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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5日 星期六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而葉家寶不知自己是董事?

原文︰http://wknews.org/node/953

亞洲電視欠薪案,亞視本身作為法團被告,認罪後被判罰同類案件歷來最高罰款合共107萬元;勞工處亦以相同控罪票控身為公司執行董事的葉家寶,葉家寶抗辯後被主審裁判官裁定罪名成立,合共罰款15萬元。得悉判決的葉家寶一方面感謝各方支持,另一方面卻又為自己作為受薪者要為公司欠薪負刑責而「感到不解」,就連一直支持他的立法會議員兼法律學者梁美芬也質疑,法例應該有改善的地方云云。
的確,就欠薪罪而言,理應是將僱主視作檢控的對象。問題是,當僱主是一間公司、尤其是有獨立法人身份的有限公司的時候,法庭總不可能將一間公司押上被告席甚至丟進監獄裡去;與此同時,一所公司總得由不同的個人打理照料,它的一切決定,無論合法與否,亦需要由具有負責職權的個人作出。
因此根據法例,一旦發生欠薪的情況,一些理應涉及於欠薪事宜的個人,亦同樣需要為此情況負上刑事責任,使欠薪法例得以確實執行。《僱傭條例》第64B條就訂明,如果觸犯欠薪罪的僱主是法團公司,控方又能夠證明,欠薪是由於公司的「董事、經理、秘書、或其他類似人員」的「同意(consent)」或「縱容(connivance)」,或者可歸因於上述人員本身的「疏忽(neglect)」,上述人員就等同同樣觸犯欠薪罪。
高院原訟庭在「羅惠坡案」(裁判法院上訴2009年第888宗)中曾經解釋,《僱傭條例》將不少人涵蓋在要為僱主所犯罪行而一併受罰之列,這種「漁翁撒網模式(“blunderbuss” approach)」符合法例為僱員提供更廣泛保障的原意;該案中的被告抗辯指真正的僱主是法團公司,而不是他本人,但法院裁定他不但作為董事及股東,亦在公司實際決策中負起財務及行政責任,他本人甚至有權決定僱員解僱的事宜,因此他不能躲在公司的「法團面紗(“corporate veil”)」 之後,逃脫法律責任。
在另一宗「李鳳貞案」(裁判法院上訴2011年第662宗),原訟庭解釋說,第 64B 條內的「同意」、「縱容」或「疏忽」,是三種不同的情況,而條例既沒有為三者下定義,法庭只需用三詞通通常理解即可;案中被告曾抗辯指,自己一度「不認同」其他董事不發薪的決定,但法院裁決指,只要被告對該決定「知情而不阻撓」,已經足夠構成「縱容」,從而被定罪。
無論是葉家寶提出的疑問,抑或是梁美芬的附和,反映的根本不是甚麼法律上的漏洞問題,卻是二人對於「董事」應有的職份角色,似乎是茫然無知。無論是以股東身份兼任的董事、受薪的執董,還是相對獨立的非執董,每一名身負董事職務的人,就必須小心翼翼、誠心實意地為公司的決策及財政謀劃,並且為各式各樣為公司前途而作的決策行動負責,筆者以為這是一種常識;但看來,即使是學識淵博的議員,或者在一所具歷史、具規模機構參與重大職務的高層,原來還是會不明白董事職責之所在。他們大概以為,董事就是在名片上添一個 title、參與一下董事會舉手如儀就可,以致連公司欠薪如此大事,竟仍會有「董事受薪就不應有責」的想法。

2015年10月28日 星期三

東方禁制失敗 辛祖有權落場

今季剛轉會傑志、並剛住滿本港七年而獲得港腳資格的前鋒辛祖 (Alessandro Ferreira Leonardo),被東方指他早在今年年初(即上季季中)已經與東方簽有兩季加一季的「臨約」。東方在「開咧」後的十月入稟高等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禁止辛祖在臨約屆滿的 2017/18 球季完結前,為任何一支其他球隊上陣。高院法官陸啟康日前頒令,撤銷東方會的申請,並判辛祖一方兼得堂費。

判辭︰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ju/ju_frame.jsp?DIS=101092&currpage=T

據東方會的入稟狀指,早在今年年初,當時仍在黃大仙擔任隊長的辛祖,已經與東方簽訂了「臨時合約」,同意在本季加盟並效力至 2016/17 球季,及後東方有權續約一季。但辛祖在 2015 年 5 月中透過律師致函東方,指對方沒有依從足總的規定註冊轉會合約,包括沒有使用足總指定的表格或按足總要求預備一式三份,又沒有按規定十天內提交合約至足總,因此臨時合約效力成疑。辛祖最終轉會傑志,並曾經分別在聯賽對元朗、社區盃對南華及銀牌對飛馬上陣三場。就在官司暫告一段落後,辛祖在菁英盃再獲落場機會,更大演帽子戲法。

