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說的「落西」,並不是以足球或小球運動中的「落旋」為喻,說「七警案」控辯雙方在耍甚麼花招;筆者指的其實是「落 site」,即是將審訊參與各方,從法官到律師、被告、證人以至書記等,安排前往案發地點,變相將審訊場所從法庭移師至事發現場。
目前「七警案」審訊膠著在「案中案 (voir dire)」狀態,控辯角力焦點仍在於部分控方證物,包括視像片段等應否獲准呈堂。直至第七日審訊,控方一度建議要求舉行現場視察,以便控方將現場一帶的環境,與控方證人的陳述及相關電視新聞片段作比對,從而證明片段內容真確、未經不恰當的加工處理,並且能反映曾健超從被捕到被毆打的全個過程;控方並曾經建議利用現場視察的機會,舉證證明事發時曾健超被押至暗角、以至上警車的路線過程,但遭辯方部分律師反對,而被告亦獲得法庭批准,毋須參與視察。最終,控辯雙方經商討後同意取消「落 site」,改為由控方安排警員拍攝現場環境,並且製備片段呈堂。
從法庭的角度而言,刑事審訊中加入「落 site」環節,實在不是甚麼愜意的事情。老爺奶奶們要平白騰出半天以至一天的審期移師現場,勢將打亂本來編好的庭審日程,亦會引起額外的訟費和其他支出;單是安排法官、律師、被告、書記以至相關證人齊集到場,大費周章的程度不難想像,若然案件包括陪審團審訊就更加繁複;更重要的一點是,法庭本身是公開的審訊場所,但如果庭審程序移至案發現場,為了不干擾參與視察者在現場的工作,公眾將難以像在法庭般,近距離觀察和聆聽視察過程,以致損害司法程序理應公開的原則。
法律界元老余叔韶大律師在其自傳 A Seventh Child and the Law 中,就提及代表一名被控有意圖傷人 (wounding with intent to cause GBH) 的被告的故事︰控方完成舉證後,辯方既不自辯也不傳召證人,卻突然申請來一次現場視察,使老爺心感不悅,更警告余大狀,千萬不要勞師動眾移師現場,到頭來卻是「得個桔」。
案發時正值午夜,被告在中區半山被人用刀斬傷。綜合控方提交的現場草圖及證人陳述,現場樹木枝葉頗茂盛,但受害人力陳自己即使在案發的深夜,仍可在遠距離認出斬人後逃走者,就是被告,亦即他的「情敵」;余大狀不單申請要同樣在深宵時份進行現場視察,還將日期選定在與案發當晚一樣的月缺日子,從而向法官和陪審員近距離確證,現場實在是伸手不見五指般黑暗,受害人所謂自己能明辨兇徒的說辭,根本不足採信。據余大狀所述,結果就是被告大獲全勝,控罪撤銷。
時移世易,現在科學發達,「有片有圖有真相」,加上訴訟程序屢經改革,控辯雙方在開審前的過堂或者審前覆核階段,多數均已小心翼翼地準備證據,用可靠的代替物取代現場視察,從而節省時間和資源,同時確保審訊公開公平;但是,基於刑事審訊茲事體大,事涉被告聲譽以至人身自由,只要法庭確證現場視察是發掘事實真相所必須,法庭仍然有其酌情權予以批准。
近年其中一次較經典的事例,並不是發生在審訊階段,更要勞動上訴庭三位尊貴的老爺奶奶移船就磡,那就是蔣麗莉串謀詐騙案。蔣麗莉經區院裁定罪成入獄三年半後,向上訴庭申請推翻定罪,案中其中一項關鍵證據,是蔣的私人助理以污點證人身份舉證指,曾經安排以助理自己的私人銀行戶口處理案中的「黑錢」,此外亦曾在案發時的中銀總行內,將二百五十萬元「黑錢」提取後交給蔣,由蔣放入銀行保險箱。上訴的其中一項爭點,就是助理這番有關現金交收的證詞是否可信。為此,張澤祐、張慧玲和麥機智三位法官,接納控辯雙方的申請,親自前往中銀舊總行,觀察控方所指助理提款、交款予蔣及蔣存款入保險箱的不同位置。蔣麗莉最終上訴失敗。
另外,何來被控違反交通標誌案,何來亦曾經向裁判官申請,安排法庭前往事發的路段現場視察,以知悉騎單車人士會否容易被涉事標誌誤導,但裁判官則認為,案件爭點是何來本人在事發時是否「誠實而合理地 (honestly and reasonably)」地被標誌所誤導,這爭議點毋須通過現場視察得出答案,所以拒絕何來的申請。
2016年6月14日 星期二
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死因庭裁定,希斯堡是「兇案」
廿七年又十二天的爭議、等待。
重開死因庭,六女三男組成陪審團,兩年內開庭二百七十九天,超過五百名證人、四千頁文件證據,是英國法制史上最長的陪審團審訊。
死因審裁官用二十六天時間向陪審團總結案情及提供指示,將十四條問題交付陪審團考慮。
陪審團其中一項主要結論,是九十六名死者,是「非法被殺 (unlawfully killed)」。這亦是陪審團唯一一項未能一致作出、而是以七比二大多數作出的結論。
那麼,他們是被誰所殺?結合審裁官的指示和陪審團的結論,基本已經指出了殺人指控的對象,就是慘劇當日的現場警方指揮官︰前南約克郡總警司杜肯菲爾德 (David Duckenfield)。審裁官就這方面向陪審團提出四層的指引︰
一、總警司是否對九十六名死者負有「謹慎責任 (duty of care)」;
二、他有否違反這「謹慎責任」;
三、是否由於他違反這「謹慎責任」而導致九十六人死亡;及
四、違反「謹慎責任」並導致死亡的情況,達到「嚴重疏忽 (gross negligence)」的程度。
在法律上,如果「嚴重疏忽」造成死亡,已經構成「誤殺」。
