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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0日 星期五

七警審訊回顧 #2:控方舉證滴水不漏?還是暗暗放水?

上文提到,控方開案舉證的方式,明顯與大眾對事件的印象不相符。幾乎事發後不到兩天,七警的姓名、容貌、介紹,已經在媒體廣泛流傳;警方亦早在事發翌日已經將七警停職;為控方作證的投訴警察課探員亦指,調查工作幾乎在事發當日日間已經開始。七警與事件的關係,理應從Day 1 起已經無可爭議,當局知道、傳媒知道,公眾亦一早知道。何以如此「一字咁淺」的事實問題,控方非得花上三十多個審訊日、大量人證物證來提出,還要說得這麼吃力、這麼跌跌碰碰,給被告律師那麼多辯駁的空間?

就算不能因為七警停職,就直接下結論指七人罪責無庸置疑,但起碼警方高層決定停職時,必定有一些可靠的材料線索作依據;為何不能將這些材料直接交予投訴課或者主控官舉證,從而為檢控「一錘定音」呢?是不是有人從中作梗,將這些最有力的證據刻意扣起,使控方無從獲取以求「放生」七警呢?

畢竟,新聞片段不可能像電影或者劇集般,打出字幕交代七個人姓甚名誰,警隊人事官員也不見得一看到新聞就即時認出他們是甚麼單位甚麼職級甚麼編號;必定有一些白紙黑字的文件也好、紀錄也好,將七個個別警員牽扯到拘捕曾健超的過程上,這才足以讓高層放心下令將他們的姓名編號放上停職通告。

對警務運作有一定認識的人,大概很快想到這紀錄的所在︰七警各自的記事簿。

對做慣刑事案的法律人來說,審訊前索取相關警員的口供紙、記事簿,簡直是有如「條件反射」般的指定動作︰看看警員記錄中拘捕、上車、帶署、見值日官的時間,有否不一致或可疑之處;記錄中有否寫明曾作「警誡」,以及有否錄下疑犯經警誡後的任何說話;記錄是當場作出還是事後補錄;記錄有否刪減或者「加料」的痕跡 …… 我們當然從來沒見過有警察在記事簿寫下自己「摑了 suspect兩巴」,但如果不同警員在記事簿或者口供提供的資料,綜合反映出一些不能自圓其說之處(或者相反,是整隊人的記載一致得讓人起疑),辯方律師無疑可據此向法庭陳述,警方拘捕盤問過程可能有不合法或者不當之處,甚至請求法庭剔除某些控方的證據(例如疑犯的招認供詞等)。

但是,在七警案,為何從不見七名被告的記事簿呈堂呢?只要將記事簿揭回 2014 年 10 月 15 日凌晨當下,七名警員如何記下自己的位置、行動,就算記載的內容避重就輕、語焉不詳,也很可能將他們「迫到牆角」,陷他們於兩難的境地︰他們要麼交代自己在拘捕曾健超的過程中做了甚麼、沒做甚麼,要麼就舉證辯稱自己事發時其實另有工作在身,根本不在變電站;而且,不論他們如何解說,控方也可以拿著記事簿的內容,與他們對質。

七警自己也是經驗豐富的刑偵探員,就算沒有他們聘請的「大炮」給他們意見,他們自己亦明瞭,當角色掉換、自己成了被告,記事簿將會置他們於何等境地;另一方面,記事簿本身是警方之物,而非個別警員私有,當局用記事簿作為紀律行動以至刑事調查七警之用,理應無甚困難。換言之,七本記事簿,理應是控方手上的「皇牌」,為何控方從來就沒有打出這張牌、堵住七警再作辯解的可能呢?

理由其實很簡單︰記事簿很可能損害被告的緘默權,甚至可能不得呈堂。

正如上文所述,要是記事簿的內容對七警甚具「殺傷力」,客觀效果將是迫使七警不能不出庭作證,對照記事簿內容,解釋相關時段發生過甚麼事;而另一方面,記事簿內容是由被告自己記錄,當中的陳述當然不是在已經被拘控的情況下的「警誡下陳述 (statement under caution)」。

為七警辯護的「大炮」們,必然會出盡全力申請「轟走」這些記事簿內容作為呈堂證據︰首先,引用這些由被告自己在被捕前所在的陳述作證據,驅使被告別無選擇唯有作證,變相損害被告們選擇不作供的緘默權;此外,假使被告保留緘默權不出庭作供,記事簿的內容就可能受「傳聞證據規則 (hearsay rule)」所限,不能呈堂作為陳述內容確曾發生的證據。後者所指的是,如果根據傳聞證據規則,某被告不作供,而他曾經在記事簿寫下「0330 我在變電站附近對疑犯 XXXXX」的字句,這字句就不得引用作為證據,證明該被告的確在那時段位處變電站附近。

當然,不論是保障緘默權的規則,還是傳聞證據規則,在普通法下都有不少例外情況,但這方面的爭議無疑變數頗大,法官不見得必定會做出對控方有利的裁決。如果控方對於案中其他證據(主要是新聞片段、相片及當事人的證供)有信心,相信憑這些獨立於七警本人之外的證據也足以成案,不堅持提出七警的記事簿作證據,避免節外生枝,也並非不合理的決定。

事實上,在案件於六月審訊時,投訴課探員就曾經確認,在事發後兩星期內,已經收到過「六本記事簿」,而且該等記事簿與案件有關,但最終沒有列為呈堂證物。此外,從庭審內容所見,七警在調查初段早已由代表律師出面與投訴課交涉,明顯是很早已經以疑犯的身份開始行使緘默權。

由此不難推論,投訴課確實知道記事簿內容與變電站襲擊有關,亦很可能知道辯方會反對警方直接引用當中的內容來檢舉七警。此所以,投訴課很快就繞過七警的記事簿,將調查焦點,轉至由其他可能認識或見過七警的同袍,由他們確證從新聞材料或現場目擊所見有關七名被告的情況,作為證據。

2016年8月25日 星期四

免遣返聲請官司,法庭有何話說

基層工人與老闆、大狀前往監獄探監,回程途中,眾人紛紛議論到區域法院一宗有關免遣返聲請者向政府索償官司的判詞 (DCCJ 4591 & 4751 of 2014, DCCJ 327, 341 & 1616 of 2015)。

是的,大家沒有看錯。案件並不是政府狀告這群聲請者,而是相反,聲請者狀告政府,還要申索賠償。且先聽基層工人說下去。

根據法律,即使有聲請者可能是牽涉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其他刑事罪行,並另外以難民身份、酷刑或者不人道待遇等理由,要求政府不予遣返原居地(是謂「免遣返聲請」),但只要聲請者已經沒有尚未服滿的刑事監禁刑期(即已經服刑完畢,或者根本沒有受法院裁定應予服刑的刑期),除非政府將會「盡快及合理」的限期內,決定是否接受聲請,否則在審核聲請期間,政府無權羈留聲請者。一旦有聲請者被羈留的時間,超過了上述「盡快及合理」的限期,即使只是一天,聲請者仍有權基於政府「非法禁錮」,而向法院申請下令釋放,貞有權根據普通法,就每天的非法羈押,向政府索償。

在 Ghulam Rbani 訴 入境處處長 一案,法庭裁定聲請者被羈押當中的其中十天,是非法禁錮,並裁定賠償額為一萬元。但這不代表法律下每天非法禁錮的賠償金就必然是一千大元,而是要視乎每宗案件及當事人的情況,為每宗申索獨立計算賠償額。

因此,區院法官曾經在判詞中提出,要查究這一系列案件中是否涉及「助訟 (maintenance)」或者「包攬訴訟 (champerty)」,這其實絕不是指,所有牽涉免遣返聲請的官司,都必然有包攬訴訟之嫌。

首先,包攬訴訟是指鼓吹打官司的人與當事人瓜分案件勝訴方得益的行為,但大部分免遣返聲請的官司,是和入境部門審查程序有關的司法覆核案件,根本談不上有賠償或勝訴得益可言,當然與包攬訴訟毫無關係;所以,只有事涉賠償或經濟得益的案件,好像工傷、意外索償,或者申索非法禁錮的賠償等,才會有包攬訴訟問題出現的可能。

其次,判詞第 8 段說得很明白,法官有關「助訟」或者「包攬訴訟」的觀察,是一個假設,他是在說,一旦法庭在沒有法援協助的相關個案中,發現有此等情況,會毫不猶豫地轉介有關當局調查;可是,就他眼前的五宗案件而言,全部都是通過法援的「案情審查 (merit test)」的案件,律師的收費亦會由法援署監察,此所以,法官亦表明,有關包攬訴訟的討論,與本案全然無關 (... this is not the subject of today's discussion ...)。

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官花了不少唇舌,質疑不少由涉事律師樓經手的聲請者索償案,其實全無理據可言,但就本案牽涉的五宗申索,有四宗已經在不同階段和解,而且均是由律政司代表政府提出賠償金額,並由聲請者一方接受,只餘下一宗未能和解,並會在今年9月開審。換言之,聲請者是有可能具有充分理據,就政府的非法囚禁提出索償的。

法官還有一個很有趣的觀察︰主審法官曾在 2015 年 1 月,審結另一宗聲請者索償,全案判詞長達 342 段,當中鉅細無遺地分析了執法機關怎樣的行為,可以構成侵害人身並要為此對被拘留者賠償,還討論了「違憲賠償」的適用情況,最終判定聲請者可獲二十一萬元賠償,連同利息及訟費。經此一案,很多熟悉人權法的律師樓,都紛紛以和解或撤回方式處理他們代理的聲請者索償,而遺下繼續進行的案件,過半數就是由本案涉事的律師樓代理。

