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刑事檢控專員 (DPP) 江樂士在《明報》撰文炮轟現時裁判法院檢控入罪率低，並將問題歸咎於檢控工作越來越傾向由外間的律師或大律師 (Solicitors / Counsels On Fiat) 代替律政司本身的法庭檢控主任 (Court Prosecutors) 進行。筆者不少朋友看到《明報》的報道，都幾乎立即質疑︰咦，不是說香港定罪率高得幾近北韓的麼？
這裡要澄清的是，一般指香港定罪率高，是綜合香港三級審訊刑事案件的法院（即高院原訟庭、區院及裁判法院）而得出的數字，而且一併計算了認罪和抗辯後被定罪的人數；至於江樂士的焦點，則集中放在裁判法院一級，而且只討論審訊後定罪的情況，而剔走了認罪的被告人數來計算。換言之，江樂士想說的是︰在裁判法院，如果被告不認罪而受審抗辯，「超過五成審訊都敗訴」。
的確，47% 的審訊入罪率確是夠讓人擔心，但是否在江樂士時代，裁判法院一級刑事檢控的表現就遠較現在出色？上文曾經引用由立法會秘書處在 2010 年進行的研究分析，當中第 5 頁列表比較了 2006-2008 年的裁判法院審訊後定罪率，分別是 34.9%、32.6% 和 31.3%，甚至比江文提及的 2013 年 47% 還要低。換言之，江文所大談的 47%，根本談不上甚麼「新低」；至於這個錄得只有三成多定罪率的時期，到底誰是 DPP？正是江樂士自己。
好了，原來江樂士自己主理檢控的時期，原來裁判法院檢控工作的表現甚至比不上今天，那麼他當時是如何分派檢控工作的呢，是否像他自己所言，高度信任「受過嚴格訓練」、「表現出色」的法庭檢控主任呢？翻看歷年律政司的預算，由 2006 至 2008 年，外判大律師與律師在裁判法院出庭日數，分別有 969 日、1,493 日和 2, 184日，事實上，由 On Fiat 律師檢控的日數，由 2005 年到 2008 年，增加了幾近三倍，相對而言，法庭檢控主任雖然仍然負責八成多以上的檢控日數，但按年出庭日數則在三年內減少 13.9%。
數字反映出來的是，江樂士自己根本就是對法庭檢控主任傾向不予信任的一員；而另一方面，即使在法庭檢控主任仍然在數字上絕對主導裁判法院檢控的年代，律政司的檢控表現也沒甚值得恭維之處。
筆者必須澄清的是，以上絕不是在說香港的 Mag 仔檢控工作沒有問題；恰恰相反，今天有人不在其位指點江山侃侃而談，但根本就在那人在位時，檢控質素已經千瘡百孔。別的不說，此君總不能當大家都忘掉胡仙是誰吧？
更何況，要驗證控方在裁判法院屢遭敗績的原因，是不是更應該深究其他更加結構性的原因，包括律政司縱容執法機關準備案件工夫馬虎苟且兼而費時拖延，檢控主任往往到提堂也未有機會仔細觀看開案理據是否充分；檢方長年仰賴部分法官對警方證人的盲目信任，對於警方證人的供詞傾向輕信而疏於檢視甚至質疑當中的漏洞；對調查過程的程序紕漏視而不見，一而再再而三的給辯方送上疑點利益以至連表證也不成立的大禮 ……
某程度上，我們甚至可從事實得出與前 DPP 截然相反的結論︰正是由於 On Fiat 檢控官比重越來越高，有更多案件在審前階段已經有專業律師團隊參與檢控，裁判法院審訊定罪率，總算從三成多回到大約五成的水平。這根本是在反映，律政司需要更進一步，使裁判法院檢控工作更加專業、獨立，而不是回到倚賴部門閉門造車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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