死因庭在回答其他問題時,亦提出他們對於警方各種行動舉措的批評,包括︰整個行動指令本身有重大缺漏、對於涉事一邊看台人群聚集的反應太慢且欠缺協調、封路及引導人群措施徒添混亂、決定開閘放人入場前沒有考慮球迷走向,以及決定前毫無預警等。
換言之,死因庭的結論,其實是變相指控,杜肯菲爾德前總警司,是涉嫌誤殺九十六人的疑兇;在司法程序的正式紀錄下,希斯堡慘劇,再不單單是甚麼「球場人群事故」、「公共秩序事件」,而是一宗兇殺案 (homicide)。
事實上,這並非第一次在司法層面就希斯堡事件提出兇殺案的處置。1998 年,家屬團體對總警司及其另一名下屬提出私人檢控,起訴兩人合共兩項誤殺罪、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案件交付列斯市皇室法院由陪審團審訊,下屬在 2000 年獲裁定無罪,而針對杜肯菲爾德則未能達成裁決,法官解散陪審團後,以「被告不能獲公正審訊」為由,下令「擱置法律程序 (stay of proceedings)」。這亦是迄今以來,唯一曾經就希斯堡展開過的刑事檢控程序。
一般從新聞看到這句 stay of proceedings,都好像是說這是永久生效、不可能重新開案似的。但在目前英國法律下,是有可能撤銷擱置令、重啟刑事檢控的。
目前兩項針對希斯堡事件的平行刑事調查,亦預計將在今年內完結︰由內政部下令展開的「解惑行動 (Operation Resolve)」,針對比賽當日以至事件前個別人士及單位組織的責任進行調查;英國監警會 (IPCC) 則集中調查多支涉事警隊 —— 包括現場處理的南約克郡警隊、協助官方調查的西米特蘭警隊,及部分涉事警官其後調派加入的西約克郡警務處 —— 在事件後的處理,包括搜證、警員供詞,以至有否涉及不當監視家屬等。
檢控部門亦已經表明,經審視兩項調查所搜集的證據後,會考慮重新提出刑事檢控。
隨著死因庭的最新結論,已經在刑事程序走過一回的杜肯菲爾德前總警司,無疑是最大的焦點;但他、以至其他涉事警官、個人、組織等,幾可肯定亦會透過法律團隊,展開漫長的司法對抗,反對重啟誤殺(或其他罪名)的檢控。
此所以,九十六人與他們的家人、支持者,已經在死因庭爭來姍姍來遲的正名結論;但要真正討回公道,仍得克服法律角力場上的重重關卡。
重開死因庭,六女三男組成陪審團,兩年內開庭二百七十九天,超過五百名證人、四千頁文件證據,是英國法制史上最長的陪審團審訊。
死因審裁官用二十六天時間向陪審團總結案情及提供指示,將十四條問題交付陪審團考慮。
陪審團其中一項主要結論,是九十六名死者,是「非法被殺 (unlawfully killed)」。這亦是陪審團唯一一項未能一致作出、而是以七比二大多數作出的結論。
那麼,他們是被誰所殺?結合審裁官的指示和陪審團的結論,基本已經指出了殺人指控的對象,就是慘劇當日的現場警方指揮官︰前南約克郡總警司杜肯菲爾德 (David Duckenfield)。審裁官就這方面向陪審團提出四層的指引︰
一、總警司是否對九十六名死者負有「謹慎責任 (duty of care)」;
二、他有否違反這「謹慎責任」;
三、是否由於他違反這「謹慎責任」而導致九十六人死亡;及
四、違反「謹慎責任」並導致死亡的情況,達到「嚴重疏忽 (gross negligence)」的程度。
在法律上,如果「嚴重疏忽」造成死亡,已經構成「誤殺」。
死因庭在回答其他問題時,亦提出他們對於警方各種行動舉措的批評,包括︰整個行動指令本身有重大缺漏、對於涉事一邊看台人群聚集的反應太慢且欠缺協調、封路及引導人群措施徒添混亂、決定開閘放人入場前沒有考慮球迷走向,以及決定前毫無預警等。
換言之,死因庭的結論,其實是變相指控,杜肯菲爾德前總警司,是涉嫌誤殺九十六人的疑兇;在司法程序的正式紀錄下,希斯堡慘劇,再不單單是甚麼「球場人群事故」、「公共秩序事件」,而是一宗兇殺案 (homicide)。
事實上,這並非第一次在司法層面就希斯堡事件提出兇殺案的處置。1998 年,家屬團體對總警司及其另一名下屬提出私人檢控,起訴兩人合共兩項誤殺罪、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案件交付列斯市皇室法院由陪審團審訊,下屬在 2000 年獲裁定無罪,而針對杜肯菲爾德則未能達成裁決,法官解散陪審團後,以「被告不能獲公正審訊」為由,下令「擱置法律程序 (stay of proceedings)」。這亦是迄今以來,唯一曾經就希斯堡展開過的刑事檢控程序。
一般從新聞看到這句 stay of proceedings,都好像是說這是永久生效、不可能重新開案似的。但在目前英國法律下,是有可能撤銷擱置令、重啟刑事檢控的。
目前兩項針對希斯堡事件的平行刑事調查,亦預計將在今年內完結︰由內政部下令展開的「解惑行動 (Operation Resolve)」,針對比賽當日以至事件前個別人士及單位組織的責任進行調查;英國監警會 (IPCC) 則集中調查多支涉事警隊 —— 包括現場處理的南約克郡警隊、協助官方調查的西米特蘭警隊,及部分涉事警官其後調派加入的西約克郡警務處 —— 在事件後的處理,包括搜證、警員供詞,以至有否涉及不當監視家屬等。
檢控部門亦已經表明,經審視兩項調查所搜集的證據後,會考慮重新提出刑事檢控。
