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七年又十二天的爭議、等待。
重開死因庭,六女三男組成陪審團,兩年內開庭二百七十九天,超過五百名證人、四千頁文件證據,是英國法制史上最長的陪審團審訊。
死因審裁官用二十六天時間向陪審團總結案情及提供指示,將十四條問題交付陪審團考慮。
陪審團其中一項主要結論,是九十六名死者,是「非法被殺 (unlawfully killed)」。這亦是陪審團唯一一項未能一致作出、而是以七比二大多數作出的結論。
那麼,他們是被誰所殺?結合審裁官的指示和陪審團的結論,基本已經指出了殺人指控的對象,就是慘劇當日的現場警方指揮官︰前南約克郡總警司杜肯菲爾德 (David Duckenfield)。審裁官就這方面向陪審團提出四層的指引︰
一、總警司是否對九十六名死者負有「謹慎責任 (duty of care)」;
二、他有否違反這「謹慎責任」;
三、是否由於他違反這「謹慎責任」而導致九十六人死亡;及
四、違反「謹慎責任」並導致死亡的情況,達到「嚴重疏忽 (gross negligence)」的程度。
在法律上,如果「嚴重疏忽」造成死亡,已經構成「誤殺」。
死因庭在回答其他問題時,亦提出他們對於警方各種行動舉措的批評,包括︰整個行動指令本身有重大缺漏、對於涉事一邊看台人群聚集的反應太慢且欠缺協調、封路及引導人群措施徒添混亂、決定開閘放人入場前沒有考慮球迷走向,以及決定前毫無預警等。
換言之,死因庭的結論,其實是變相指控,杜肯菲爾德前總警司,是涉嫌誤殺九十六人的疑兇;在司法程序的正式紀錄下,希斯堡慘劇,再不單單是甚麼「球場人群事故」、「公共秩序事件」,而是一宗兇殺案 (homicide)。
事實上,這並非第一次在司法層面就希斯堡事件提出兇殺案的處置。1998 年,家屬團體對總警司及其另一名下屬提出私人檢控,起訴兩人合共兩項誤殺罪、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案件交付列斯市皇室法院由陪審團審訊,下屬在 2000 年獲裁定無罪,而針對杜肯菲爾德則未能達成裁決,法官解散陪審團後,以「被告不能獲公正審訊」為由,下令「擱置法律程序 (stay of proceedings)」。這亦是迄今以來,唯一曾經就希斯堡展開過的刑事檢控程序。
一般從新聞看到這句 stay of proceedings,都好像是說這是永久生效、不可能重新開案似的。但在目前英國法律下,是有可能撤銷擱置令、重啟刑事檢控的。
目前兩項針對希斯堡事件的平行刑事調查,亦預計將在今年內完結︰由內政部下令展開的「解惑行動 (Operation Resolve)」,針對比賽當日以至事件前個別人士及單位組織的責任進行調查;英國監警會 (IPCC) 則集中調查多支涉事警隊 —— 包括現場處理的南約克郡警隊、協助官方調查的西米特蘭警隊,及部分涉事警官其後調派加入的西約克郡警務處 —— 在事件後的處理,包括搜證、警員供詞,以至有否涉及不當監視家屬等。
檢控部門亦已經表明,經審視兩項調查所搜集的證據後,會考慮重新提出刑事檢控。
隨著死因庭的最新結論,已經在刑事程序走過一回的杜肯菲爾德前總警司,無疑是最大的焦點;但他、以至其他涉事警官、個人、組織等,幾可肯定亦會透過法律團隊,展開漫長的司法對抗,反對重啟誤殺(或其他罪名)的檢控。
此所以,九十六人與他們的家人、支持者,已經在死因庭爭來姍姍來遲的正名結論;但要真正討回公道,仍得克服法律角力場上的重重關卡。
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2015年10月28日 星期三
東方禁制失敗 辛祖有權落場
今季剛轉會傑志、並剛住滿本港七年而獲得港腳資格的前鋒辛祖 (Alessandro Ferreira Leonardo),被東方指他早在今年年初(即上季季中)已經與東方簽有兩季加一季的「臨約」。東方在「開咧」後的十月入稟高等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禁止辛祖在臨約屆滿的 2017/18 球季完結前,為任何一支其他球隊上陣。高院法官陸啟康日前頒令,撤銷東方會的申請,並判辛祖一方兼得堂費。
判辭︰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ju/ju_frame.jsp?DIS=101092&currpage=T