至於這律師樓,儘管能為其中四名聲請者爭取到和解賠償,但其在本案的表現卻備受法官的猛烈批評,包括準備文件夾嚴重延誤,並且沒有根據法庭指引整理審訊文件,以致浪費了本案其中一堂審前覆核聆訊;法官下令該聆訊衍生的訟費合共六萬多元,必須由律師本人負責向被告人(即特區政府)支付。

2016年3月17日 星期四

當記者被指「篤灰」— 向林彥邦請教

著名新聞工作者林彥邦先生的鴻文為記者們抱不平,寄語反政府一方不要變得像「藍絲」一般敵視傳媒。文中提出的一些觀察,其實頗能切中爭議要害,筆者固非從事新聞工作,但仍希望趁機向林先生以至其他新聞專業人士討教。

林先生在文中回應了坊間對於記者在二月「暴動」後對於記者們的批評,包括有記者因為在「暴動」案提堂後憑藉公開資料登門造訪疑犯而受指責,以及網民譴責記者「篤灰」等;林先生並質疑,對記者們的責難,無非是攸關「利害問題」、「希望傳媒成為自己的工具」,甚至是「低級至極的輸打贏要」。

如果將二月「暴動」乃至近年來屢見不鮮的黃藍對峙、警民衝突,一律歸類為涉及刑事的公共事件來觀察,記者的而且確在這些涉及公眾利益與知情權的事件上,有身處現場、報道真相的重任;但筆者卻認為,林先生從「疑犯個人資料屬法庭公開資訊」就推論到登門造訪不算侵犯私隱,卻又似有不妥之處。

誠然,除非被告是未成年,或者有特別理由經法院頒令匿名,刑事被告的姓名在審訊案件表上是公開的,但亦僅此而已;即使由於「暴動」案本身的特定原因,部分被告的住址在提堂過程中進入公眾領域,但個人資料的使用,從來都要考慮多種因素,不單是取得個人資料的過程是否恰當,更包括資料的用途是否正當、合理與公平。

筆者很想問,是否用一句「新聞自由」或者「報道法庭案件」,就足以合理化所有觸及被訪者私生活的報道方式;尤其如果被訪者本身就是正在進行的訴訟(特別是刑事訴訟)一方,潛在造成的影響實在不能低估。在筆者看來,所謂「讓義士宣揚理念」,說穿了,還不是想從被告口中套出更多有關案件的報道。

坦白說,以筆者的經驗,如果老闆正在一宗萬眾注目的案件代表被告,老闆恐怕有兩句不說不可的告誡︰「別跟記者說話」,還有「社交網站也不要上吧」。被告即使不是面對警察,而是記者,由他們在公共領域自願說出、對自己不利的陳述,一樣有成為控方呈堂證據的機會;記者們是否全然不用考慮,即使案件不是有陪審團參與的公訴,他們抓著被告在受訪時說出的片言隻語,放大報道,其實亦很可能損害訴訟公平呢?我就不信記者們會如此「公道」,在訪問被告前先溫馨提示對方「你有權保持緘默或者要求律師在場」吧。

對於一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登門追訪,新聞價值何在呢?就算有,是否值得為此而凌駕甚至貶損被告應有的訴訟公平權利?

筆者絕不是無底線地支持「義士」那種人。用破樽襲擊拍攝的記者,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野蠻行徑;筆者亦認同林先生所言,近距離拍攝縱火、損壞公物以至襲警的行為,其實無異於記者們完整記錄「七警」和朱經緯的行為。筆者自忖不是像林先生所指那種搬動龍門的人。

但看事情總不能抽空比較而脫離現實。若論阻撓傳媒訪問的「板斧」,只怕即使示威者用上更多玻璃樽,也及不上警察、政府哪怕百分之一。起碼,「勇武派」不會有能耐設立一個有約束力的「採訪區」,「義士」亦絕對沒有搜查記者背包的權力;設想一下,如果添馬公園的「七警」或者其他警察,發現記者正在拍攝,事情的發展、記者的下場會如何,怕且比年初二凌晨嚴重得多,甚至去到一個我們想也不敢想的地步。

筆者還有另一重更大的憂慮︰「七警」也好,「魚蛋」也好,在網站即時新聞橫空出世以後,新聞工作與檢控行動之間的界線,已變得更加模糊。從前,實時紀錄「罪案」經過的片段,即使有重大新聞價值也好,亦只會在每天數次的新聞報道中出現,莫說是公眾,就連警檢當局也很難隨時取得;即使片段可能有重大的調查和刑事價值,當局亦必須先向法院申請,更要說服法庭,取用這些材料作刑事用途,是符合公眾利益的,方可取得手令獲得這些片段。

但時至今日,新聞機構在拍得事涉重大案件的片段後,往往在數分鐘內,已經會放上網站,任由各界觀看下載;新聞機構既可標明「足本無加工」,又可以憑編採的意願加以「二創」。但無論如何,目前的客觀現實就是,遠在刑檢方面開案蒐證之前,公眾領域中流傳的片段、資料,可能已經比當局掌握的更多、更快;一如最近年半以來的情況,控方完全可以直接取用這些網上新聞的材料作為呈堂證據,連申請的環節也省回;更嚴重的後果是,案件還未開審,公眾(可能亦包括記者們)透過這些資料,就自信滿滿地認定︰我已經知道案件的是非對錯。

筆者再重申︰用暴力阻撓記者採訪,不能接受;但記者們恐怕亦不得不承認,即使警察連人也未拘捕、律政司連 file 皮也未接到,記者的採訪工作,與控方的拍片蒐證,實質上已經二合為一。

正如被告從來也有權在面對執法者或者檢控人員時保持緘默一樣,如果被拍者沒有用暴力、沒有損壞新聞機構的財物,遮擋著那個名為採訪實為有九成九機會被控方所用的「鏡頭」,筆者起碼到現在仍想不通,這當中有甚麼「荒天下之大謬」,仍望林先生或者其他專業人士可以就此解惑。

總括而言,筆者完全理解林先生所指記者工作之艱難,但同時亦相信,在這個既紛亂又資訊爆炸的新時代,新聞界本身同樣有責任,反思如何回應現實的轉變,在做好報道工作之餘,不會損害一些與新聞自由無分高低的重要價值。

2016年2月15日 星期一

「法律界路人甲」約見律政司

先來一道處境題。

你是刑事律師,你的當事人被控「非禮」。在首度提堂時,控方申請押後案件讓警方進一步調查,而律政司亦需要預備法律意見,暫時未決定會將案件移交更高級法院還是留在裁判法院,亦毋須被告現階段答辯是否認罪;法庭同意案件押後八星期,期間被告可以保釋。

就在提堂的第二天,突然有一群自稱關心「風化案」和「女性權益」的律師,一行八人,浩浩蕩蕩衝上中環律政中心,說要向律政司司長表達對於案件的關注云云;而,司長又真的接見了他們。

八名律師與司長的部分對答包括︰—

律師 A︰「我們必須維護法治和秩序!」
律師 B︰「非禮案對社會百害而無一利!一宗都嫌多!」
律師 C︰「現在婦女們上街都提心吊膽了!」
司長︰「我們會考慮加控其他罪名 …… 我對敝司上下充滿信心,必將所有色魔繩之於法!」

八名律師行程的下一站,是去探望案中的受害人(亦即是潛在的控方 1 號證人),表達對受害人的支持。

你後來獲悉這一切。你覺得,這件案還可以如何辯護下去?

在庭上,控方明明說案件「還需要進一步調查」,但作為控方上司、為檢控負責,包括要決定控以何等罪名、在哪一級法院起訴的律政司司長,原來在考慮警方提交的證據以外,還會聽取其他根本與案件無關人士(還要是律師!)的陳述;

在庭上,控方曾表示會再提供「法律意見」,一如前述,一些對於雙方立場有明顯取向、但又並非代表任何一方的律師,是可以在控方準備法律意見的過程中「加把口」的;反之,律政司卻沒有責任,同時在庭外聽取考慮辯方(或者立場類同於辯方者)的意見;

更要命的是,當八位律師在密室跟律政司司長談得愉快以後,他們居然就逕自去找 PW1 談話,若說控方就透過這八人,算是建立了跟控方證人某程度的接觸,恐怕也不算是不合理的推斷吧。

為刑事檢控程序而言,發生以上三者,還不夠離譜嗎?

沒錯,上述的處境題,其實並非全然虛構,現實上確有雷同,就是在「旺角暴動案」提堂後,包括簡家驄、何君堯、彭韻僖、陳永良(再提一次,即代表七警的律師)等八名律師,隨即約見袁國強會面,還要探望事件中受傷的警察。至於上述設計對白與現實是否相像,大家看過何君堯律師的 Facebook Post 後自能判斷。

試把角色處境倒過來︰要是關注警方濫權的團體,也來一次約見袁國強,要求律政司要嚴懲七警、加控罪名,會面後又去探望曾健超表示支持,我敢保證,七警代表律師會第一時間以控方不公為由,申請案件中止聆訊(當然,律政司會安排會面的機會,等於零)。

就「暴動」案而言,尚有值得留意的一點︰首批提控的三十七人中,起碼一人已經被改控較輕的「非法集結」罪,換言之,在日後警方深入調查、律政司詳閱案件的過程中,部分其他被告可能同樣獲改控較輕罪名、以守行為處理,甚至因證據不足而撤控,並非全然不可能的發展;但經過律政司司長聽取八位「法律界路人甲」的陳述,再配合司長「殺氣騰騰」的聲明,公眾如何有信心,律政司會依然秉持 presumed innocent 的精神,客觀審視法理、證據,對每一件案件作出適當的決定?