隨著死因庭的最新結論,已經在刑事程序走過一回的杜肯菲爾德前總警司,無疑是最大的焦點;但他、以至其他涉事警官、個人、組織等,幾可肯定亦會透過法律團隊,展開漫長的司法對抗,反對重啟誤殺(或其他罪名)的檢控。
此所以,九十六人與他們的家人、支持者,已經在死因庭爭來姍姍來遲的正名結論;但要真正討回公道,仍得克服法律角力場上的重重關卡。
2016年3月17日 星期四
當記者被指「篤灰」— 向林彥邦請教
著名新聞工作者林彥邦先生的鴻文為記者們抱不平,寄語反政府一方不要變得像「藍絲」一般敵視傳媒。文中提出的一些觀察,其實頗能切中爭議要害,筆者固非從事新聞工作,但仍希望趁機向林先生以至其他新聞專業人士討教。
林先生在文中回應了坊間對於記者在二月「暴動」後對於記者們的批評,包括有記者因為在「暴動」案提堂後憑藉公開資料登門造訪疑犯而受指責,以及網民譴責記者「篤灰」等;林先生並質疑,對記者們的責難,無非是攸關「利害問題」、「希望傳媒成為自己的工具」,甚至是「低級至極的輸打贏要」。
如果將二月「暴動」乃至近年來屢見不鮮的黃藍對峙、警民衝突,一律歸類為涉及刑事的公共事件來觀察,記者的而且確在這些涉及公眾利益與知情權的事件上,有身處現場、報道真相的重任;但筆者卻認為,林先生從「疑犯個人資料屬法庭公開資訊」就推論到登門造訪不算侵犯私隱,卻又似有不妥之處。
誠然,除非被告是未成年,或者有特別理由經法院頒令匿名,刑事被告的姓名在審訊案件表上是公開的,但亦僅此而已;即使由於「暴動」案本身的特定原因,部分被告的住址在提堂過程中進入公眾領域,但個人資料的使用,從來都要考慮多種因素,不單是取得個人資料的過程是否恰當,更包括資料的用途是否正當、合理與公平。
筆者很想問,是否用一句「新聞自由」或者「報道法庭案件」,就足以合理化所有觸及被訪者私生活的報道方式;尤其如果被訪者本身就是正在進行的訴訟(特別是刑事訴訟)一方,潛在造成的影響實在不能低估。在筆者看來,所謂「讓義士宣揚理念」,說穿了,還不是想從被告口中套出更多有關案件的報道。
坦白說,以筆者的經驗,如果老闆正在一宗萬眾注目的案件代表被告,老闆恐怕有兩句不說不可的告誡︰「別跟記者說話」,還有「社交網站也不要上吧」。被告即使不是面對警察,而是記者,由他們在公共領域自願說出、對自己不利的陳述,一樣有成為控方呈堂證據的機會;記者們是否全然不用考慮,即使案件不是有陪審團參與的公訴,他們抓著被告在受訪時說出的片言隻語,放大報道,其實亦很可能損害訴訟公平呢?我就不信記者們會如此「公道」,在訪問被告前先溫馨提示對方「你有權保持緘默或者要求律師在場」吧。
對於一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登門追訪,新聞價值何在呢?就算有,是否值得為此而凌駕甚至貶損被告應有的訴訟公平權利?
筆者絕不是無底線地支持「義士」那種人。用破樽襲擊拍攝的記者,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野蠻行徑;筆者亦認同林先生所言,近距離拍攝縱火、損壞公物以至襲警的行為,其實無異於記者們完整記錄「七警」和朱經緯的行為。筆者自忖不是像林先生所指那種搬動龍門的人。
但看事情總不能抽空比較而脫離現實。若論阻撓傳媒訪問的「板斧」,只怕即使示威者用上更多玻璃樽,也及不上警察、政府哪怕百分之一。起碼,「勇武派」不會有能耐設立一個有約束力的「採訪區」,「義士」亦絕對沒有搜查記者背包的權力;設想一下,如果添馬公園的「七警」或者其他警察,發現記者正在拍攝,事情的發展、記者的下場會如何,怕且比年初二凌晨嚴重得多,甚至去到一個我們想也不敢想的地步。
筆者還有另一重更大的憂慮︰「七警」也好,「魚蛋」也好,在網站即時新聞橫空出世以後,新聞工作與檢控行動之間的界線,已變得更加模糊。從前,實時紀錄「罪案」經過的片段,即使有重大新聞價值也好,亦只會在每天數次的新聞報道中出現,莫說是公眾,就連警檢當局也很難隨時取得;即使片段可能有重大的調查和刑事價值,當局亦必須先向法院申請,更要說服法庭,取用這些材料作刑事用途,是符合公眾利益的,方可取得手令獲得這些片段。
但時至今日,新聞機構在拍得事涉重大案件的片段後,往往在數分鐘內,已經會放上網站,任由各界觀看下載;新聞機構既可標明「足本無加工」,又可以憑編採的意願加以「二創」。但無論如何,目前的客觀現實就是,遠在刑檢方面開案蒐證之前,公眾領域中流傳的片段、資料,可能已經比當局掌握的更多、更快;一如最近年半以來的情況,控方完全可以直接取用這些網上新聞的材料作為呈堂證據,連申請的環節也省回;更嚴重的後果是,案件還未開審,公眾(可能亦包括記者們)透過這些資料,就自信滿滿地認定︰我已經知道案件的是非對錯。
筆者再重申︰用暴力阻撓記者採訪,不能接受;但記者們恐怕亦不得不承認,即使警察連人也未拘捕、律政司連 file 皮也未接到,記者的採訪工作,與控方的拍片蒐證,實質上已經二合為一。
正如被告從來也有權在面對執法者或者檢控人員時保持緘默一樣,如果被拍者沒有用暴力、沒有損壞新聞機構的財物,遮擋著那個名為採訪實為有九成九機會被控方所用的「鏡頭」,筆者起碼到現在仍想不通,這當中有甚麼「荒天下之大謬」,仍望林先生或者其他專業人士可以就此解惑。
2015年11月10日 星期二
「郭靖」被斬案上訴終院 釐清「夥同犯罪」爭議