據東方會的入稟狀指,早在今年年初,當時仍在黃大仙擔任隊長的辛祖,已經與東方簽訂了「臨時合約」,同意在本季加盟並效力至 2016/17 球季,及後東方有權續約一季。但辛祖在 2015 年 5 月中透過律師致函東方,指對方沒有依從足總的規定註冊轉會合約,包括沒有使用足總指定的表格或按足總要求預備一式三份,又沒有按規定十天內提交合約至足總,因此臨時合約效力成疑。辛祖最終轉會傑志,並曾經分別在聯賽對元朗、社區盃對南華及銀牌對飛馬上陣三場。就在官司暫告一段落後,辛祖在菁英盃再獲落場機會,更大演帽子戲法。
就東方的臨時禁制令申請,雙方暫時同意東方具有「可爭辯的申索 (arguable claim)」,亦就雙方臨約的有效性提出了認真的爭議問題;但法官仍裁定,在進入實質的法律及事實爭議前,基於兩大方面的理由,不會批准東方的臨時禁制令申請。
第一方面,對於一些個人參與訂立的合約,如果具有雙方互信或者保密責任的性質(例如僱傭合約或者經理人合約等),即使出現違反合約的情況,法院一般只會依照合約法原則,裁定違約一方要就造成對方損失作出賠償 (damages),卻既不會下令強制違約方履行合約 (specific performance),更不會用禁制令的方式,形同迫使違約方必須履行原來的合約,這是普通法下行之既久的法律 (settled law)。
法官引用 2007 年藝人黃聖依與「星爺」旗下經理人公司對簿公堂一案,該案由現已晉升為上訴庭副庭長的林文瀚法官主審,林官當時就解釋,法院很難在下令勉強違約方重新履行合約後,監督或衡量重新履約的表現是否符合判令;而更重要的是,將兩個已經勢成水火 (at loggerheads)、再無互信可言的個體繼續綑綁一起,可能在道德上亦令人反感 (morally repugnant)。
陸啟康法官提出,即使東方願意在禁制期內繼續支薪予辛祖並提供宿舍,但基於東方與辛祖事實上已經互信全失,一項禁制辛祖為其他球隊落場的禁制令,實質效果就是要「雪藏」辛祖 (the Defendant would just sit idle),讓他無法透過比賽提升技能甚至爭取入選國家隊(現在就即是港隊了),這基本是迫使辛祖作一個兩難的選擇︰要麼違反意願重投東方懷抱,要麼就雪硬雙腳直至提早退休 (In effect, he has little choice but to play for the Plaintiff, otherwise it would possibly mean the end of his football career)。就這一點,正正是普通法所不容。
就東方代表律師引用的案例,陸法官認為並不適用於本案,因為這些案例涉及的是一般的勞資關係,而且尋求禁制令的僱主,要麼就只是有限地要求禁制僱員濫用舊公司的人脈資源,而不涉及強迫僱員履行合約 (Thomas Marshall Ltd v Guinle [1978] ICR 905),要麼就是舊老闆旨在防止僱員在通知期未滿就轉工 (Evening Standard Ltd v Henderson [1987] ICR 588),卻不是像東方會般,要求一個從未為自己打過工的人,不可履行他本身現存的僱傭合約而要轉而為新東家效力。
陸法官駁回東方申請的第二方面理由,就是指東方的申請有延誤。東方的代表律師指,他們在知悉辛祖有意不履約後沒有隨即興訟,是因為想依從體育界的習慣,先將爭議交付體育總會而不是直接打官司。但陸法官不接納這說法,並指東方在 2015 年 5 月已經透過辛祖的律師得悉對方立場,但基本上東方「甚麼也沒做」;從東方律師與對方律師的來鴻去雁所見,東方不遲於 7 月初已經知悉辛祖加盟傑志的消息,卻沒有隨即作出任何行動,而是直到 7 月中才終於向足總投訴。
陸法官認為,東方明知 9 月開咧,理應及早趁開季前向足總投訴也好、入稟打官司也好,務求讓事件對球隊季前備戰的影響減到最低;相反,東方在開季前「慢三拍」的行動,反令人質疑其指責辛祖轉會傑志對球會造成無可彌補損失 (irreparable damage) 的說法,是否可信。
但即使辛祖在案件初嘗勝仗,但案件仍有後續發展。東方可以在及後階段,提交狀書、證人陳述書及其他證據,申請將案件排上實質審訊的日程,從而要求法院裁決與辛祖之間的「臨約」是否有效。
除了案件的法律爭議外,本案亦顯示球員逐漸有能力取得專業團隊的支援,釐清合約或者各式各樣條款規定的內容,以保障自己的權益;與此同時,正參與號稱為「超級聯賽」的球會,亦必須在提升競賽表現的同時,在行政、合規等不同方面同樣注意改善,使球會的運作能夠持續邁向真正的職業化、專業化。
判辭︰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ju/ju_frame.jsp?DIS=101092&currpage=T