相比起磚頭、木棍,對法治造成更大戕害的,反而是這些從檢控部門到法律界人士,一點一滴、日積月累地「做壞規矩」、磨蝕正當程序的舉措。

2015年12月4日 星期五

談司法覆核,切忌信口開河

就近日從前終審庭大法官烈顯倫引出的「司法覆核濫用論」,地產界博客湯文亮也在《明報》專欄湊熱鬧一番。筆者感到無奈的是,其實,是否就因為他作為商界人士,就可以面不紅、耳不熱地,盡情展現自己的偏見,乃至對法制的無知?

先從他那個最終沒有成事的大計說起。「如果司法覆核得不到結果,甚至可以要求人大釋法」,筆者衷心期望,這並不代表商界對於本港現行法制的普遍理解,否則無疑是香港法治的大災難︰法律界、學者奮力抵抗,力爭大陸政府切莫再以「釋法」之名干擾本港法治,湯 CEO 彷彿覺得香港法治還未受夠傷似的,還要多加一刀,妄論輸掉本地司法覆核的下一站就是「要求人大釋法」,他打算怎樣要求?寫信到北京市永定門西街甲 1 號轉交人大信訪局?還是就直接向「上面」的不知幾號把手「告狀」?湯 CEO 倒說得直白,在他眼中,爭議的著眼無非一個「錢」字,但他卻不知沒有想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香港法院正式淪為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只是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分院」,試問他還有多大能耐,可以在這城市中賺錢胡謅,月旦時事,如此自在快活?

至於承接烈顯倫議論「港珠澳大橋案」(法院文獻記載為朱綺華 訴 環境保護署署長案),也許不能完全怪責不在法界的湯 CEO。事實上,烈官以前司法人員的身份,抓著這件案來攻擊,來支持他對司法覆核制度的批評,是有所偏頗不當,也誘導了其他法界以外人士漠視了案中的一些關鍵事實。

的確,朱婆婆是敗了訴,但絕不能因此就指控這宗官司是濫用司法覆核。一般的理解,濫用司法覆核的指控,只應適用在一些全無理據或者瑣碎無聊,但卻浪費了法庭和應訴部門大量人力和時間資源去應付,又或者拖延了政策落實的申請;但對司法覆核制度稍有認識者都知道,起訴司法覆核,需要先得法庭批出「許可 (leave)」,而沒有理據的申請,是不能獲得許可開案的。

事實上,就算法院不批出許可,也不代表案件就全無理據可言,只是可能基於當時的法例,申請者提出的事實或理據,不足以顯示政府的作為有違法可能,所以不得開案而已;反之,一旦法院批出許可,就意味著申請人的確有可爭辯的理據 (arguable case),即使經雙方爭辯舉證後,政府獲法院宣判勝訴,實在也不應貿然就指責申請人覆核要求「無理」,更不應扣上「濫用」的帽子。

更重要的是,朱婆婆不但獲批許可,得以開案,她根本就曾經在原訟庭勝訴!當時在原訟庭裁定朱婆婆勝訴的,正是如今位居終審庭的霍兆剛大法官;及後他的判決,在上訴庭由鄧國楨(另一位如今位處終審庭的大法官)、夏正民及朱芬齡「三司會審」後推翻(值得留意的是,霍官在宣判時實質上已經升上上訴庭,他與日後三位推翻其裁決的法官,根本就是同級)。

筆者相信,一宗在高院原訟庭裁定成立、然後被上訴庭推翻裁決的案件,這本身就顯示當中確有重大的法律爭議,值得作深入的研究審議,合理的做法,就是容讓它在終審庭作最後的判決;無奈,在民粹及輿論的壓力下,朱婆婆屈服了,沒有進一步上訴。

無疑,烈官是霍官的前輩。但當烈官引朱綺華案引證「司法覆核濫用論」時,難道不是在客觀上批評霍官不但不應批准開案,甚至連其初審的判決也是全然錯誤?律師、法官,對個別案件的裁決意見有別,殊屬正常;但將意見分歧,混雜到直接或間接批評下級或後輩法官,指他們縱容了濫用司法程序的一方,這是十分嚴重、不能信口提出的指控。筆者衷心期待,烈官能夠在合適的機會,分享他的高見並解釋一下,朱綺華到底作了甚麼事,構成了濫用司法覆核的事由,而同時由誘使霍兆剛法官縱容了她的「濫用」。

烈官說了重話,但湯 CEO 拾人牙慧再借題發揮前,也應先做一做功課。他說,「批核法援的人才是罪魁禍首」。請問,他知不知道法援審批的程序,是有兩關的?他聽過「案情審查 (merit test)」這回事沒有?法援署確認朱婆婆案情確有理據,通過這案情審查,才會批出法援;而一位能夠爭取到開案許可、甚至勝出一審的訴訟人,她獲批法援,這事情本身有甚麼好質疑的?有甚麼好「竟然」的?

如果為了杜絕政府敗訴之虞,明明案情有理可打的案件也不批出法援,這難道就是湯 CEO 口中所謂的「糾正陋習」?

從湯 CEO 行文所見,他確實對法援批錢告政府這一點,甚有憤懣,甚至很想抓出批准者來大興問罪之師;但他似乎連整個制度如何運作,也不甚了了,他其實可有想過,他用辭越兇狠,就只是進一步反映他的無知?

2015年11月11日 星期三

城邦建國文宣,抖出選舉法違憲

油尖旺櫻桃選區 (E09) 候選人中出羊子 # 嘗試使用選舉事務處的免費郵遞政綱服務時,被選舉事務處指其選舉郵件中包含「抵觸《基本法》」的內容而拒絕郵寄。事實上,按照選舉處回覆中出羊子的信件,選舉處除可能拒絕郵遞、再援引選舉法例的規定而全數照收郵資之餘,更可能治他以違反參選時所作的「擁護《基本法》」聲明的罪行,最高可被罰款 5,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

選舉事務處如此審查 (censor) 選舉文宣,真的合法嗎?合憲嗎?

先從作為安排免費郵遞法律依據的《區議會選舉程序規例》第 102 條說起。第 102(2) 條訂明對於使用選舉免費郵遞郵件的限制,即必須︰a) 在香港郵寄;b) 只載有與候選人參選有關選舉相關的物料,以及符合其他有關重量尺寸的限制。換言之,法例下唯一與選舉郵件內容相關的規定,就是這些內容必須「與候選人參選有關選舉相關 (relating only to the candidate's candidature at the election concerned)」。看倌們看到當中有《基本法》三個字嗎?筆者就看不到了。

選舉處的回覆亦有提出另一些說法,例如說「郵政署及選舉事務處 …… 不應協助及推行 [ 令選舉程序被濫用及/或牽涉非法 ] 行為」,而的確,《郵政署條例》第 12 條授權郵政署署長,可以在「有理由相信任何郵包裝載任何在法律上不可藉郵遞寄送的東西,或裝載任何東西而有人已經或正在就該東西或藉著該東西犯或企圖犯任何罪行」的情況下,開啟或延遲處理這些郵包郵件。

選舉處大概是想說,中出羊子這些材料本身已經非法,所以就算選舉法例沒有寫明,不准為候選人郵寄違反《基本法》的東西,但郵政署本來就有截留這類物件的權力;但很明顯,這說法絕不可能成立。目前香港任何人要在本地彼此郵寄一些載有挑戰《基本法》有關領土主權論述的材料,只要不涉煽惑即時明顯的暴力付諸行動,根本沒有任何違法的可能,郵政署絕無任何理據截留郵件妨礙資訊流通。

選舉處唯一可將中出羊子文宣認定為非法的一點,就是它們不是一般的「建國」文字,而是出現在選舉過程,因而違背了他參選時的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聲明,僅此而已。換言之,被指構成「非法」的事由,是建基於候選人自己在參選時聲明擁護《基本法》,但又在選舉宣傳中提出不合於《基本法》的提述。

但如此一來,選舉處在指控文宣「非法」的同時,其實同時確認了文宣內容本身與這份作為參選文件的「擁護聲明」的「關係」了,此所以,選舉處其實變相認同,這堆內容,根本就與中出羊子的參選「相關 (relating)」;亦即是,選舉處反而依法有責任予以投遞給選民!

當然,我們甚至應該進一步尋根究柢,就是選舉處應否有權作如此明張目膽的政治審查,甚或可能如他們自己所言,要用刑事程序追究中出羊子。正如上文所述,文宣不過關的唯一前提,就是文宣內容(連結到中出羊子自己的參選聲明)是「非法」,連帶提出文宣的候選人自己也犯了官非。如此一來,罪行詳情就很可能是︰

「中出羊子,你被控於 2015 年 11 月 22 日進行投票的區議會選舉中,作出明知為虛假的陳述,即明示你本人會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但在選舉期間作出違背《基本法》及聲明內容的行為,即提出不符合《基本法》有關國家領土及主權內容的選舉文宣。」

請告訴我,在 21 世紀,一個國際大都會,一個國際人權法生效並載入憲法的司法區,提出如此這般的刑事訴狀,這,如果也不算是政治罪,那到底甚麼才是?