四年前屯門一宗黑幫仇殺案,外號「郭靖」的十八歲青年命喪敵對派系的刀下。案中其中一名被告陳錦成,經陪審團審訊後被裁定謀殺罪名成立,依例判終身監禁;法援署指派吳靄儀大律師代表陳提出上訴,今年六月被上訴庭駁回,但日前上訴庭接納陳錦成一方書面陳詞申請,確認本案裁決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的法律論點 (points of great and general importance)」,批准提交終審庭作最終裁定。
案情指,死者郭衍靖於2011年12月5日子夜時分在屯門被四至五名刀手襲擊,更被人駕駛七人車先撞倒、後輾過,他在當日清晨傷重不治。事發時在現場的另一黃姓幫派成員,在 2013 年初承認誤殺罪,獲控方接納,法庭並信納他自辯指,自己全程沒參與襲擊之餘,事前亦不知悉一干「兄弟」到場是有意嚴重傷害死者,因此輕判其入獄六年。
到綽號「乳牛」的陳錦成被控謀殺罪受審時,控方主要證據則來自一名臥底探員。據這位「無間道」指證,在兇案發生十一天後,他跟「乳牛」以及其他「兄弟」聚會,席間「乳牛」表示,當時本派的「大佬」「吹雞」,要追斬「郭靖」所屬派系的成員,「乳牛」於是持刀登上本派的其中一部車,出發「搜索敵軍」。
探員進一步作供指,當「乳牛」與同伙收風說「戰鬥」已經開始、並隨即坐車抵達現場時,「郭靖」已經重傷倒地,「乳牛」表示他與車上同伙所能做的,就是將現場「參戰」的同伙接上車離開。
正如很多黑幫傷人及仇殺案,控方在本案同樣用上「夥同犯罪 (joint enterprise)」的概念提出檢控,在這概念下,只要一群人有共同的參與干犯罪行目的,即使其中一人只是從事本身不構成違法的行為,例如去五金店買刀、「睇水」或者駕車,但只要這人與其他實際施毒手的人,都懷有同樣的意圖,那麼前者就同樣有罪。
本案的主審法官,用以下方式引導陪審團︰「要裁定被告謀殺罪成立,你們必須確定︰
1. 被告與襲擊及用刀斬傷死者的人,是同一群體;
2. 在案發時,整個群體的人有意圖殺害死者或對他造成嚴重傷害(即具有謀殺罪的犯罪意念 (mens rea));
3. 該等襲擊或斬傷,是引致死者死亡的重要因素;
4. 被告有意圖地參與在襲擊的過程中;及
5. 在被告如參與襲擊過程時,他有意圖使死者因該等襲擊或斬傷而被殺或受嚴重傷害,而且該等襲擊或斬傷是不合法的。」
法官並進一步指出,陪審團要決定,當被告持刀登車前往現場時,他的意圖到底是甚麼。
在陪審團以大比數裁定罪名成立後,吳靄儀大律師提出上訴理據,除質疑原審法官接納臥底的證供外,亦認為法官在 joint enterprise 的問題上錯誤引導陪審團。吳陳詞指,控方的案情根本不能證明被告有任何「協助或慫使 (assist or encourage)」實際襲擊死者的行為;而本案被告的情況亦有異於一般的夥同犯罪,因為就殺害死者的「致罪行為 (actus reus)」而言,控方完全不能證明被告在當中有任何角色。然而,上訴庭認為法官的引導並無問題,陪審團據此而得出被告有夥同參與謀殺的結論,亦應維持。
吳靄儀大律師再提出上訴至終審庭的申請,並總結出以下的法律觀點爭議︰
1. 在以下情況下,被告 D 能否以夥同其他人犯罪,被裁定謀殺 X 成立︰—
a. D 在構成謀殺 X 的致罪行為 (actus reus) 中,並無角色,亦非主犯 (principal);
b. D 並無任何說服、慫使、協助或鼓勵行為,因而並非從犯 (accessory);及
c. 謀殺 X 的行為,並非「附生於 (parasitic)」D 與其他人所犯的其他罪行的過程中。
2. 若 D 以夥同其他人犯罪而被指控謀殺 X,而其定罪基礎是指 D 參與一項犯罪行為的「約定 (agreement)」,D 並且採行一些步驟去推動 (to further) 這夥同犯罪,是否只有出現以下情況,即是︰—
a. 該「夥同犯罪」正正就是謀殺 X;
b. 「犯罪行為的『約定 (agreement)』」即一項謀殺 X 的約定(而不是純粹故意出發尋找一群特定群體的成員,並在一旦找到這些人時就施以攻擊);及
c. D 從事一些行為去推動這項謀殺 X 的約定,從而參與其中,
才能夠裁定 D 罪名成立。
上訴庭接受這些法律爭議,作為終審上訴的基礎。案件將擇日在終審庭聆訊。
換言之,辯方的立場,是要求法院裁定,只有證明到被告的行為確實是參與在一項特定地針對死者的謀殺計劃當中,或者他對於實際殺害死者或與其死亡相關的特定行為有所涉及(例如在場、安排致其於死的兇器、協助逃走等),才可以夥同犯罪的理由裁定被告罪成。
至於控方,則斷言整個「找出對家門生來劈」的「吹雞」,已經足以是一整套「夥同犯罪」的約定;被告本身就扮演類似「行刑隊員」的角色,只不過他那一隊人欠運,沒有找著特定目標,但同樣應該為整個計劃內的死者負刑責。
最終 joint enterprise 的法律如何規定及應用,還待終審庭的分解。
案情指,死者郭衍靖於2011年12月5日子夜時分在屯門被四至五名刀手襲擊,更被人駕駛七人車先撞倒、後輾過,他在當日清晨傷重不治。事發時在現場的另一黃姓幫派成員,在 2013 年初承認誤殺罪,獲控方接納,法庭並信納他自辯指,自己全程沒參與襲擊之餘,事前亦不知悉一干「兄弟」到場是有意嚴重傷害死者,因此輕判其入獄六年。