據東方會的入稟狀指,早在今年年初,當時仍在黃大仙擔任隊長的辛祖,已經與東方簽訂了「臨時合約」,同意在本季加盟並效力至 2016/17 球季,及後東方有權續約一季。但辛祖在 2015 年 5 月中透過律師致函東方,指對方沒有依從足總的規定註冊轉會合約,包括沒有使用足總指定的表格或按足總要求預備一式三份,又沒有按規定十天內提交合約至足總,因此臨時合約效力成疑。辛祖最終轉會傑志,並曾經分別在聯賽對元朗、社區盃對南華及銀牌對飛馬上陣三場。就在官司暫告一段落後,辛祖在菁英盃再獲落場機會,更大演帽子戲法。
就東方的臨時禁制令申請,雙方暫時同意東方具有「可爭辯的申索 (arguable claim)」,亦就雙方臨約的有效性提出了認真的爭議問題;但法官仍裁定,在進入實質的法律及事實爭議前,基於兩大方面的理由,不會批准東方的臨時禁制令申請。
第一方面,對於一些個人參與訂立的合約,如果具有雙方互信或者保密責任的性質(例如僱傭合約或者經理人合約等),即使出現違反合約的情況,法院一般只會依照合約法原則,裁定違約一方要就造成對方損失作出賠償 (damages),卻既不會下令強制違約方履行合約 (specific performance),更不會用禁制令的方式,形同迫使違約方必須履行原來的合約,這是普通法下行之既久的法律 (settled law)。
法官引用 2007 年藝人黃聖依與「星爺」旗下經理人公司對簿公堂一案,該案由現已晉升為上訴庭副庭長的林文瀚法官主審,林官當時就解釋,法院很難在下令勉強違約方重新履行合約後,監督或衡量重新履約的表現是否符合判令;而更重要的是,將兩個已經勢成水火 (at loggerheads)、再無互信可言的個體繼續綑綁一起,可能在道德上亦令人反感 (morally repugnant)。
陸啟康法官提出,即使東方願意在禁制期內繼續支薪予辛祖並提供宿舍,但基於東方與辛祖事實上已經互信全失,一項禁制辛祖為其他球隊落場的禁制令,實質效果就是要「雪藏」辛祖 (the Defendant would just sit idle),讓他無法透過比賽提升技能甚至爭取入選國家隊(現在就即是港隊了),這基本是迫使辛祖作一個兩難的選擇︰要麼違反意願重投東方懷抱,要麼就雪硬雙腳直至提早退休 (In effect, he has little choice but to play for the Plaintiff, otherwise it would possibly mean the end of his football career)。就這一點,正正是普通法所不容。
就東方代表律師引用的案例,陸法官認為並不適用於本案,因為這些案例涉及的是一般的勞資關係,而且尋求禁制令的僱主,要麼就只是有限地要求禁制僱員濫用舊公司的人脈資源,而不涉及強迫僱員履行合約 (Thomas Marshall Ltd v Guinle [1978] ICR 905),要麼就是舊老闆旨在防止僱員在通知期未滿就轉工 (Evening Standard Ltd v Henderson [1987] ICR 588),卻不是像東方會般,要求一個從未為自己打過工的人,不可履行他本身現存的僱傭合約而要轉而為新東家效力。
陸法官駁回東方申請的第二方面理由,就是指東方的申請有延誤。東方的代表律師指,他們在知悉辛祖有意不履約後沒有隨即興訟,是因為想依從體育界的習慣,先將爭議交付體育總會而不是直接打官司。但陸法官不接納這說法,並指東方在 2015 年 5 月已經透過辛祖的律師得悉對方立場,但基本上東方「甚麼也沒做」;從東方律師與對方律師的來鴻去雁所見,東方不遲於 7 月初已經知悉辛祖加盟傑志的消息,卻沒有隨即作出任何行動,而是直到 7 月中才終於向足總投訴。
陸法官認為,東方明知 9 月開咧,理應及早趁開季前向足總投訴也好、入稟打官司也好,務求讓事件對球隊季前備戰的影響減到最低;相反,東方在開季前「慢三拍」的行動,反令人質疑其指責辛祖轉會傑志對球會造成無可彌補損失 (irreparable damage) 的說法,是否可信。
但即使辛祖在案件初嘗勝仗,但案件仍有後續發展。東方可以在及後階段,提交狀書、證人陳述書及其他證據,申請將案件排上實質審訊的日程,從而要求法院裁決與辛祖之間的「臨約」是否有效。
除了案件的法律爭議外,本案亦顯示球員逐漸有能力取得專業團隊的支援,釐清合約或者各式各樣條款規定的內容,以保障自己的權益;與此同時,正參與號稱為「超級聯賽」的球會,亦必須在提升競賽表現的同時,在行政、合規等不同方面同樣注意改善,使球會的運作能夠持續邁向真正的職業化、專業化。
2015年9月4日 星期五