如果透過一紙所謂「效忠聲明」,就可以將不合於《基本法》論述的選舉政綱或者訴求列為非法,第一個客觀效果,無疑就是將候選人對於主權、領土、憲法的態度,列為能否入場參選的首要篩選考慮;第二個客觀效果,就是迫使候選人自我設限,為了免遭刁難或檢控,而避免提出某些主題的政綱主張,以免誤踏雷區。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一個選舉出現上述兩大效果,它有何可能會符合《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它怎可能沒有侵犯香港公民根據《人權法案》第 15 條所享有的思想自由、第 16 條的表達自由,還有第 21 條的公民選舉及被選舉自由?

大概,中出羊子仍可能敗選,但亦已經有充分理據,提出選舉呈請挑戰選舉結果,甚至從根本上提請司法覆核,要求法院宣告選舉法下要求候選人作效忠聲明的規定,屬於完全違憲,而且嚴重侵犯基本人權。


# 同區其餘候選人有林浩揚及鐘澤暉

2015年10月18日 星期日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兩案「交叉」,公平何在?

原文︰http://wknews.org/node/907

「七警」移送司法,千不選萬不選,偏偏就選在事發剛好一年當天,卻還要有更加戲劇性的鋪墊,就是率先致電預約拘捕曾健超,提控他一項牽涉十一名「遇襲警員」的襲警罪,以及四項阻差辦公罪。律政司司長罕有地連續兩日向傳媒解畫,反覆申述將兩案八名被告同日落charge,兼而安排同日(10月19日下午)在法院提堂(mention),是為了確保「公平」云云。
觀乎近一年來多宗「傘運」或者「光復」相關案件的檢控情況,控方作證警員被主審法官指斥「謊話連篇」有之、庭外與他人煲煙串供有之,甚至連本應提交辯方的相片也一度不知所蹤亦有之,但至今仍未有任何一名警員,曾經因為偽證而遭受調查檢控,現在從袁司長口中說處理曾健超與七警如何「公平」,本身的說服力已經毋庸置疑。
據了解,直到星期四(10月15日)才得知自己將要在四天後面對提控、甚至可能要答辯(plea)是否認罪的曾健超,在下午正式落案時,卻連案情資料也欠奉,反倒是數小時後由律政司發放的新聞稿,居然提供了甚為清晰詳細、幾乎可搬字過紙成為曾案「案情摘要(brief facts)」的資料,袁司長侃侃而談「公平」二字,其娛樂性實在可媲美子華神的「棟篤笑」。
律政司新聞稿中又有這麼一句︰「曾健超涉嫌襲擊的警員並不是涉嫌襲擊曾健超的七名警員(The police officers whom Mr Tsang had allegedly assaulted are different from the seven police officers who had allegedly assaulted Mr Tsang.)」按照律政司這句蠻有「麥太」風格的陳述,曾案中涉嫌「遇襲」的十一警,和涉嫌「有意圖而嚴重傷害」曾健超的七警,是兩群完全不同的警察,但句子並沒有將其後涉嫌「被阻」的四警和七警區別開來,筆者暫且推論,就控方在兩案各自的案情而言,七警中其中四人,就是在花槽上涉嫌「被阻」的四警。
如果推論沒錯,起碼就其中四名警察而言,情況或許會有點像較早前長毛 vs 「保衛香港運動」郭綺華的兩宗案件。在毛 vs 郭的事件中,兩人在各自案件中既為被告,亦同時是對方案件的PW1,於是雙方案情需要處理的,就包括誰先動手、誰是自衛的事實問題,最終法院在兩案中分別裁定的事實,就是郭氏先衝向長毛,但長毛打中郭的面部,反應超出了「正當自衛」的需要;另一方面,郭氏及後再打向長毛背部,就是明顯的報復而非自衛,於是兩人同樣普通襲擊罪成,同樣被罰三千(案件可能會有進一步上訴,且看日後發展)。
至於 4/7 警 vs 曾健超,情況有別的是,現在案情不是指「四警」跟曾健超互摑互拍,卻是指涉兩宗發生時間有明顯先後的獨立事件︰先是四名警員以曾健超涉嫌用液體襲十一警,而意圖制服他時所發生的事,然後就是加入另外三名警員後,七人對著曾健超時所發生的事。換言之,四警拘捕制服曾健超的行動舉措是否合法,跟他們(聯同另外三警)及後如何對待曾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由。簡單而言,假設警員是在合法的拘捕行動中受阻,這並不是後來警員對被捕者有意圖地施以嚴重傷害的抗辯理由;同樣道理,即使證實被捕者曾被拘捕警員虐打,他在前一階段是否合法拒捕,仍是另一個要獨立處理的事實爭議。
正如不少法律界人士及學者已經指出,由於律政司已經決定將七警案移交區域法院公訴,曾健超的案件則留在裁判法院以簡易程序審訊,兩級法院處理案件肯定一先一後分途而行,如何確保兩宗很大機會不同時間開審的案件,前案的審理過程和證供,不會對後案的被告不公,是很大的挑戰,卻並非難以恰當處理。
箇中的關鍵,在於律政司能否在兩案各自的檢控過程中,公正地向法庭舖陳案情及證據,特別要點明兩案牽涉事件不但時序有別,更是性質獨立的不同事件,並且向法庭要求明確的指示,將兩案各自的爭議點(issues)收窄至只及與本身案件相關的事實情況,而將無關的事由或者供述,剔除於審訊之外;在不侵害各被告自辯權利,與及盤問受害人及控方證人權利的同時,阻止辯方濫用貶損彼案被告(即此案證人)品格行為的內容作為辯護理據,更是檢方與主審法官務必嚴格把關的環節。
筆者當然無意藉本文認定怎樣特定的審訊結果,才符合「公平」「公義」的標尺,這種輸打贏要、唯結果論的做法,本身已經是對「公平司法」理念的侮辱;但就在公眾對警檢信心不斷下滑的當下,筆者期望律政司能夠把握兩案的機會,重新「省靚招牌」,用行動與表現,證明檢控當局配得上「公平」二字,挽回公眾對整個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

2015年9月29日 星期二

成立新「搜證小隊」,警權更加張狂?

AM730 頭條報道,警方針對遊行示威活動而成立的「公眾活動調查隊 (Public Order Event Investigation Team / POEI Team)」,已經投入運作,並且趁「開傘」一周年紀念,在集會期間「開工」試陣。報道並且指出,其實警察公共關係科的宣傳刊物《警聲》,在今年 8 月已經披露介紹了新單位的編制及負責工作,以及警隊將在港島及西九龍總區,各自設立兩隊這樣的新單位。

AM730 進一步補充指,在港島兩隊 POEI Teams 率先成立後,西九龍的兩隊亦會在今年 10 月「埋班」。從政府網上電話簿所見,港島總區刑事總部兩隊 POEI Teams 的總督察及主管督察 (OC Team) 已經就位,其中一位總督察林紹華,據指就是在三年前灣仔金紫荊升旗禮中負責帶頭帶走學民成員的西裝人員,而另一 team 的總督察吳翠婷,近年主要負責投訴課的工作。至於西九龍刑事總部的通訊錄,則暫時未見相關的更新。

綜合 AM730 及《警聲》的報道,四支 POEI Teams 分別隸屬於總區刑事(行動)警司,因此工作主要以刑事搜證為主,包括「調查罪行」、「情報整理」,以及在前線擔當「搜證小隊」。每當「現場搜證」時,在每隊合共一名總督察、一名督察、兩名警長及四名警員的編制下,會有專人負責兩件配備,分別是拍攝現場情況的「攝錄機」,以及向示威者宣讀警方呼籲和指令的擴音設備。有需要時,總區機動部隊 (PTU) 會抽調 40 人(即大約一排)支援搜證小隊。

另外,POEI Teams 更會專責建立有關「公眾活動罪行」的法律意見和法院裁決的資料庫。

誠如楊岳橋大律師回應 AM730 報道所言,「只要執法公平、合理,【成立 POEI Teams】與警權過大無必然關係」,但楊大狀亦指出,重點反而是警務人員的心態。楊大狀在雨傘法律戰中經驗豐富,筆者除了由衷認同外再無補充。筆者只是想,觀乎這一年多以來整個警隊在公眾集會事件中的刑偵表現(或像楊大狀所指的「心態」),若然配合這種更加「進取 (aggressive)」甚至明顯更具「敵意 (hostile)」的執法模式,除了增加警民衝突的風險,其實又是否代表檢控質素的提升呢?

舉例而言,警方今後會用自家鏡頭,形聲俱備地捕捉警方用「大聲公」發出「警告」、而示威者拒絕接受甚至起而反抗的過程,但這並不必然代表道理完全就在警察一方。從近年歷次示威衝突可見,爭端的導火線,往往就在於警察設下的「指示」、「區域」、「措施」的合理性以至合法性︰示威區與顯貴行經路線相距十萬八千里、數以十萬計遊行人士要擠在狹小的單行馬路上、龜速加上「斷段禾蟲」般的放行 …… 警方的鏡頭斷無可能拍下『前因』,卻只能抓住衝突畫面的『後果』,若被捕者不幸難獲專業的法律支援,如此質量的證據最終送上法院,是否就足以採信?據之而作出的定罪裁決,又能否服眾?