就東方的臨時禁制令申請,雙方暫時同意東方具有「可爭辯的申索 (arguable claim)」,亦就雙方臨約的有效性提出了認真的爭議問題;但法官仍裁定,在進入實質的法律及事實爭議前,基於兩大方面的理由,不會批准東方的臨時禁制令申請。

第一方面,對於一些個人參與訂立的合約,如果具有雙方互信或者保密責任的性質(例如僱傭合約或者經理人合約等),即使出現違反合約的情況,法院一般只會依照合約法原則,裁定違約一方要就造成對方損失作出賠償 (damages),卻既不會下令強制違約方履行合約 (specific performance),更不會用禁制令的方式,形同迫使違約方必須履行原來的合約,這是普通法下行之既久的法律 (settled law)。

法官引用 2007 年藝人黃聖依與「星爺」旗下經理人公司對簿公堂一案,該案由現已晉升為上訴庭副庭長的林文瀚法官主審,林官當時就解釋,法院很難在下令勉強違約方重新履行合約後,監督或衡量重新履約的表現是否符合判令;而更重要的是,將兩個已經勢成水火 (at loggerheads)、再無互信可言的個體繼續綑綁一起,可能在道德上亦令人反感 (morally repugnant)。

陸啟康法官提出,即使東方願意在禁制期內繼續支薪予辛祖並提供宿舍,但基於東方與辛祖事實上已經互信全失,一項禁制辛祖為其他球隊落場的禁制令,實質效果就是要「雪藏」辛祖 (the Defendant would just sit idle),讓他無法透過比賽提升技能甚至爭取入選國家隊(現在就即是港隊了),這基本是迫使辛祖作一個兩難的選擇︰要麼違反意願重投東方懷抱,要麼就雪硬雙腳直至提早退休 (In effect, he has little choice but to play for the Plaintiff, otherwise it would possibly mean the end of his football career)。就這一點,正正是普通法所不容。

就東方代表律師引用的案例,陸法官認為並不適用於本案,因為這些案例涉及的是一般的勞資關係,而且尋求禁制令的僱主,要麼就只是有限地要求禁制僱員濫用舊公司的人脈資源,而不涉及強迫僱員履行合約 (Thomas Marshall Ltd v Guinle [1978] ICR 905),要麼就是舊老闆旨在防止僱員在通知期未滿就轉工 (Evening Standard Ltd v Henderson [1987] ICR 588),卻不是像東方會般,要求一個從未為自己打過工的人,不可履行他本身現存的僱傭合約而要轉而為新東家效力。

陸法官駁回東方申請的第二方面理由,就是指東方的申請有延誤。東方的代表律師指,他們在知悉辛祖有意不履約後沒有隨即興訟,是因為想依從體育界的習慣,先將爭議交付體育總會而不是直接打官司。但陸法官不接納這說法,並指東方在 2015 年 5 月已經透過辛祖的律師得悉對方立場,但基本上東方「甚麼也沒做」;從東方律師與對方律師的來鴻去雁所見,東方不遲於 7 月初已經知悉辛祖加盟傑志的消息,卻沒有隨即作出任何行動,而是直到 7 月中才終於向足總投訴。

陸法官認為,東方明知 9 月開咧,理應及早趁開季前向足總投訴也好、入稟打官司也好,務求讓事件對球隊季前備戰的影響減到最低;相反,東方在開季前「慢三拍」的行動,反令人質疑其指責辛祖轉會傑志對球會造成無可彌補損失 (irreparable damage) 的說法,是否可信。

但即使辛祖在案件初嘗勝仗,但案件仍有後續發展。東方可以在及後階段,提交狀書、證人陳述書及其他證據,申請將案件排上實質審訊的日程,從而要求法院裁決與辛祖之間的「臨約」是否有效。

除了案件的法律爭議外,本案亦顯示球員逐漸有能力取得專業團隊的支援,釐清合約或者各式各樣條款規定的內容,以保障自己的權益;與此同時,正參與號稱為「超級聯賽」的球會,亦必須在提升競賽表現的同時,在行政、合規等不同方面同樣注意改善,使球會的運作能夠持續邁向真正的職業化、專業化。

2015年1月23日 星期五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被迫變債仔 亞視員工點自救?

原文︰http://wknews.org/node/659

亞視員工出糧無期,公司已陷奄奄一息之態,高層與老闆們的言行卻不斷讓人驚歎「沒有最只有更」。截稿前的最新發展是,由亞視大股東兼董事局主席黃炳均擔任董事的另一間有限公司,提出借款予亞視員工,金額剛好就是員工在去年十二月未獲發的薪金,但擬簽立的借據條款列明,如果員工獲發欠薪,員工就要還款;此外,如果亞視出現任何「變化」,甚至員工離開亞視,同樣需要還錢。
 