不理政治,淺析中港大戰世盃外賽制
港隊作客深圳,守得一分,深圳河兩岸的情緒差天共地不難想像;但筆者身邊不少朋友卻納悶起來︰「和波喳喎,有咩好開心?」筆者這種半吊子識啲唔識啲的所謂球迷,當然不敢班門弄斧,奢談中港足球宿怨以至「泊大巴」戰術之美;筆者卻想,假如我是一個完全對兩地矛盾、海報之爭、《義勇軍進行曲》之噓完全 WFC 的球迷,到底這一場「兩個窿」的和局,還有沒有值得興奮的地方呢?筆者認為,從賽制而言,其實,是有的。
先從原點開始。現在開打的,是 2018 俄羅斯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四十強賽」階段。由於亞洲足球水平與歐洲、南美相比還是有一定距離,所以整個決賽周的三十二張門券(主辦國俄羅斯先拿一張,參賽席位剩下三十一個),亞洲區獲分配的席位基本較少(今屆只有四個直接參賽席位,外加一個與其他大洲競逐的席位,即所謂四點五席),而且外圍賽賽制亦較歐洲或南美區複雜,會設多輪的分組賽,層層淘汰後才得出最終代表參賽的球隊。
另一方面,亞洲足協今屆又搞搞新意思,將 2019 年亞洲盃的外圍賽也合併到世界盃的亞洲區外圍賽來,因此就參賽的亞洲球隊而言,其實是「一賽兩目標」,每場比賽的爭勝意義也有別於歷來各屆。
目前的外圍賽四十強階段,共分為八個小組,每組五隊,作主客制的雙循環對賽。以香港為例,位處 C 組的港隊已經先後與不丹、馬爾代夫及中共隊對賽,並將於下周二主場迎戰卡塔爾而率先完成首循環。各隊完成雙循環後,將按照總積分、得失球等決定名次。就世界盃外圍賽而言,只有八支小組首名,再加成績最佳的四支小組次名 (8+4),才以可晉身下一圈十二強賽,爭奪四點五張入場券。
但,由於上文所指的亞足協新安排,這次外圍賽落選於最後十二強的球隊,仍可以爭取二十四個參加 2019 亞洲盃的席位,相關的席位分配如下︰
再以 C 組為例來解釋︰從牌面與實力來看,仍以中共、卡塔爾,是較具實力爭取首名或者較佳次名殺入十二強之選;即使香港經歷三場後數字形勢不俗,但次回合對中共以及兩回合對卡塔爾,仍不能排除打回原形的可能性,因此在力爭十二強賽席位之餘,較現實的目標是保住亞洲盃外圍賽最後一圈資格,爭取較有利的位置角逐亞洲盃席位;至於馬爾代夫及不丹,基本上只能期望勝出彼此的對戰,或者在對另外三隊時維持較好成績,避過亞洲盃外圍賽淘汰賽的命運。
所以,以港隊而言,就算撇開甚麼體育精神呀、國際足協排名呀,有別於以往的是,即使爭取不了首、次名,打不入最終十二強,就不代表一切努力都沒有意義;相反,球隊如果經過連番奮戰,殺入闊別五十一年的亞洲盃舞台,其實也不能不算是香港足球的重大突破。而經過昨晚深圳一戰,在這場攸關十二強席位的分組首場大戰中取得一分(或曰使對手失去兩分),無疑已經達到打亂出線形勢的效果,並為爭取兩大盃賽出線,奠下不俗的基礎。
筆者相信,即使是為不想理會政治、不想理會社會氣氛的球迷(儘管筆者必須承認對此實在難以理解)而言,以波論波,這場零比零的和局,仍是一次在香港足球史上分量十足、意義不凡的戰果。
先從原點開始。現在開打的,是 2018 俄羅斯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四十強賽」階段。由於亞洲足球水平與歐洲、南美相比還是有一定距離,所以整個決賽周的三十二張門券(主辦國俄羅斯先拿一張,參賽席位剩下三十一個),亞洲區獲分配的席位基本較少(今屆只有四個直接參賽席位,外加一個與其他大洲競逐的席位,即所謂四點五席),而且外圍賽賽制亦較歐洲或南美區複雜,會設多輪的分組賽,層層淘汰後才得出最終代表參賽的球隊。
另一方面,亞洲足協今屆又搞搞新意思,將 2019 年亞洲盃的外圍賽也合併到世界盃的亞洲區外圍賽來,因此就參賽的亞洲球隊而言,其實是「一賽兩目標」,每場比賽的爭勝意義也有別於歷來各屆。
目前的外圍賽四十強階段,共分為八個小組,每組五隊,作主客制的雙循環對賽。以香港為例,位處 C 組的港隊已經先後與不丹、馬爾代夫及中共隊對賽,並將於下周二主場迎戰卡塔爾而率先完成首循環。各隊完成雙循環後,將按照總積分、得失球等決定名次。就世界盃外圍賽而言,只有八支小組首名,再加成績最佳的四支小組次名 (8+4),才以可晉身下一圈十二強賽,爭奪四點五張入場券。
但,由於上文所指的亞足協新安排,這次外圍賽落選於最後十二強的球隊,仍可以爭取二十四個參加 2019 亞洲盃的席位,相關的席位分配如下︰
- 八支小組首名,再加成績較佳的四支小組次名 (8+4),除晉身十二強外,亦自動獲得亞洲盃決賽周席位;
- 成績較差的四支小組次名、八支小組第三名,以及成績較佳的四支小組第四名 (4+8+4),直接晉身亞洲盃外圍賽最後一圈;