筆者亦十分關注,警方有否為現時林林總總的現場拍攝搜證,制訂更公平合理、更符合刑事司法原則的執行指令。筆者曾經提出,警察在前線制服人員配備隨身攝錄機的安排中,對於片段到底會保留抑或銷毀,曾有過前後不一的表述,更可能造成對辯方隱瞞資料的不公現象。如今 POEI Teams 擺明車馬以「刑事搜證」的姿態拍攝示威者,當中取得的影像片段,絕對可視為對於事實經過的「陳述」;另一方面,被拍者卻很可能根本從沒有被警方作出正式的拘捕警告 (caution),甚至不知悉自己已經是警方「刑事搜證」的對象。這固然很容易對被告不公,更有機會被濫用作針對部分較「著名」的公民之用,在他們行使集會示威權利時,借「搜證」之名公然監拍,完全繞過私隱監察申請機制的制衡。

除此以外,片段的取得、處理、貯存,亦務必要有仔細、公正、層層監察的程序,否則不但足以被心術不正者「做手腳」,更有可能在警方自忖無助於舉證的情況下,要麼消失於大氣之中永不披露予辯方,要麼就自動過戶至警方監察政治活躍人物的另一個「資料庫」內,成為白色恐怖管治的儲備。

新成立小隊的「搜證」安排,配上警察已經運用得爐火純青、「請君入甕」式的「公眾秩序」安排,也許就警務工作而言算是「如虎添翼」,而表面上也沒有給警察帶來更大的執法權力,但在刑事司法而言,卻很可能是進一步製造危機、損害司法公平及公信力,甚至蠶食人權,使警權更加張狂的一環。

2015年6月29日 星期一

同性婚姻裁決︰洛杉磯總主教的回應

作為一位已婚天主教徒,筆者一直較感興趣的是,當地天主教會將會如何回應最高法院的裁決。幸得一位一直對筆者關愛有加的牧者推介,筆者拜讀了由洛杉磯總主教若瑟.高美斯 (Jose Gomez) 於判決當日發表的回應。

作為全美國最大天主教教區的牧首,高美斯總主教本身的背景,就足以決定這篇回應的「份量」︰他是這個西班牙裔教友主導的教區中,歷來首位西班牙裔主教,而本身是主業團 (Opus Dei) 司鐸的他,儘管在教義立場傾向保守,但他一直被視為善於打破貧與富、西歐裔與拉丁裔隔閡的溝通者,他更期望人們不要單單因為他的主業團背景,就標籤他為保守派。另一方面,在今年年底於梵蒂岡召開、以家庭為主題的世界主教會議,高美斯總主教亦獲遴選參加。

細看聲明的定位,其實與他一向主張兼容、持守教會「愛鄰人」誡命的教導相當一致。他在聲明後半部就提醒︰「作為在這民主國家生活的公教徒,我們永遠放在首要的使命,是去愛我們的鄰人,並向他們展現主的仁慈。」他亦呼籲說,每一個人,不分性別,都由造物主按自己肖像創造,因此教友們必須繼續維護所有人的尊嚴,締造愛與生命的文化。當然,總主教亦必須根據教義提醒,聖潔的生活、良好的婚姻和強壯的家庭,足以改變世界。

筆者認為,總主教的呼籲,其實是在維護教會固有關於同性婚姻的立場之餘,期望能為不同立場的人士,營造「對話和辯論」的空間;換言之,他選擇不在這個群情洶湧的當下「火上加油」,繼續用保守的教義壓下所有支持法院裁決的聲音,反而強調法院的裁決遠不足以為盤根錯節的價值、歷史、傳統以至社會議題「一錘定音」。筆者認為,這種維護教義之餘不排除對話空間的姿態,甚為可取,更值得各地以至本港宗教界人士仿傚。

另一方面,總主教同樣表示他對於裁決的不滿。他的主要質疑,在於多數裁決書一方確認婚姻制度的悠久歷史、文化廣度,且肯定婚姻作為社會秩序的基石,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理解法院為何自忖有權「重寫」婚姻限於一男一女的定義,又指是次裁決所反映的「混亂 (confusion)」,並不局限於婚姻、家庭以至個人自由,還延伸至美國民主制度中法院與議會的分權。

筆者發現,保守派越來越傾向在法院處理同性婚姻議題時,將輿論攻勢從爭議本身轉移到更廣闊的所謂「法治」或者「三權分立」之辯(至於一向對在地爭取普選、促進人權興趣索然的香港教會人士,卻突然拾美國基右牙慧展現對彼邦法治的關注,令人失笑,則是另一話題);但在筆者看來,如此取態,其實不無謬誤和搬龍門之處,亦反映教會中人往往專注道德教化,卻忽略了公共社會討論所應具備的、對政法體制運作的基本認知。

首先,筆者切願教會人士留意忠於事實,不要作誇張之辭,尤其不要將裁決描述得好像由九名法官當中的五人多數大筆一揮,就使全美五十州一夕之間改變了只有男女婚姻合法的固有制度;事實是,在訴訟各方將案件呈上各地法院之時,美國已經有三十七個州、哥倫比亞特區和關島,分別透過議會立法、全民公投或者州法院裁決等不同方式,完全或有限度容許同性婚姻;而最高法院需要裁決的問題,其實是餘下十三州完全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有否違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當程序條款 (Due Process Clause)」,尤其這當中牽涉到「禁制州」有否權力否認在其他州合法締結的同性婚姻的問題。

此所以,說聯邦最高法院「重訂」全國婚姻定義,其實是犯上過度簡化 (oversimplify) 裁決的謬誤,法院真正需要做的,是在全國大多數地方已經承認同性婚姻的前提下裁定,憲法是否容許婚姻制度下的「一國兩制」。

此外,筆者其實反為總主教的批評而困惑,畢竟「三權分立」的運作原理,大概是美國公民的基本知識吧︰法院就關係重大的議題作「違憲審查」,更可說是美國整個憲制設計的根本部分,其中心思想就是,民選國會可以修改法律(包括修改門檻較高的憲法),但國會立法以至各州法令,不得抵觸憲法,至於有否構成抵觸的最終裁斷權,就在聯邦最高法院。

任何牽涉到合憲性的爭議,幾可肯定必然牽連甚廣、爭議甚大,但在這國家的設計下,解釋憲法進而裁斷誰是誰非的責任,必然就會落到那九位大法官的身上,並以多數作決;除非案件爭議內容根本就不在法院管轄範圍 (jurisdiction) 之內,法官們斷無可能以「爭議太大,不如轉交國會決定」來拒絕受理憲法爭議的案件。貿貿然就拿「五名法官斷定同性婚姻是否有效」作文章,若不是出於對民主法治理念之一知半解,就未免是有意用上「標題黨」的手法,藉駭人聽聞的措辭轉移公眾的視線,這對理性探討問題殊屬不利。

事實上,如果教會中人真的如此著緊於讓重大爭議訴諸國會與民意,那麼當去到Obamacare 中有關僱主為僱員安排勞保的問題時,何以天主教團體又不願意服從國會通過的醫保立法,反要加入保守陣營,興訟挑戰醫保條款有關保障範圍擴及避孕醫療的法令呢?宣揚福音固然重要,但總不能因此而在公共事務的討論中,龍門任搬的吧?

總的來說,筆者仍時時刻刻殷切盼望,從香港以至普世的教會,能夠時刻依靠聖言和聖神的帶領,在多元而充滿壓迫的世界中,繼續彰顯耶穌教導的同時,尋求與不同聲音對話、達致互愛共融的路徑。

2015年6月6日 星期六

《基本法》是垃圾?雞肋?武器?還是聖諭?

說來也不無諷刺。就在大學生焚燒《基本法》的同一天下午,立法會反東北示威案宣判,被告在審訊期間帶出的其中一個爭議點,正是立法會自行訂立用以規範立法會範圍內秩序、並成為兩名被告獲罪理由的行政指令,本身有否侵害被告依照《基本法》有權享有的表達和集會自由;到第二天,高院則裁定不受理梁麗幗就政改方案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而案中雙方借《基本法》你攻我防,自是明顯不過。

連日來,即使同是汲汲於抵抗中共侵凌、力求維護香港自治的一方,看來也衍生出對於《基本法》南轅北轍的兩套理解,法律專業者呼籲我們不要「燒掉我們的武器」以致沒法戰鬥,學生們則反指「焚法」意義在於控訴破壞法治的真正元兇,是中共而非香港人民,並期望打開香港人民重訂憲法的討論。但在筆者看來,戰線同一方兩端的見解,並非全然不可調和,更重要的是,這次「焚法」之爭,其實無非是一個警示,在這個建制勢力無日不在既存法統上添磚加瓦僭建規則的時刻,公民社會再不能繼續「猶抱琵琶半遮臉」。建立民間制憲共識抗衡官方進逼,已經刻不容緩。

毫無疑問,就在社會各方撕裂角力的同時,公民社會亦一直拿著《基本法》與政府、與建制打法律戰,而政改開打、「雨傘張開」的近一年來,更幾乎演變成逐字逐條的巷戰一般,小至慈母施暴濫權,大至特首選舉理應遵循的原則,都離不開主張《基本法》條文作為本方的依據;但細緻一點去看,與其說我方是主張《基本法》,不如說我們是在堅持主張《基本法》對於基本法治原則與人權保障在主權移交後「維持不變」的保證,尤其是確定原有普通法、衡平法與成立法繼續有效延續的第八條,確認各種公民權利自由的第二十四到第三十八條,當然更少不了確認國際人權法繼續適用於香港的第三十九條。

