將日期選定在與案發當晚一樣的月缺日子，從而向法官和陪審員近距離確證，現場實在是伸手不見五指般黑暗，受害人所謂自己能明辨兇徒的說辭，根本不足採信。據余大狀所述，結果就是被告大獲全勝，控罪撤銷。

時移世易，現在科學發達，「有片有圖有真相」，加上訴訟程序屢經改革，控辯雙方在開審前的過堂或者審前覆核階段，多數均已小心翼翼地準備證據，用可靠的代替物取代現場視察，從而節省時間和資源，同時確保審訊公開公平；但是，基於刑事審訊茲事體大，事涉被告聲譽以至人身自由，只要法庭確證現場視察是發掘事實真相所必須，法庭仍然有其酌情權予以批准。

近年其中一次較經典的事例，並不是發生在審訊階段，更要勞動上訴庭三位尊貴的老爺奶奶移船就磡，那就是蔣麗莉串謀詐騙案。蔣麗莉經區院裁定罪成入獄三年半後，向上訴庭申請推翻定罪，案中其中一項關鍵證據，是蔣的私人助理以污點證人身份舉證指，曾經安排以助理自己的私人銀行戶口處理案中的「黑錢」，此外亦曾在案發時的中銀總行內，將二百五十萬元「黑錢」提取後交給蔣，由蔣放入銀行保險箱。上訴的其中一項爭點，就是助理這番有關現金交收的證詞是否可信。為此，張澤祐、張慧玲和麥機智三位法官，接納控辯雙方的申請，親自前往中銀舊總行，觀察控方所指助理提款、交款予蔣及蔣存款入保險箱的不同位置。蔣麗莉最終上訴失敗。

另外，何來被控違反交通標誌案，何來亦曾經向裁判官申請，安排法庭前往事發的路段現場視察，以知悉騎單車人士會否容易被涉事標誌誤導，但裁判官則認為，案件爭點是何來本人在事發時是否「誠實而合理地 (honestly and reasonably)」地被標誌所誤導，這爭議點毋須通過現場視察得出答案，所以拒絕何來的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