筆者相信,任何人毋須具備甚麼法律知識經驗,都肯定看出如此安排是多麼荒謬。大股東此計看似荒誕不經,實質是機關算盡,一旦員工不堪經濟重壓而簽字取款,當中後患實不容低估。無疑,大股東在法律上絕不能以借款權充發薪的責任,但由於大股東是透過名下另一間與亞視全無關係的有限公司借款,因此員工的「借債」對象是一間獨立法人公司;一旦日後員工無力還「債」,即使當時十二月欠薪仍未發出,在任何可能由「債項」而引發的法律程序面前,「欠債」與欠薪是兩件並無牽連的事件,員工不能試圖引用僱主的欠薪,來抵銷 (offset) 欠下僱主公司大股東另一間公司的債項。
 
整套安排另一狡黠之處,在於其中一個「還款」的事態條件︰亞視出現「變化」。據直至截稿時的最新資料,如果到一月二十六日,仍未有白武士出現,亞視就要清盤;換言之,員工幾可肯定從一月二十六日開始就有責任還「債」,因為屆時亞視要麼展開「執笠」程序,要麼會有新主人,兩者同樣可理解為公司的「變化」。問題來了︰即使有白武士拯救,亦不代表當日員工就一定可以取回十二月欠薪;要是最終亞視走向終結,員工的索薪對象就變成破產欠薪保障基金,而整套公司清盤、「埋數」、頒令的程序,曠日持久,員工依然要苦候多時。所以,無論亞視一月二十六日的下場為何,試問員工們又哪來即時的現金,可以在公司「變化」時還「債」?
 
面對僱主的逼迫,員工又應何以自救?
 
首先,仍未到山窮水盡之境的員工,當然理應拒絕就範,不能簽立這種欺人太甚的「借據」自立於危牆之下;反之,當僱主公司董事敢於透過旗下企業,白紙黑字地提出如此荒誕的建議,員工絕對要留下副本存底,在日後的欠薪檢舉而至刑事程序中作為證據。《僱傭條例》第 64B 條規定,一旦證明有限公司的欠薪,是在公司董事的「同意或縱容 (consent or connivance)」,或者由於董事的「疏忽 (neglect)」而造成,董事即同樣有罪,最高可判罰款三十五萬元及監禁三年。身為公司董事局主席,不肯堂堂正正發薪,卻將等額於欠薪的費用以借貸形式「發放」予員工,會否構成「同意或縱容」公司欠薪,絕對足以讓日後審理欠薪罪行的法官好好參詳考慮。
 
此外,即使員工為勢所迫簽據取款,亦可以考慮引用《放債人條例》,在債權人公司展開法律程序追討時保護自己。該《條例》第 25 條授權法院,如果在處理追債的法律程序時,發現貸款交易屬於「敲詐性 (extortionate)」,可以下令重訂交易條款以保公平。一般而言,此條通常用在防止財務公司以過高利息敲詐借錢人,但法例訂明其規管範圍不限於財務機構,亦包括任何人的放貸;此外,如果借貸交易「嚴重違反公平交易的一般原則」亦可視為有「敲詐性」,而法庭考慮有否違反公平時,可考慮整體因素,包括借款人的經濟窘迫情況,乃至交易雙方的關係及交易對雙方有利程度等。
 
換言之,曾經簽據借錢的員工,可能有權在對方入稟追債時,向法庭抗辯指借貸本身屬於敲詐交易,要求法院另訂合理的還款條款;但這固然牽涉到需要動用大量資源或者申請法援與對方周旋,最重要的一點是,何以本來是欠薪案苦主的一方,反而成了欠債案的被告,甚至要向法庭苦苦請求更改條款以紓緩「債務」?難道這就是法律大員們早陣子大聲疾苦要港人捍衛的「法治」?
 
也許,在黃炳均這種商場老手眼中,這種「薪變債」的操作,不過是平日在商界司空見慣的,將不同公司買空賣空、股債變換等把戲的變奏;而他一方面明知自己作為亞視董事局主席,公司犯下欠薪之罪,他也根本擺脫不了《僱傭條例》加諸董事的刑事責任,另一方面又明明拿得出相等於欠薪總額的現金,卻不肯乾脆借予亞視履行出糧責任,反要使出「借貸」把戲,無非是想一方面強令員工不敢離職,用欠債扣住員工在這條快將沉沒的船上當人質,另一方面則向潛在買家表明,唯有收購後盡快還糧於員工安定軍心,他們收購回來的這條船,才會有再次揚帆起航的可能。
 
只是,員工從來不是黃炳均那些「秒秒鐘幾十萬上落」的商場玩家對手,卻只是一群胼手胝足只求溫飽養家的打工仔女,讓他們付出勞力卻不予回報,本身已經是無恥行徑;為著省回欠薪的一己之私,不惜騎劫員工的生計,這種基本無異於國際勞工組織所指、形同現代奴役 (modern slavery) 的「債役 (debt bondage)」現象,竟然發生在一個國際大都會的持牌廣播機構,而不論是執行勞工法例的勞工處,還是監管廣播機構表現的通訊局,對此竟全然無力應對,實在令人咋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