就算爭議不是直接牽涉《基本法》條文,而是質疑執法部門行事過程有否侵奪民權,或者要求嚴格維護審訊或公權力執行程序的公平正義,這些訴求的基礎,當然同樣見諸《基本法》關於公平審判、規範行政部門權限,以及保障公民有權提出程序聲稱救濟保護的規定。

但就上述攸關公法及民權的爭議而言,這些權利或者限制公權力的原則,卻並非由《基本法》所創,而是遠在港英時期已經通過案例與立法而積累而成。《基本法》根本談不上是這些權利與原則的「賦予者」。正確而言,是在主權移交既成事實,但受影響人民沒有機會就新法統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參與決定的情況下,新統治者為了穩定人心,在新管治秩序下用文字方式,給「維持現狀」予以最最基本的、無可再低級別的保證而已。

換言之,任何人就算以《基本法》及其法統的捍衛者自居,他們也絕無資格聲稱「要不是 (but for) 基本法,你們甚麼權利也沒有」。算了吧,就在這些基本人權獲世界普遍確認為人皆應有的時候,中共連政權也未到手唄;說白一點,《基本法》承認香港市民的自由與法治權利,不過是一部先天不足的「憲法」「黐金糠」扮文明而已。

社會要運作,爭議要解決,人民姑且容讓新「憲法」介入,沿用既有規則協助釐清官民之間的權限,卻不代表人民就事必全盤接受新憲的規範,特別是攸關在英殖時期尚未完成建設的部分:政府產生及政策秩序。《基本法》在這部份,基本上只是用「期票」方式容後改善處理,但所謂改革的方式、程序、落實條件等,已經被中央單方面篡改到一個難以操作的程度。

更離譜的是,香港人作為整套程序的直接受眾,想依據《基本法》啟動修正的難度,幾如登天,世間上恐怕難有一部人為法律,其不容挑戰、不得質疑、不可修訂的「超穩定」程度可望《基本法》項背,它甚至差不多已到達「神諭」級數。當如斯局面已持續十八年,人民到達忍無可忍的程度,提出另訂新憲,其實並無不當。

當然,潮流興「莫忘初衷」,當民間嘗試從百家爭鳴中蘊釀憲政共識時,千萬提防將《基本法》保留下來的權利與法治保障一併放棄;《基本法》中唯一僅餘值得保留的部分,恰恰是無論我們以殖民地、特區、城邦、獨立國還是任何其他形態卓立於世,都必不可少而存在已久的立命之本,它們絕非產源自《基本法》,亦毋須必得仰附於《基本法》才得以存續。

弄清楚我們可以從甚麼途徑擷取所需的「兵器」,這對於聲討偽法統、訂民間新憲的進程而言,不但沒有矛盾,更是相輔相成。

2015年4月24日 星期五

踢保 = 妨礙認人 = 不合作?我屌你老味啦 Andy

你自己擘大雙眼再睇多次《警隊條例》第 52(1) 條點寫。將疑犯扣留調查,還是讓疑犯擔保候審,或者在指定日期再報到,係警方的選擇,前提係如果決定唔俾擔保,扣留時間唔可以超過 48 個鐘。
「踢保」的正式表述,即係疑犯唔接受警方開出的保釋報到條件,而要求警方依法三選一︰其一係就繼續拘留直至盡快押上法庭;其二係繼續扣留認真調查直至限時完結,其三就係立即無條件釋放(其實都有其四︰賤到等法庭出 habeas corpus 下令放人)。
警方拘捕,係基於對疑犯有已經犯罪的「合理懷疑」;法例亦賦權警察在限時內繼續搜證調查;疑犯拒絕保釋,其實同時係放棄一定的人身自由,繼續置自身於警署內讓警察繼續調查下去(如果佢地真係有心調查的話),咁都叫唔合作,我真係懷疑「合作」兩個字的中文意思係咪改左了。

警察自己要 unconditional discharge,即係由拘留直到拒保一刻,根本係你自己唔夠料落 charge 帶佢上法庭,試問人家已經俾你扣住,仲有咩唔合作可言?係咪要連律師見面權都放棄,水都唔飲飯都唔食先叫合作呀屌你?
一邊,係疑犯自己放棄憲法人身自由權利迫使警方加快調查;另一邊,係 Andy 提出一些恐怕在刑事訴訟法上聞所未聞的所謂「被捕人權利」(我只聽過疑犯有權拒絕認人,而冇聽過疑犯參與認人時有「低頭權」)阻礙認人過程。邊個合作邊個唔合作?
你唔好話我聽而家警校廿七周就係日日教緊你口中呢堆垃圾廢話。

2015年2月3日 星期二

【大台法庭劇】第六集拆解

第六集大致上只涉及一宗案件,但可供探討的材料仍相當多︰

裁判法院審理明星薛劍被控四罪

i.  首先有個好大的 bug︰開審前的背景影住荃灣法院,但薛劍係在東區法院行出來的;

ii. 霍紫凝在會見薛劍時被打斷不能說完四項控罪,但因為四罪都相當常見,其實都值得再列舉出來讓讀者了解︰

1) 阻差辦公,全稱是「抗拒或阻礙公職人員或其他依法執行公務的人」;

2)「公眾地方行為不便」即所謂 17B 其實不是官方名稱,正確罪名是「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

3) 刑事恐嚇,是《刑事罪行條例》(CAP 200) 第 24 條下的罪行,如果循簡易程序檢控,最高可判罰款 2,000 元及監禁 2 年,如果循公訴更可判入獄 5 年;

4) 襲警,其實呢個真係要解一下,劇集內介紹的是《警隊條例》第 63 條的襲警罪,但正如關注警權團體一直指出,實際上一直存在另一條襲警罪,就是《侵害人身罪條例》(CAP 212) 第 36(b) 條,該條的罰則較重,可入獄 2 年。換言之,在襲警罪而言,其實有兩條罪,可任由檢控當局龍門任搬隨意使用(心水清的讀者也許可發覺,第 36(b) 條其實都一樣適用於阻差辦公的)。

iii. 不過,說阻差辦公最高刑罰是罰款 1,000,明顯就犯了媒體常見的搬字過紙之誤。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所有條例中的罰款金額如果訂明為 1 元至 2,000 元,都會被視為等同規定罰款 2,000 元。

iv. 入到法庭,未開審,記者們見被告上場就簇擁著被告叫佢講兩句,但在現實世界,即使記者有一些特權(例如有專門席位、有權用紙筆記錄庭審等),但公然在 courtroom 內採訪,即使未開庭,都肯定會被庭警阻止。

v. 裁判法院同程序同區院、高院的公訴 (indictment) 程序係唔同的︰在後者,法庭會等到控方已經準備好公訴書及所有檢控資料後,才聽取被告是否認罪的答辯 (plea),若被告不認罪,下一步就進入開審程序;但在裁判法院,在聽取被告不認罪的答辯後,法庭一般要另外編排審訊日期,而且審訊前亦可能要安排時間覆核一下雙方的證人數目及準備審訊進度(即所謂審前覆核 (Pre-trial review)),所以唔會呢頭唔認罪轉頭就開審的。

vi. 由主控背向法官對被告宣讀控罪,有三大問題︰第一,現實中宣讀控罪的唔會係主控,而係法庭內的司法書記;第二,平常司法書記讀控罪是在法官席前面的位置,好處係法官同樣可清楚聽到罪名內容,但如果宣讀者背住法官,咁萬一宣讀者立心不良,細細聲加多個「不」字或者做口型,法官咪會聽唔到?第三,宣讀控罪同認(或不認)罪係要收音的,點會背住檯面的咪讀控罪呢?

vii. 賣弄英文結果弄巧反拙︰Statement of Offence 係「罪行陳述」,其實即係一般講的罪名同出處,例如阻差辦公,「罪行陳述」就應該係「抗拒或阻礙公職人員或其他依法執行公務的人,違反香港法例第 228 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3 條」,就係咁多;至於有晒日期的地點的,那個叫「罪行詳情」,英文係 Particulars of Offence。

viii. 大台有一個位進步了,就係被告唔一定要企入犯人欄,有得保釋的薛劍可以企在法庭後方;但就算係咁,都唔會 casual 到可以坐在旁聽席吧。企返出來啦。

ix. 薛劍認了一條,之後春風滿面地走出來,估計係其餘三條打甩(或者起碼打甩部分);劇情主要著墨的是涉事警務人員同被告之間的對答(包括被「嘟」走的部分),同埋外籍警察似乎唔能夠理解被告提出要有翻譯的要求。這當然牽涉一個程序問題,就係身為外籍警務人員,應否在明顯唔能夠同對方溝通的情況下,用對方唔熟悉的語言發出法定的指示(即《道路交通條例》第 43(1)(a) 條下要求司機出示駕駛執照),如果外籍警察純粹因溝通不暢而不獲滿足要求,就進一步對薛劍採取截查、搜身以至拘捕行動,可能會因為這些行動本身欠缺合法基礎,連帶使被告對警察做出的抗拒、拒捕甚至身體接觸行為,都不能構成阻差或者襲警而無罪釋放(參考楊美雲案,終院刑事上訴 2004 年第 19 宗)。

x. 返去劇情,由當中交代的「案情」來睇,阻差與襲警兩項控罪,其實算係被告一連串回應警察行為的反映︰如果警察針對薛劍的執勤行為並未逾矩,照理同一案情足以要薛劍俯首認罪,理應同樣夠鋤得入襲警;反之,如果警察的行為令整套行動變成非法 (unlawful) 並進而使被告打得甩襲警,同一個案情亦應幫到薛劍甩埋阻差。認一條但又打得甩另一條?有啲令人費解。

xi. 至於《公安條例》17B,當然又係要重溫周諾恆案(終院刑事上訴 2012 年第 12-14 號)。17B 的一大元素,係被告的行為要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但如果劇中的案情只係薛劍與警察一對一的衝突,實在好難相信外籍警察會 commit breach of the peace 卦,所以,脫罪並唔稀奇,反而係劇中的主控(或者應該話係安排主控的編劇)應該冇熟讀周諾恆案。

xii. 刑事恐嚇,罪名的確唔輕,但要入罪亦唔係容易,對於一宗常見的阻撓執法案件,要證明被告居然會使一個全副裝備訓練有素的警察「受驚」,或者威脅得了他不執行法律下的權責,照計現實中會發生的機會亦甚低吧。