- 成績較差的四支小組第四名,連同八支小組第五名 (4+8),會從淘汰賽打起,爭取晉身亞洲盃外圍賽最後一圈。
再以 C 組為例來解釋︰從牌面與實力來看,仍以中共、卡塔爾,是較具實力爭取首名或者較佳次名殺入十二強之選;即使香港經歷三場後數字形勢不俗,但次回合對中共以及兩回合對卡塔爾,仍不能排除打回原形的可能性,因此在力爭十二強賽席位之餘,較現實的目標是保住亞洲盃外圍賽最後一圈資格,爭取較有利的位置角逐亞洲盃席位;至於馬爾代夫及不丹,基本上只能期望勝出彼此的對戰,或者在對另外三隊時維持較好成績,避過亞洲盃外圍賽淘汰賽的命運。
所以,以港隊而言,就算撇開甚麼體育精神呀、國際足協排名呀,有別於以往的是,即使爭取不了首、次名,打不入最終十二強,就不代表一切努力都沒有意義;相反,球隊如果經過連番奮戰,殺入闊別五十一年的亞洲盃舞台,其實也不能不算是香港足球的重大突破。而經過昨晚深圳一戰,在這場攸關十二強席位的分組首場大戰中取得一分(或曰使對手失去兩分),無疑已經達到打亂出線形勢的效果,並為爭取兩大盃賽出線,奠下不俗的基礎。
筆者相信,即使是為不想理會政治、不想理會社會氣氛的球迷(儘管筆者必須承認對此實在難以理解)而言,以波論波,這場零比零的和局,仍是一次在香港足球史上分量十足、意義不凡的戰果。
2014年5月31日 星期六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以波喻政改」的謬誤
原文︰http://wknews.org/node/379
政改首階段諮詢完結,民間正蘊釀在六月廿二日舉行「全民投票」表態,政府亦繼續在公關方面連番出招,更找來藝人和行會前任與現任成員等,拍攝短片推銷所謂「普選原則」。筆者作為球迷,近日就被一段由行會成員陳智思以足球比賽為喻、呼籲政改要「有規有矩」的片段所吸引。
片段首先描述一場球賽,藍衫攻方的球員在中場右路引球出擊,欲擺脫黃衫的守衛,卻將球推出界外起碼兩步後帶回場區內推進,黃衫球員不知所措,只能揚手質疑已經出界,藍衫則繼續攻勢並最終射入。黃衫球員大感不滿,更說︰「不依球例,如何踢呢?」然後陳智思就登場循循解說道,普選就好像踢足球要依照球例般,必須「有根有據」、「依法辦事」;他更指,如果普選方案偏離了《基本法》,可能會受到法律挑戰,亦難以得到社會認同,片中則同時以卡通方式,顯示一個球員從界外將球踢入「普選」二字的龍門內,被裁判施以黃牌警告。
據了解,陳智思本人也是精於球藝,更曾擔任立法會議員足球隊的隊長,也許這就是他「以球喻憲」解釋政改的原因。片段侃侃談論「守規矩」,內容卻像是連球例也不甚了了。《足球法例》對於裁判可出示黃牌警告的情況有明文規定,一般包括「欠缺體育精神行為(unsporting behaviour)」、用言行表示不服裁決、持續犯規、拖延比賽、未得裁判許可而擅自出入球場等,但球員從界外將球踢回球場,只要不構成上述的行為,裁判沒有理由會出示黃牌警告,正確的做法是在球出界後,判給對手一個界外球,僅此而已;如果是獲得界外球的一方大腳開出界外球,亦只需改判對手開界外球就可,並無出示黃牌的需要。
這不能不說是很大的諷刺︰本來期望以淺白方式呼籲政改「有規有矩」的廣告,內容卻將「規矩」詮釋得一塌糊塗;但另一方面看來,特區政府出產這種質素的政改廣告,其實又是合理合適之至。畢竟政改討論發展至今,連官員自己也做不到當初呼籲的「在《基本法》的基礎上討論」,不時將明明是政治範圍內的論據,包裝成法律的規定,例如將《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隻字未提的「實質提名權」演繹成金科玉律,又創造出「機構提名」、「整體提名」這些「嶄新」的概念,無非是想將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的設計,硬塞入普選的程序。如此扭曲法律的行為,與廣告片段中拿出黃牌警告從界外踢球者的故事,反倒是「相得益彰」。
與其責怪球員「推波出界」,不如看看這些年來,甚麼「釋法」、「決定」、「五步曲」如何將普選這龍門如何不斷往後搬︰二零零七、二零一二、二零一七 …… 香港人一直循規蹈矩地踢這場爭取民主的比賽,踢足廿多三十年,卻發現自己只能不停帶波向前跑,連「葫蘆頂」在哪也看不到,龍門已經從掃桿埔搬到幾乎越過山頭去了淺水灣;現在好不容易總算瞄準了網窩,卻又有甚麼教練呀專家呀旁述員呀比劃說︰「球例不准遠射,一定要循序漸進入禁區才可起腳」、「不能從兩邊高波傳中,球例規定一定要從中路進禁區」…… 所謂「球例」,已經被無數「權威人士」詮釋到一個地步,連最起碼的尊嚴與威信也蕩然無存。