到綽號「乳牛」的陳錦成被控謀殺罪受審時,控方主要證據則來自一名臥底探員。據這位「無間道」指證,在兇案發生十一天後,他跟「乳牛」以及其他「兄弟」聚會,席間「乳牛」表示,當時本派的「大佬」「吹雞」,要追斬「郭靖」所屬派系的成員,「乳牛」於是持刀登上本派的其中一部車,出發「搜索敵軍」。
探員進一步作供指,當「乳牛」與同伙收風說「戰鬥」已經開始、並隨即坐車抵達現場時,「郭靖」已經重傷倒地,「乳牛」表示他與車上同伙所能做的,就是將現場「參戰」的同伙接上車離開。
正如很多黑幫傷人及仇殺案,控方在本案同樣用上「夥同犯罪 (joint enterprise)」的概念提出檢控,在這概念下,只要一群人有共同的參與干犯罪行目的,即使其中一人只是從事本身不構成違法的行為,例如去五金店買刀、「睇水」或者駕車,但只要這人與其他實際施毒手的人,都懷有同樣的意圖,那麼前者就同樣有罪。
本案的主審法官,用以下方式引導陪審團︰「要裁定被告謀殺罪成立,你們必須確定︰
1. 被告與襲擊及用刀斬傷死者的人,是同一群體;
2. 在案發時,整個群體的人有意圖殺害死者或對他造成嚴重傷害(即具有謀殺罪的犯罪意念 (mens rea));
3. 該等襲擊或斬傷,是引致死者死亡的重要因素;
4. 被告有意圖地參與在襲擊的過程中;及
5. 在被告如參與襲擊過程時,他有意圖使死者因該等襲擊或斬傷而被殺或受嚴重傷害,而且該等襲擊或斬傷是不合法的。」
法官並進一步指出,陪審團要決定,當被告持刀登車前往現場時,他的意圖到底是甚麼。
在陪審團以大比數裁定罪名成立後,吳靄儀大律師提出上訴理據,除質疑原審法官接納臥底的證供外,亦認為法官在 joint enterprise 的問題上錯誤引導陪審團。吳陳詞指,控方的案情根本不能證明被告有任何「協助或慫使 (assist or encourage)」實際襲擊死者的行為;而本案被告的情況亦有異於一般的夥同犯罪,因為就殺害死者的「致罪行為 (actus reus)」而言,控方完全不能證明被告在當中有任何角色。然而,上訴庭認為法官的引導並無問題,陪審團據此而得出被告有夥同參與謀殺的結論,亦應維持。
吳靄儀大律師再提出上訴至終審庭的申請,並總結出以下的法律觀點爭議︰
1. 在以下情況下,被告 D 能否以夥同其他人犯罪,被裁定謀殺 X 成立︰—
a. D 在構成謀殺 X 的致罪行為 (actus reus) 中,並無角色,亦非主犯 (principal);
b. D 並無任何說服、慫使、協助或鼓勵行為,因而並非從犯 (accessory);及
c. 謀殺 X 的行為,並非「附生於 (parasitic)」D 與其他人所犯的其他罪行的過程中。
2. 若 D 以夥同其他人犯罪而被指控謀殺 X,而其定罪基礎是指 D 參與一項犯罪行為的「約定 (agreement)」,D 並且採行一些步驟去推動 (to further) 這夥同犯罪,是否只有出現以下情況,即是︰—
a. 該「夥同犯罪」正正就是謀殺 X;
b. 「犯罪行為的『約定 (agreement)』」即一項謀殺 X 的約定(而不是純粹故意出發尋找一群特定群體的成員,並在一旦找到這些人時就施以攻擊);及
c. D 從事一些行為去推動這項謀殺 X 的約定,從而參與其中,
才能夠裁定 D 罪名成立。
上訴庭接受這些法律爭議,作為終審上訴的基礎。案件將擇日在終審庭聆訊。
換言之,辯方的立場,是要求法院裁定,只有證明到被告的行為確實是參與在一項特定地針對死者的謀殺計劃當中,或者他對於實際殺害死者或與其死亡相關的特定行為有所涉及(例如在場、安排致其於死的兇器、協助逃走等),才可以夥同犯罪的理由裁定被告罪成。
至於控方,則斷言整個「找出對家門生來劈」的「吹雞」,已經足以是一整套「夥同犯罪」的約定;被告本身就扮演類似「行刑隊員」的角色,只不過他那一隊人欠運,沒有找著特定目標,但同樣應該為整個計劃內的死者負刑責。
最終 joint enterprise 的法律如何規定及應用,還待終審庭的分解。
2015年2月4日 星期三
2014年12月24日 星期三
【評台文章】許仕仁案判刑淺評
原文︰http://www.pentoy.hk/社會/t150/2014/12/24/charles-tsang:許仕仁案判刑淺評/
據傳媒報道指,法官多番解釋指本案很難決定判刑,不單是因為案情複雜、審訊費時、證據龐雜,也因為各被告年紀老邁之餘又有健康問題,因此判刑亦不能不考慮這些個人情況。
一般而言,法院在作出被告有罪的裁決 (verdict) 後,就會隨即進入處理判刑 (sentence) 的程序︰法官會要求控方簡單介紹被告背景,以及提出案情中可能影響刑罰輕重、而法庭應該加以考慮的因素,控方亦可能需要視乎案件種類,向法庭提交相似案例的過往判刑參考,以至上訴庭或終審庭曾經發出的該類案件的任何判刑指引 (sentencing guidelines);反之,法官亦會要求辯方提出可讓被告獲得減刑的因素,例如已經有悔意,或者年齡、健康狀況、家庭等個人背景。
法官在量刑時,需要一併考慮所有可以導致刑罰加重 (aggravating) 或者減輕 (mitigating) 的因素,好像不少讀者都耳熟能詳的「三分之一減免」︰如果被告願意認罪,法官通常會給予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例如將原定三年的監禁減少一年。