2014年12月31日 星期三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女童政總塗鴉,判入兒童院過新年

原文︰http://wknews.org/node/637

十四歲女童用粉筆在政總牆上繪花,警方如臨大敵,以涉嫌「刑事毀壞」罪名拘捕,獲准保釋之餘尚未被正式檢控;豈料事態突急轉直下,警方成功引用《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取得少年法庭頒發的「照顧或保護令(Care or Protection Order)」,並隨即判入社署轄下的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監管,法院將在新年後的1月19日再聆訊。
毫無疑問,這個管治威信江河日下、窮得只剩下儲備與法律的政府,再一次讓人「大開眼界」︰警察居然想得出,連正式的刑事檢控也不用,乾脆繞過檢控部門,直接就動用「保護兒童」的法律程序,就足以讓這個中學女生,承受一下在新年時節與家人分離、失去人身自由的滋味;而這時候,她在刑事程序而言,甚至連案也沒有。
也許,如果證實她真的在公共設施(雖則這設施還有多「公共」的確大可商榷)塗畫,如此行為並不值得表揚;也許,政府方面的確可以說服法庭,她理應接受法院對她行為的審判。但,這些也完全抹煞不了一個事實︰她是一個跟你、跟我,跟大家一樣毫無二致的香港市民;她,配得上最最基本起碼的人權保障,這當中包括《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一)條︰「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當然還有效力相近的《基本法》第二十八條︰「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身體、剝奪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
尤其,當政府要求限制人身自由的對象,是一個理論上尚未有刑案在身的未成年人士時,不論是要求提出限制的官員,還是審視限制請求的獨立法庭,更務必要慎之又慎,確保有充分的理據方可為之。據了解,警方申請「保護」女童的法理依據,就是引用上述《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的第三十四(二)(d) 條,指女童「不受控制的程度達至可能令他本人或其他人受到傷害」,所以需要少年法庭介入頒令,而警方為了支持申請,亦提出女童的父親無力照顧女童;另一方面,女童的代表律師則反駁,指父親希望能夠親自照顧女兒,並且向法庭承諾願意負責接送及陪伴女兒等,但最終不為主持聆訊的裁判官接納。
筆者必須指出的是,即使警方引用第三十四(二)(d) 條的理由成立,根據第三十四(一)條,法院亦不一定要將少年判入監管院舍,而是有權選擇判予願意照顧的人士或志願機構,或者要求父母或監護人以擔保方式承諾具體的適當照顧。由於判入院舍無疑會影響少年的人身自由,甚至觸及其不受無理拘禁的憲法權利,基於保障公民權利的法治原則,實在應該將判入院舍的決定,視為其他方式皆不可行之下的「最後辦法(last resort)」,而不應在有其他選擇時貿然採用。事實上,現時兼任本港終審庭非常任法官的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廖柏嘉勳爵(Lord Neuberger),亦曾經在一宗英國保護兒童上訴案件中表達類似的看法︰「在我看來……照顧令應該只能是最後辦法,因為不證自明的道理是,除非為兒童利益而言沒有其他可能辦法,理應維繫兒童與其親生父母的關係。」
就本案而言,警方有沒有盡所有努力設法要求女孩的家人協助配合,在案件仍未正式進入司法程序的階段,管束女孩的行為呢?法庭又是否認為,從現在到一月中的時間,情況真的完全不容許女孩交回其父親照顧,而非得出此下策不可?透過與筆者日常經驗,以至從社工、老師朋友方面得悉的類似情況相對照,筆者實在懷疑,從警方到主理的裁判官,在考慮是否頒令時,都沒有將女童的人身自由權利,予以合理的衡量。

2014年11月12日 星期三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港式「法治」媲美獅城?

原文︰http://wknews.org/node/592

雨傘抗爭陷入僵持局面,歷經八十七彈、黑道突襲,以至警員暗角圍毆,群眾留守意志仍然堅定;建制派眼見清場不成,則透過友好的運輸業界組織及商廈業主等出面,展開一連串司法行動,企圖在政府毫無寸讓的時刻,逼使示威者在要麼違抗法院命令、要麼遺憾退場之間作抉擇。
誠然,雨傘運動大體上承接著蘊釀多時的「和平佔中」行動,從推行運動的三子、到學生,以至留守者們,大多數人本已做好公民抗命、以身犯禁的思想準備。事實上,經過大大小小的衝突事故後,警察本身已經在不同佔領區外圍部署大量警力監視,民眾不撤,卻也沒有進一步擴闊佔區、加固防守的能量,而警察則始終掌握著「清場」的主動權,只要警方執意進場拘捕,示威者除了束手就擒,大概亦不會再有其他選擇。
然而,警察以非法集結、阻街等罪名追究示威者的刑事責任,是一回事;將佔領事件拿上民事庭申請禁制令,卻是完全另一回事。刑事罪行最高刑罰清楚條列,明碼實價,非經審判定罪不得加諸被控者身上,即使法律程序本身十分耗時磨人,卻起碼讓被檢控者對於最壞的後果,有大致的概念;民事程序所花時間、所動用的人力物力,比刑事案超越何止幾何級數,加上違反民事禁制令而衍生的「藐視法庭」罪責,刑罰並無上限,兩相結合,民事程序對示威者造成的威脅,不論從刑罰以至財政後果而言,皆非一般刑事責任所堪比擬。
從輿論、到政府,以至聆訊案件的法官,無不爭先恐後,對違抗禁制令的人扣上「損害法治」的大帽,試圖將「維護法治」收窄至與「守法」同義。然而,就連不是以法律為本業的考評局,也懂得法治精義不單在守法。談法治,絕不可能只留意規管個人團體行事規範的實體法律,卻忽視更實質的問題,例如法令規定本身是否清晰易辨、法令本源是否符合程序並具有認受性 (legitimacy)、法律爭議的過程有否對爭議各方公平,乃至執法官員的行事方式是否忠誠信實有否越權等等。筆者眼見不少理應深具法學根柢的前輩,居然連法治的 ABC 也看似不甚明瞭,心中不禁倒抽一口涼氣。
真的要從「法治」視角去看旺角與金鐘等三區的禁制令,筆者就不禁要問︰就本案而言,申請禁制令一方的理據絕非全然充分,從司機一方的損失數字,到所謂受影響的小巴路線是否與「佔領區」有關,乃至原告方是否具有充分的法律地位 (locus standi) 提出訴訟,種種問題其實尚待進一步審理方可得出結論,但被告人甚至連充分抗辯的機會亦未有,就已經受制於一份範圍相當廣泛的臨時禁制令,法院裁決的過程即使合法,是否就全然做到法治所要求的「公平」?法院授權警方在執達主任要求下協助清除路障,甚至可以將抗拒禁制令而被捕的人「盡快 (as soon as practicable)」帶到法院,但警察按照法律具有的拘留權力,只限四十八小時,法院的命令,會否凌駕於法律之下對於基本人身自由的保障,變相為警方擴大權力,將警方的拘留時限延長至超過四十八小時的 practicable time?
最重要的是,捨刑事檢控之途而取民事訴訟之道,將明明是公共秩序範疇的事件,硬套上民事私法爭議的程序處理,到頭來發現連被告身份也確定不了,以致從實務上難以執行,這種隨意將民事司法體系置於政治爭議風眼的行為,又如何談得上是尊重法治?
筆者更擔憂的是,香港實際上已正式步新加坡後塵,在刑事檢控以外另闢打壓反對派的司法蹊徑,只是在獅城用得「出神入化」的,是誹謗法、賠償、訟費加上破產的四步曲;而在香港運用的,則是禁制令加上藐視罪,或者再搭配常見於獅城的最後兩部曲。

2014年7月10日 星期四

提請英倫釋法︰威爾斯議會的立法權限

Agriculture Sector (Wales) Bill - Reference by AG England & Wales [2014] UKSC 43

是咁的,在一個非聯邦單一制國家當中,享有自治權力的地方政府(包括行政機關和議會),到底有多大權力可以訂立政策法令來管理地區事務,這並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我們不妨參考一下前宗主國近日循司法途徑處理的一宗相關爭議,看看箇中有否一些值得香港借鑑的啟示,尤其可參考一下人家怎樣詮釋和運用相關的法律準則,從而由始至終都在法律的基礎上解決爭議,避免社會的分化撕裂。