香港代表隊暫時沒有機會打進世界盃,但香港人是時候代表自己。讓我們把握機會,按照國際上最為人熟悉的一套球例,踢好這場比賽,還香港社會應得的公平制度和管治質素。
2014年4月23日 星期三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You’ll Never Walk Alone
原文︰http://wknews.org/node/345
筆者身邊不少「利迷」朋友,在對賽曼城大戰將至的日子,他們念茲在茲的,卻不是利物浦隊的奪標形勢如何,而是一句「為九十六人討公道」(Justice for the 96)。連同這場比賽,當天英格蘭所有主要的足球賽事,都一律延遲開球七分鐘,球員們開場前都站立默哀,作為「希斯堡球場慘案」二十五周年的紀念;利物浦隊在比賽中獲勝,隊長謝拉特灑下英雄淚,其表兄弟就是慘案九十六名命喪球場的利物浦球迷當中最年幼的一位,當時只有十歲。
儘管在意外四個月後發表的「泰萊法官報告」(Lord Justice Taylor’s Report),批評警方的人群管理是慘劇大量死傷的成因,但同時為九十六人主持死因研訊的死因審裁官,卻劃出一個所謂「三時十五分死線」,要求死因庭陪審團不必理會事件當日三時十五分以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涉及的比賽在下午三時正開球,裁判察覺有意外後於三時零七分中止比賽),陪審團在審裁官的引導下,裁決所有死者均「死於意外」。
在家屬與公眾的持續壓力下,當局在2009年解封「希斯堡球場慘案」的官方檔案,並在翌年組成新的調查委員會。委員會傳召八十四個個人或團體單位,審閱了四十五萬頁文件,當中包括不少之前不見天日的資料,當中甚至證明警方以至救援部門曾刻意竄改供詞。委員會的結論重申,人群管制失誤是意外的主因,且認為利物浦球迷毋須為事件負責;委員會更指,如果救援工作協調得宜,起碼有四十一名死者可能性命得保。
經年的不懈爭取,總算給九十六人的家屬們帶來新的希望。筆者作為其他球隊的球迷,亦希望藉此機會,向所有一直為還原慘案真相而奮鬥的人士,送上最誠心的祝願︰「爭取公義之路,你們不會獨行,終點已經在望。」
筆者不是利物浦隊或者曼城隊的球迷,本打算以中立心態,看一場精彩的榜首大戰。從比賽過程看來,雙方節奏明快,炮製出五個入球,絕對是賞心悅目的演出;但最叫筆者震撼的,卻不是比賽的場面,而是在我身邊一名身穿紅衣、素昧平生球迷的一句話︰「今晚我們必勝,因為我們在場上比對方多出九十六人!」相信不少一直留意英國足球的朋友,都會和筆者一樣,明瞭這個數字的意涵。
筆者身邊不少「利迷」朋友,在對賽曼城大戰將至的日子,他們念茲在茲的,卻不是利物浦隊的奪標形勢如何,而是一句「為九十六人討公道」(Justice for the 96)。連同這場比賽,當天英格蘭所有主要的足球賽事,都一律延遲開球七分鐘,球員們開場前都站立默哀,作為「希斯堡球場慘案」二十五周年的紀念;利物浦隊在比賽中獲勝,隊長謝拉特灑下英雄淚,其表兄弟就是慘案九十六名命喪球場的利物浦球迷當中最年幼的一位,當時只有十歲。
利物浦人一直堅持九十六人沉冤未雪,是因為官方一直將這場球場過於擠擁、釀成人踩人傷亡的慘案,歸咎於所謂「球場鬧事」或者有球迷醉酒行為不端所致,矛頭亦直指向利物浦隊的球迷;當局甚至一度決定對所有受害人進行酒精測試,使受害者家人更感不滿。
儘管在意外四個月後發表的「泰萊法官報告」(Lord Justice Taylor’s Report),批評警方的人群管理是慘劇大量死傷的成因,但同時為九十六人主持死因研訊的死因審裁官,卻劃出一個所謂「三時十五分死線」,要求死因庭陪審團不必理會事件當日三時十五分以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涉及的比賽在下午三時正開球,裁判察覺有意外後於三時零七分中止比賽),陪審團在審裁官的引導下,裁決所有死者均「死於意外」。
在家屬與公眾的持續壓力下,當局在2009年解封「希斯堡球場慘案」的官方檔案,並在翌年組成新的調查委員會。委員會傳召八十四個個人或團體單位,審閱了四十五萬頁文件,當中包括不少之前不見天日的資料,當中甚至證明警方以至救援部門曾刻意竄改供詞。委員會的結論重申,人群管制失誤是意外的主因,且認為利物浦球迷毋須為事件負責;委員會更指,如果救援工作協調得宜,起碼有四十一名死者可能性命得保。
