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劇或電影中，很多重大案件，例如殺人放火強姦，辯方經常會在刑事審訊中突然提出 alibi，製造劇情高潮吸引觀眾的眼球；但常理而言，如果一個被指控犯罪的人，事實上在所謂案發時間根本不在現場，他大可以盡快就讓控方及法庭知悉這方面的資訊，因為這明顯有助各方盡快澄清案情，終結從一開始就不應進行的檢控，更大大減省了法庭的時間。
以一件謀殺檢控為例，一個被告可能本身已經找來作不在場證明的證人，卻在審訊舉證時長篇大論地提出其他辯護理據，好像致命傷與被告無關，或者被告有可能是自衛殺人諸如此類，等到最後階段才突然傳召證人出來，作證說被告案發時不在場。就算此證本身屬實，其實已經大大浪費了法庭和控辯各方準備案件的時間；反而，法庭更有可能思疑，所謂 alibi 很可能不過是被告發覺自己其他自辯論點薄弱，才孤注一擲拿出來的救命稻草，因此對其可信性大打折扣。
此所以，在公訴案件（即由區院法官或者高院法官會同陪審團審訊的案件），被告不能失驚無神就提出 alibi，反而有一套規定辯方在規定時間內「通知 (notice)」法庭將會引用 alibi 的規則。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65D 條，就區院案件而言，辯方必須在審訊開始前不少於十天，提出有關援引 alibi 的通知，這亦是七警案中錢禮主任裁判官給予辯方的標準指示的一部分。
更要留意的是，跟一般刑事或民事程序中行文較簡單的「通知書」不同，法例訂明辯方發出的這份「通知」內，是要包括被告不在案發現場的「詳情 (particulars of the alibi)」，此所以辯方不能場簡單一句「被告將會舉證提出 alibi」就了事，而是必須在限期前，提交較詳細的不在現場描述，例如包括被告在案發前後特定時間時的位置，或者其他反映控方案情指涉時間內，被告不可能在現場附近的陳述等。
此外，如果被告希望傳召證人作為 alibi，通知書內更加要詳細交代證人的姓名或地址，或者其他有助尋找此證人的關鍵資料（例如可能是某某店舖的店員，或者某某車牌的士的司機等），辯方才可以傳召這證人出庭作證；此外，如果通知書內來不及提供該等姓名或地址，辯方仍然有責任繼續盡力尋找有關的資料，並且提供予控方及法庭。
在區院的刑事審訊中，辯方要提出 alibi 通知，可以在限期前用書面向控方提出，亦可以選擇在裁判官批准移交區院時提出；但在七警案，辯方尚未提出有關 alibi 的 particulars，因此未算已經提出符合法例要求的「通知」，仍需要在開審前十日準備妥當。這可視為辯方預留一手，免得日後被控方指責用 alibi「突襲」的保險做法。至於辯方是否果真提出 alibi，仍要視乎後續的發展。
筆者認為，單以審訊技巧而言，辯方的這種策略其實亦算合理。從新聞片段以及過往報道所見，曾健超被襲時根本難以辨認出施襲警員，加上警方其後用相當「優惠」嫌疑人的方式安排認人，控方很大機會不能依靠任何辨認被告的證據 (identification evidence)，來證明被告的確在場，這情況下，辯方自然會保留日後就七人是否在場展開抗辯的權利。
另外，控方同樣有權搜集反駁辯方 alibi 的證據，更可以「搶先一步」在辯方提出 alibi 以前已經提交「封後門」。辯方預早通知保留 alibi 權利的另一個效果，就是促使控方重頭再檢視自己手上的證據，特別是將被告與現場連繫起來的材料；一旦控方自忖這方面確有疏漏之處，從而盡早撤控，辯方就可收不戰而勝之效。
所以，七警的大律師提出保留 alibi 權利，只是辯護策略的正常行使，本身不一定隱藏著甚麼任何不可告人的陰謀。
順帶一提︰提出 alibi 要預作通知的規定，只適用於公訴案件；一般裁判法院以簡易程序審訊的刑事案，被告毋須提出特定通知，就可以在審訊過程中援引 alibi 的人證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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