另一方面,審訊所在的法院層級,也是值得留意的地方。就單一控罪而言,裁判法院的最高刑罰一般為兩年監禁及十萬元罰款;區域法院的最高刑期為七年,至於高等法院原訟庭則沒有刑罰上限。
由此可見,律政司決意將許仕仁案送交高院由陪審團審理,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可能是對於法官最終會對被告處以七年以上的重刑深具信心,而最終法官亦的確將作為案件要角的許仕仁,處以七年半的判刑;但心水清的讀者也許會留意到,許仕仁八項控罪五項成立,判監七年半;與此相比,只有一條控罪成立的郭炳江,卻已經被判入獄五年。
當然,決定刑罰是否合理,並不能單憑控罪數目與年期作簡單比較;即使連同控罪牽涉的金額一併類比,亦未必準確。除了上文提及的加刑與減刑因素外,法官有權裁決將不同控罪的部分以至全部刑期同期執行 (sentences run concurrently),尤其如果多條控罪指向的其實是同一事件,法庭判以同期執行的機會就更大;否則,法官會裁定不同控罪的刑期要分期執行 (sentences run consecutively),使總刑期拉長。
筆者將由許、郭二人同時入罪的第五控罪入手,嘗試探討一下法官量刑的準則和考慮重點。第五控罪是指許仕仁在擔任政務司司長任內,串謀郭炳江、陳鉅源及關雄生,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即向許提供八百五十萬元,而許則在任內優待新地。
郭在這條最高刑罰為入獄七年的第五控罪中,量刑起點是六年,而基於過往良好品格而獲減一年,總刑期五年。在這一控罪下,許的量刑起點同樣是六年,這亦符合一般涉及賄賂或提供利益的案件的處理原則,即是授受雙方的判刑理應沒有分別(馬競爭案,刑事上訴 2007 年第356宗)。
除了第五控罪外,在司長及行會任內收受千多萬元和沒有申報(第七、八控罪),兩罪量刑起點均為六年,由於兩者牽涉同一事件,第八控罪的六年監禁同期執行,但第七控罪當中有三分一刑期(即兩年)要分期執行。至於在積金局及司長任內分別沒有申報免交租及貸款等不同利益(第一、六控罪),兩罪的量刑起點為一年半,合共有三個月分期執行。因此,在第五控罪下全數執行的六年監禁,加上合共兩年三個月的分期執行刑期,總量刑起點就是八年三個月,再因過往公職及品格而獲得九個月扣減,因而得出七年半的最終刑期。
換言之,許仕仁的刑期,絕大部分是由於接受兩筆數目較大(分別牽涉八百多萬及一千多萬元)的利益所致,即使如此,以兩宗獨立事件的判刑來分析,法官只在其中一項控罪的六年監禁以外,判予三分之一刑期分期執行,其實很可能已經考慮到一些對許有利、並且致使刑期向下調整的因素上;至於兩項漏報利益罪名以一年半作為量刑起點,可能是由於過往大部分牽涉公職人員操守及貪腐的案件,均在判刑較輕的裁判法院或區院審理,因而或多或少可能影響法官量刑時的「重手」程度。
再加上法官再按照許過往的公職表現及知名人士提供的品格證明,給予九個月減刑。筆者認為,法官對於許的判刑大致符合同類案件的量刑準則及慣例,但絕對談不上是重判,甚至已基於許的情況,算是偏向寬鬆。無論如何,為大半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深具名望的各被告而言,晚年終致落得鎯鐺入獄的下場,亦實在令人唏噓。但願事態發展至此,能夠成為官場和商界眾人的警惕。
經過超過一百三十日、控辯雙方皆精銳盡出的「世紀審訊」後,陪審團裁定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連同新地郭炳江、董事陳鉅源及港交所高層關雄生罪名成立,主審法官亦在宣判後兩個審訊日內隨即判刑。
據傳媒報道指,法官多番解釋指本案很難決定判刑,不單是因為案情複雜、審訊費時、證據龐雜,也因為各被告年紀老邁之餘又有健康問題,因此判刑亦不能不考慮這些個人情況。
誠然,案件越矚目,人們對於案情事實以至涉事人物的觀感亦會越強烈,甚至對於案件應該如何發落,自會形成一己的定見;正因如此,筆者作為芸芸大眾之一,絕不敢越俎代庖,單憑透過媒體獲知的少量資訊就斷言法官的判刑是否合理,惟求拋磚引玉,與讀者們分享一下對於各被告判決的一些淺陋觀察。
一般而言,法院在作出被告有罪的裁決 (verdict) 後,就會隨即進入處理判刑 (sentence) 的程序︰法官會要求控方簡單介紹被告背景,以及提出案情中可能影響刑罰輕重、而法庭應該加以考慮的因素,控方亦可能需要視乎案件種類,向法庭提交相似案例的過往判刑參考,以至上訴庭或終審庭曾經發出的該類案件的任何判刑指引 (sentencing guidelines);反之,法官亦會要求辯方提出可讓被告獲得減刑的因素,例如已經有悔意,或者年齡、健康狀況、家庭等個人背景。
法官在量刑時,需要一併考慮所有可以導致刑罰加重 (aggravating) 或者減輕 (mitigating) 的因素,好像不少讀者都耳熟能詳的「三分之一減免」︰如果被告願意認罪,法官通常會給予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例如將原定三年的監禁減少一年。