基於委員會的最新結論,檢察總長根據《死因裁判官法》,基於「秉行公義需要」(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的理由,向上訴法院申請推翻全部死因研訊結果,重新進行研訊;上訴庭審視了委員會報告的最新資料,特別指出當日死因審裁官的「三時十五分死線」,可能妨礙陪審團徹底研訊救援工作與死亡關係的事宜,裁定撤銷原來的死因聆訊結論,並下令重新進行研訊。據英國媒體報道,新的聆訊將在利物浦以東的沃靈頓鎮舉行,並已組成新的陪審團,預計需時一年左右。
經年的不懈爭取,總算給九十六人的家屬們帶來新的希望。筆者作為其他球隊的球迷,亦希望藉此機會,向所有一直為還原慘案真相而奮鬥的人士,送上最誠心的祝願︰「爭取公義之路,你們不會獨行,終點已經在望。」
2014年1月28日 星期二
球迷時間︰也談「鳳凰計劃」
踏入2014年,資助本地足球發展的「鳳凰計劃」三年撥款期將會完結,偏偏就在這時,部分甲組隊假球疑雲與管治爛帳連環引爆,使社會難免對本地足運負評如潮。筆者作為球迷,且先後以註冊裁判員與賽事監場身份短暫投身官方足球項目,自問也有一直留意「鳳凰計劃」與足球發展的討論,包括參加了上周五由獨立媒體主辦、並邀得足總行政總裁 Mark Sutcliffe 出席的一個研討會。筆者想由當晚的一個小討論談起。
在答問環節,有一位球迷提出不少有見地且深入細緻的觀察和建議,而最教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他對於球場管理問題的控訴︰在康文署轄下的足球場,當局以噪音管制為理由,不准球迷在球場打鼓或者使用揚聲器、樂器等助威,希望足總向當局反映,取消這些限制。
筆者認同,將球場管得「水靜鵝飛」,實在過嚴且不合理;但筆者又認為,球迷其實也得為住在球場附近、對足球興趣缺缺的居民想一想。球迷熱情吶喊,無非是想壯大愛隊以至整個足運的聲勢,讓更多人支持自己熱愛的運動;但因為一己的亢奮,搞得附近的居民心緒不寧,甚至連帶討厭起足球來,其實對推動足球亦無甚益處。
別誤會,筆者並不是說球迷務必乖乖的肅靜看球;筆者想帶出的是,球迷犯不著與附近的居民放在一個對立的位置,為了我看球的過癮,就非得要其他人讓步不可;相反,球迷群體中不少也是文明講道理的人,何不主動一些,向政府爭取修改僵化官僚的噪音管制方式,給雙方都留下一些可以商討解決問題的空間?足球界可以向居民了解一下,社區大致可接受的比賽時間和聲浪程度,再與球迷團體商討,限定使用樂器與揚聲器的頻率與節奏;康文署就理應在各方都有了共識的前提下,放寬噪音管制措施。
筆者覺得,「打鼓爭議」其實是一個好例子,提醒本港的足球群體,包括管理者、職球員乃至球迷︰足球無疑是廣受關注歡迎的運動,但並不意味著社會所有成員,就非要無條件地支援足球界的一切;在不少情況下,足球界為了「做好足球」而要求的支持與資源,小至希望擁有在住宅區附近叫喊打氣的權利,大至要求預留珍貴的土地興建更多球場,其實會影響到其他市民(不論對足球瘋狂投入還是 WFC)的利益與福祉,而球圈中人在這時候就有責任以理服人,回應社會各界的關注,在有需要時還要與不同意見的人折衝互動,乃至作適當讓步。
筆者相信,同樣原則也適用於「鳳凰計劃」應否繼續的討論中。讓筆者感到錯愕的是,由「鳳凰計劃」於2011年10月獲得「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預留每年2,000萬元資助開始,當局從未向立法會相關的事務委員會交代過整個計劃的進展,即使期間發生過 CEO 與代表隊主教練匆匆離任換人、港職聯難產、足總獨立董事辭職、假波疑雲等事件,但不論是政府官員、足總高層抑或立法會議員,全然不覺得有需要召開公開會議討論足總改革的進展。
若果又要去到撥款臨近完結、足總爭取再次撥款的時候,才急忙陳列大量公眾難以消化的數據資料證明足總的「改革成果」,再恐嚇眾人沒有新撥款會讓這些成果付諸流水云云,這在公共財政管理上實在是不理想的做法。筆者期望,民政事務局及足總應盡快向公眾清清楚楚羅列「鳳凰計劃」的最新進展、尚待完成的項目,以及將要求政府進一步注資的項目與理據,讓公眾盡快討論計劃的價值與存廢。
類似的態度,其實亦適用於日後有關草地足球場的討論當中。事實上,筆者不止一次親眼見證,球圈中人每多以十分不屑的態度,去評論目前甲組隊要與學校、社區「共用」區內場地作訓練與比賽的問題。筆者當然理解職業足球人對「薯仔田」的不滿,而希望擁有專屬的優質場地;但既然球場由公帑興建營運,當足球場的使用時數不斷上升、不少草地球場的繁忙時段使用率幾近飽和的時候,客觀現實就是,職業球隊的確是在和一般市民、學校或者社區體育愛好者競爭球場的使用權,康文署實又有否更大的理由可以說服公眾,必須騰出更多時段養草或讓甲組球隊用場,而妨礙市民與業餘足球的用場權利?