自 1998 年訂立《威爾斯政府法》開始,威爾斯正式進入一個分階段「循序漸進」建立行政、立法自治政府的進程︰首先在第一階段,成立「威爾斯議會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Wales)」,透過國會立法或者女皇會同樞密院令的方式,將大部分有關威爾斯事務的附屬立法權以至行政管理權,由倫敦政府轉移至威爾斯議會,或者威爾斯的行政部門手中;《威爾斯政府法》在 2006 修改後,自治進入第二階段,規定在特定的政策範疇內,議會有權自行制訂「議會條款 (Assembly Measures)」,效力在威爾斯境內等同國會的立法,或者等同修訂國會的立法;經 2011 年公投通過後,第三階段自治生效,正式授予議會更大的立法權,即規定議會在規定的政策範疇內,除特定的例外情況外,可享有與倫敦國會完全同等的立法「職能 (competence)」。在芸芸的認可立法範圍中,第一項即為「農業 (Agriculture)、園藝、山林、漁業及捕漁、動物健康及福祉、植物健康、植物品種及種子、郊野發展」。

另一方面,自 1948 年起,政府透過「英格蘭及威爾斯農業工資委員會 (the Agricultural Wages Board)」,規定兩地農業從業員的最低工資及基本工作條件水平,及至 1993 年,農業工資規管已成為全國碩果僅存的行業最低工資制度。2013 年,國會通過《企業及規管改革法》,第 72 條完全廢除農業工資委員會。

威爾斯自治政府認為有必要保留境內的農業最低工資制度,因此打算向議會提交一部《農業界(威爾斯)法案》,為威爾斯成立類似於昔日農業工資委員會的「農業諮詢委員會 (the Agricultural Advisory Panel)」;議會亦認為法案完全屬於上文提及的規定立法範圍內,因此議會有立法權限審議及通過該法案。但倫敦政府的總檢察長則認為,法案實質上無關農業,而是屬「僱傭及工業關係 (Employment & Industrial Relations)」的事宜,而此項在《威爾斯政府法》中並無列入授權議會自行立法之類別,因此議會沒有立法權。總檢察長依照《威爾斯政府法》的規定,「提請」最高法院「釋法」。

身兼本港終審庭非常任法官的最高法院院長廖柏嘉勳爵、副院長賀爾勳爵均有參與審理,五名法官一致裁定有關法案屬於議會立法權限之內。判辭認為唯一需要處理的爭議,就是如何正確詮釋《威爾斯政府法》。在總結過往有關自治議會立法權限案件的裁決時,法院強調一些考慮案件的重要原則,包括《威爾斯政府法》具有重大的憲政意義,但這意義本身不足以成為詮釋相關條文時的指引,就這方面而言,《威爾斯政府法》與其他國會立法的詮釋方法並沒有分別;另一方面,由於《威爾斯政府法》的立法目的是要達致一項「憲政安排 (constitutional settlement)」,如果需要確定此法內條文的字義時,參考此立法目的屬正當之舉。

法院亦指出,即使如總檢察長所言,最低工資的法例草案與「僱傭及工業關係」相關,但這一項其實在《威爾斯政府法》中也不算是明文限制議會不獲授權立法的項目。法院更特意強調,《威爾斯政府法》所指的「農業」一詞,並不是艱深到需要「查字典」來找解釋的地步,而在決定農業最低工資規定是否與這項目有關時,也不可能將「農業」解釋為只包括翻土牧養的地步,而應理解為廣義地指涉相關的業界及經濟活動,例如行業相關業務及其他組成元素,這才符合立法程序應以廣泛地處理相關事宜為主旨的原意。

法院也接受威爾斯政府的解釋,即規管最低工資是為了支持及保護威爾斯境內的農業,這亦構成了法案與政策項目之間的有力關係,使法案即使可能同時與經濟或僱傭問題有關,仍然無阻法院將其認定為主要屬農業範疇的立法行為。加上就「僱傭及工業關係」而言,《威爾斯政府法》有其他政策項目明文將涉及「僱傭」的事項剔出可立法範圍外,但反而「農業」部分並未見有此等例外規定,因此可斷定國會無意將農業內的「僱傭關係」問題,視為威爾斯議會立法權限範圍以外。

值得留意的是,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曾經嚴格限制倫敦政府一方提出的部分理據及證據。例如總檢察長曾經想援引部分在威爾斯事務部 (the Welsh Office)、威爾斯自治政府及國會法律顧問之間來往的通訊內容,作為詮釋《威爾斯政府法》的依據,但由於此等通訊從未公開予大眾或者提交至國會程序當中,法官認為,審判過程中考慮此等部門間的秘密通訊,將「不符合國會立法所遵行的透明及公開民主程序 (whol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transparent and open democratic process under which Parliament enacts legislation)」,因此拒予接納;此外,總檢察長亦曾提及威爾斯事務副大臣在《威爾斯政府法案》國會辯論中的聲明指,2006 年修改《威爾斯政府法》的目的不在「『擴大』自治,而是『深化』自治而已 (not to "broaden devolution" but to "deepen" it)」,法院指如此「籠統且含混 (general and ambiguous)」的字句,實在對於詮釋法律無甚幫助。

從本案可見,即使面對「立法主權」此等大事,在一個法治底蘊深厚的國度,爭議各方仍然可以有章有節、有條有理地依法拆解,毋須訴諸民族情感「愛英愛威」凌駕一切,或者「大不列顛情花毒」「威爾斯撚」橫飛,更不會隨意翻箱倒篋抄出陳年書信文牘當成金科玉律。法律問題法律解決,適當運用詮釋規則決定法律語句的含意,這就是香港當下務必認真學習持守的行事方式。

2014年7月8日 星期二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律師警校摸門釘

原文︰http://wknews.org/node/407

先旨聲明︰筆者沒有參與上星期由學聯發起的佔領遮打道的行動,亦不是五百一十一名被拘捕的示威者之一;但筆者既有朋友被押上那些開往黃竹坑警察學院的「專車」,亦有一些同行和友好志願為當日被捕的人士提供法律協助。
毋須坊間一些為警隊「抱不平」的評論員提醒,筆者當然理解,示威者以被捕者的身份「光臨」警校,自然不可能企求「食得招積、坐得舒適」(筆者亦務必指明,至今未嘗聽過有任何被捕朋友提出一些出格而無理的抱怨);但與此同時,筆者相信所有人都明白,作為被警方行使法定權力拘捕羈留的人士,他們理當享有根據《基本法》及法例所應有的權利與尊重,而警方亦有責任嚴格依照法律及警例,照管被羈留者提出的合法合理要求,尤其絕不能拖延處理一些最基本的需要,諸如要求法律諮詢、通知家人,乃至長時間羈押後的飲食、如廁與服藥等基本人道需求。
會見律師與獲得秘密法律諮詢的權利,是《基本法》第三十五條明文保障的「基本人權 (fundamental right)」,而法律只容許在例外情況下,才可以拒絕被羈留者提出面見律師的要求,最明顯的例子是警方可由於擔心等候律師到場會阻延調查,甚或案情和調查進展有外洩之虞等因由,則有權根據《警察通例》第四十九章,禁止被捕人士在不超過四十八小時的法定拘留期內見律師;但據筆者綜合友好們在分享的經驗,即使警方在這次事件中,未有直接動用《通例》下的權力去「拒絕」被羈留者的見律師要求,卻由於下文談及的兩種情境,即使律師已經抵達警校,要接觸被拘留者仍是困難重重,終致未能完全履行協助被捕者的責任。
首先,正如傳媒已廣泛報道的,警方事前向傳媒放風時,信誓旦旦指警校足以應付處理數以百計被捕人士;但事實的真相卻是,羈留地點只提供一條電話線,供示威者們輪候致電予志願法律團隊。所謂「準備就緒」,卻連基本至讓被拘留者可以致電予律師的安排也欠奉,形成律師當事人不過一牆之隔、卻無以聯繫的荒謬景象。
筆者不禁質疑,決策的警方高層,到底有否具備最起碼的刑事訴訟正當程序知識︰拘捕、羈留的過程,自然會包括安排被捕者尋求律師協助的程序,而警方亦必須提供適切設備以作配合,保障被捕者從速獲法律諮詢的權利。
另一種情況,就是負責警官不斷以「處理中」、「登記中」、「安排中」作為理由,推說暫時未能安排被捕者「落口供」,甚至有指部分被拘者被勸誘說︰「反正可能不用落口供,就別堅持要見律師了,這就可以『早些』辦完手續離開」云云;而部分事後被釋放的示威者亦說,他們一直以為只有在進入「落口供」的階段後,律師才會出現協助他們,因此他們見自己遲遲未見獲安排記錄供詞,加上警方的「保證」,於是沒有主動提出要求見律師。
事實上,就連《警察通例》第四十九章也清楚寫明,「拘留期」是由被捕者被捕時已經開始計算;法例也從沒有明確限制,被拘者必須等到警方開始為疑人錄取口供,才可以開始獲得律師協助,警方當然更無權故意押後錄口供的時間,藉以阻止被捕人士要求見律師。更何況,律師除了在錄取口供及保釋程序中協助被捕者外,更要及時觀察及了解其當事人的身體及精神狀況,以確保他們的狀態適合接受警方的盤問,並防止當事人在拘捕過程中受到暴力、威嚇或誘供的不合理待遇。
總而言之,不論從法律以至實際操作而言,被警方拘留的人士,從失去自由的一刻開始,已經有權、亦應該盡快提出會見律師的要求;警務人員肯定無權藉詞「未落口供」而延誤處理有關的要求,也不應用上言辭勸誘或設備安排等下三濫手段,意圖促使被捕者放棄諮詢律師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