另一方面,審訊所在的法院層級,也是值得留意的地方。就單一控罪而言,裁判法院的最高刑罰一般為兩年監禁及十萬元罰款;區域法院的最高刑期為七年,至於高等法院原訟庭則沒有刑罰上限。
由此可見,律政司決意將許仕仁案送交高院由陪審團審理,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可能是對於法官最終會對被告處以七年以上的重刑深具信心,而最終法官亦的確將作為案件要角的許仕仁,處以七年半的判刑;但心水清的讀者也許會留意到,許仕仁八項控罪五項成立,判監七年半;與此相比,只有一條控罪成立的郭炳江,卻已經被判入獄五年。
當然,決定刑罰是否合理,並不能單憑控罪數目與年期作簡單比較;即使連同控罪牽涉的金額一併類比,亦未必準確。除了上文提及的加刑與減刑因素外,法官有權裁決將不同控罪的部分以至全部刑期同期執行 (sentences run concurrently),尤其如果多條控罪指向的其實是同一事件,法庭判以同期執行的機會就更大;否則,法官會裁定不同控罪的刑期要分期執行 (sentences run consecutively),使總刑期拉長。
筆者將由許、郭二人同時入罪的第五控罪入手,嘗試探討一下法官量刑的準則和考慮重點。第五控罪是指許仕仁在擔任政務司司長任內,串謀郭炳江、陳鉅源及關雄生,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即向許提供八百五十萬元,而許則在任內優待新地。
郭在這條最高刑罰為入獄七年的第五控罪中,量刑起點是六年,而基於過往良好品格而獲減一年,總刑期五年。在這一控罪下,許的量刑起點同樣是六年,這亦符合一般涉及賄賂或提供利益的案件的處理原則,即是授受雙方的判刑理應沒有分別(馬競爭案,刑事上訴 2007 年第356宗)。
除了第五控罪外,在司長及行會任內收受千多萬元和沒有申報(第七、八控罪),兩罪量刑起點均為六年,由於兩者牽涉同一事件,第八控罪的六年監禁同期執行,但第七控罪當中有三分一刑期(即兩年)要分期執行。至於在積金局及司長任內分別沒有申報免交租及貸款等不同利益(第一、六控罪),兩罪的量刑起點為一年半,合共有三個月分期執行。因此,在第五控罪下全數執行的六年監禁,加上合共兩年三個月的分期執行刑期,總量刑起點就是八年三個月,再因過往公職及品格而獲得九個月扣減,因而得出七年半的最終刑期。
換言之,許仕仁的刑期,絕大部分是由於接受兩筆數目較大(分別牽涉八百多萬及一千多萬元)的利益所致,即使如此,以兩宗獨立事件的判刑來分析,法官只在其中一項控罪的六年監禁以外,判予三分之一刑期分期執行,其實很可能已經考慮到一些對許有利、並且致使刑期向下調整的因素上;至於兩項漏報利益罪名以一年半作為量刑起點,可能是由於過往大部分牽涉公職人員操守及貪腐的案件,均在判刑較輕的裁判法院或區院審理,因而或多或少可能影響法官量刑時的「重手」程度。
再加上法官再按照許過往的公職表現及知名人士提供的品格證明,給予九個月減刑。筆者認為,法官對於許的判刑大致符合同類案件的量刑準則及慣例,但絕對談不上是重判,甚至已基於許的情況,算是偏向寬鬆。無論如何,為大半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深具名望的各被告而言,晚年終致落得鎯鐺入獄的下場,亦實在令人唏噓。但願事態發展至此,能夠成為官場和商界眾人的警惕。
2014年8月8日 星期五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許仕仁案,彭博申請︰有圖才有真相?
原文︰http://wknews.org/node/451
據司法機構最近公佈,許仕仁案早前曾發生一段小插曲,法庭一度暫停審理案件而先作處理︰事緣重金禮聘到港主控的英國御用大律師,曾經在舉證時向陪審團出示兩幅「資金流程圖」,以便向陪審團解釋控方主張的案情的證據;而一直跟進報道審訊的彭博新聞社 (Bloomberg News),就透過其亞洲區法律編輯去信主審法官,要求法官基於「公開司法 (open justice)」的原則,以及為幫助法庭新聞報道準確,准許該社取得兩幅流程圖。法院為此曾在7月中邀請雙方陳詞,被告方除了代表郭氏兄弟的大狀表示中立外,其他被告方律師均反對彭博的申請,而控方願意在雙方就此爭辯、而法庭頒令的情況下,交出有關資料。
法官作裁決時明言,今次處理的問題,就本港刑事審訊而言,是「新穎的(novel)」,即使他已作出決定,日後仍可能要留待上級法院在適當時機再澄清。法官亦指出,爭議兩端的說服力其實無分軒輊︰一方面,連法官和陪審員也要依靠控方提供的兩張圖,才能在眼花繚亂、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與資金流向當中,稍稍理出一個頭緒來,何況是身負報道重任的法庭記者們,後者的確有明顯、合理且重要的目的,希望借助兩幅圖來交出準確的報道。
但另一方面,兩幅圖表本身並非呈堂的證物(exhibits),它們是控方藉以說明案情、支持指控的工具,在辯方眼中,圖表當然完全不足以呈現事實圖像的全部,辯方亦肯定會像對待控方的其他證詞一樣,對流程圖內容提出修正甚至反對;但如果圖表已經透過媒體公開廣泛流傳,給普羅大眾造成先入為主的效果,試問辯方還可如何入手爭辯當中內容是否準確呢?