筆者未必能提供一個圓滿的答案,但足球界人士也許是時候好好思考,如何平衡官方與業餘足球的資源分配;而當局乃至社會在討論問題時,也不要單向直線地認為「支持本地足球」就等同要優先滿足官方足球賽事的一切要求,而忽略了學校、一般足球愛好者,以至業餘球隊同樣在本地足球扮演重要角色的事實。
總括而言,從「鳳凰計劃」首階段快將完結作為引子,香港足球未來發展,以至與社會不同持份者如何溝通配合,是一個相當重大、但絲毫不可馬虎苟且、得過且過的命題。
在答問環節,有一位球迷提出不少有見地且深入細緻的觀察和建議,而最教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他對於球場管理問題的控訴︰在康文署轄下的足球場,當局以噪音管制為理由,不准球迷在球場打鼓或者使用揚聲器、樂器等助威,希望足總向當局反映,取消這些限制。
筆者認同,將球場管得「水靜鵝飛」,實在過嚴且不合理;但筆者又認為,球迷其實也得為住在球場附近、對足球興趣缺缺的居民想一想。球迷熱情吶喊,無非是想壯大愛隊以至整個足運的聲勢,讓更多人支持自己熱愛的運動;但因為一己的亢奮,搞得附近的居民心緒不寧,甚至連帶討厭起足球來,其實對推動足球亦無甚益處。
別誤會,筆者並不是說球迷務必乖乖的肅靜看球;筆者想帶出的是,球迷犯不著與附近的居民放在一個對立的位置,為了我看球的過癮,就非得要其他人讓步不可;相反,球迷群體中不少也是文明講道理的人,何不主動一些,向政府爭取修改僵化官僚的噪音管制方式,給雙方都留下一些可以商討解決問題的空間?足球界可以向居民了解一下,社區大致可接受的比賽時間和聲浪程度,再與球迷團體商討,限定使用樂器與揚聲器的頻率與節奏;康文署就理應在各方都有了共識的前提下,放寬噪音管制措施。
筆者覺得,「打鼓爭議」其實是一個好例子,提醒本港的足球群體,包括管理者、職球員乃至球迷︰足球無疑是廣受關注歡迎的運動,但並不意味著社會所有成員,就非要無條件地支援足球界的一切;在不少情況下,足球界為了「做好足球」而要求的支持與資源,小至希望擁有在住宅區附近叫喊打氣的權利,大至要求預留珍貴的土地興建更多球場,其實會影響到其他市民(不論對足球瘋狂投入還是 WFC)的利益與福祉,而球圈中人在這時候就有責任以理服人,回應社會各界的關注,在有需要時還要與不同意見的人折衝互動,乃至作適當讓步。
筆者相信,同樣原則也適用於「鳳凰計劃」應否繼續的討論中。讓筆者感到錯愕的是,由「鳳凰計劃」於2011年10月獲得「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預留每年2,000萬元資助開始,當局從未向立法會相關的事務委員會交代過整個計劃的進展,即使期間發生過 CEO 與代表隊主教練匆匆離任換人、港職聯難產、足總獨立董事辭職、假波疑雲等事件,但不論是政府官員、足總高層抑或立法會議員,全然不覺得有需要召開公開會議討論足總改革的進展。
若果又要去到撥款臨近完結、足總爭取再次撥款的時候,才急忙陳列大量公眾難以消化的數據資料證明足總的「改革成果」,再恐嚇眾人沒有新撥款會讓這些成果付諸流水云云,這在公共財政管理上實在是不理想的做法。筆者期望,民政事務局及足總應盡快向公眾清清楚楚羅列「鳳凰計劃」的最新進展、尚待完成的項目,以及將要求政府進一步注資的項目與理據,讓公眾盡快討論計劃的價值與存廢。
類似的態度,其實亦適用於日後有關草地足球場的討論當中。事實上,筆者不止一次親眼見證,球圈中人每多以十分不屑的態度,去評論目前甲組隊要與學校、社區「共用」區內場地作訓練與比賽的問題。筆者當然理解職業足球人對「薯仔田」的不滿,而希望擁有專屬的優質場地;但既然球場由公帑興建營運,當足球場的使用時數不斷上升、不少草地球場的繁忙時段使用率幾近飽和的時候,客觀現實就是,職業球隊的確是在和一般市民、學校或者社區體育愛好者競爭球場的使用權,康文署實又有否更大的理由可以說服公眾,必須騰出更多時段養草或讓甲組球隊用場,而妨礙市民與業餘足球的用場權利?
筆者未必能提供一個圓滿的答案,但足球界人士也許是時候好好思考,如何平衡官方與業餘足球的資源分配;而當局乃至社會在討論問題時,也不要單向直線地認為「支持本地足球」就等同要優先滿足官方足球賽事的一切要求,而忽略了學校、一般足球愛好者,以至業餘球隊同樣在本地足球扮演重要角色的事實。
總括而言,從「鳳凰計劃」首階段快將完結作為引子,香港足球未來發展,以至與社會不同持份者如何溝通配合,是一個相當重大、但絲毫不可馬虎苟且、得過且過的命題。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