法官進而提出值得關注的另外兩要點︰首先,法官在陪審團閱覽流程圖時,曾經給予條件指示,尤其指明陪審員只能基於何等程度局限之下,才可將兩張圖的內容接納成為事實,但公眾透過媒體獲悉兩圖時,將不會受到同樣的限制;如此一來,公眾很容易單憑兩張圖,就自以為已經一目了然,完全理解控方的證據。此外,圖上亦載列了一些個人銀行戶口資料,當中部分資料的主人其實完全不在被控之列。
法院亦曾經考慮一宗近期發生的英國上訴庭裁決 (R (Guardian News & Media) v. City of Westminster Magistrates’ Court[2013] QB 618),但主審法官認為,案中反覆討論的「公開司法」原則,其實是指司法運作不可「閉門造車」,但不代表可以繼續延伸至彭博所主張的程度;他假設說,如果有一宗公開審訊的證人,被對方律師開足火力盤問出大量漏洞,媒體可能會基於同一觀點,要求取得證人供詞的文本,用來確保「報道準確」,但事實上構成證據的,根本不是供詞文本,而是證人在庭上確認的文本內容。
法官的結論是,對於法庭記者及在場旁聽的人士來說,只要留心跟進控方引用圖表提出的問題及證據,已足夠理解事件進展。他否決彭博要求取得圖表的申請,並認為即使如此,亦不會有損「公開司法」的原則。
2014年5月29日 星期四
【主場博客】四不像的陪審團制度?
原文︰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E5%9B%9B%E4%B8%8D%E5%83%8F%E7%9A%84%E9%99%AA%E5%AF%A9%E5%9C%98%E5%88%B6%E5%BA%A6/
高院審理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件,好不容易等到法官撤銷媒體禁令,不少看倌自然期望能了解更多從庭審透露出來的案件細節,乃至控辯雙方的攻防較勁。但事到如今,分別由雙方重金禮聘到庭的港英刑法翹楚們,卻只能目送陪審團解散,以至連控方何時方能正式開案,大家也心中沒底。恐怕大家只能期望,新選出的陪審員,一能夠健健康康,二不要只顧追星,方能讓準備經年的審訊得以順利展開。
高院審理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件,好不容易等到法官撤銷媒體禁令,不少看倌自然期望能了解更多從庭審透露出來的案件細節,乃至控辯雙方的攻防較勁。但事到如今,分別由雙方重金禮聘到庭的港英刑法翹楚們,卻只能目送陪審團解散,以至連控方何時方能正式開案,大家也心中沒底。恐怕大家只能期望,新選出的陪審員,一能夠健健康康,二不要只顧追星,方能讓準備經年的審訊得以順利展開。
據報章報道,官老爺目送陪審員一個個如釋重負地離開時,不禁說了一句︰「第一次見到陪審員笑 (It’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that jury smile)。」幾可肯定的是,經過許仕仁案的重重波折以後,公眾對於出任陪審員的戒懼心理,恐會有增無減;但我們又不可能否定,陪審團制度在我們目前法制內的重要價值,出任陪審員本身亦可視為貢獻甚大的公共義務。在現時陪審團制度仍然存在的處境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制度呢?它背後的意義又是否與制度的實際運作相匹配?我們有否方法改善制度的安排?
陪審團制度的原意,是將裁定被告是否有罪的權柄,從專業的法官轉移到社會人士手上。不少普通法國家承襲了英國《大憲章 (Magna Carta)》的精神,讓被告有權選擇交由陪審團審判,即所謂「在同儕面前受審的權利 (right to be tried in front of peers)」。在英格蘭與威爾斯的法律下,所有並非由裁判法院 (The Magistrates’ Courts) 按簡易程序處理的案件,均會送交「皇室法院 (Crown Court)」提出公訴 (indictment),並通常由法官會同陪審團審訊;如果某罪行依法可選擇用簡易或者公訴程序處理,被告更有權選擇循公訴程序交由陪審團審訊。例如英格蘭球星 Steven Gerrard 被控毆鬥,該罪最高刑罰為入獄三年,最終由陪審團在五天的審訊後裁定他無罪。
但在香港,只有在高等法院原訟庭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開審的刑事案件,才會安排陪審團參與;莫說是處理大部分刑事案件的裁判法院不會設立陪審團,即使同樣採行公訴程序、最高可判處入獄七年刑罰的區域法院 (The District Court),一樣只由一位法官全權審案,不會召集陪審團到庭。
換言之,在本港刑事庭三層架構下,只有最嚴重、定罪後刑期可能超過七年的案件,才有機會交由陪審團作定奪;而稱得上叫「最嚴重」,就沒可能期望只需一、兩天就審結。事實上,即使是原訟庭較常見、耗時較少的毒品案,五個審訊天基本上是「最低消費」;較嚴重的暴力或性侵犯案件,花上個多兩個星期亦屬等閒事;即使是像許仕仁案般預留了七十天檔期,相比起被控殺夫的 Nancy Kissel 兩度送審,合共花上過百審訊日,甚至是總審期超過一百六十日的「佳寧騙案」,明顯是小巫見大巫。
因此,本地公眾普遍不想被抽中當陪審員,其實不難理解︰一經開審,不能上班、不能上網看案情、不能讀報,甚至連與家人親友交流一下也在禁止之列,即使陪審員會獲發酬勞,試問有多少人會願意過上幾乎要斷絕六親與世隔絕的生活,還要耗時以星期甚至月計?
此外,在香港刑事程序下,選擇審訊法院的權力完全掌握在負責檢控的律政司手上,他們不但有權決定循那一套程序提訴,亦有權選擇將案件放到陪審團面前,或者交到區域法院處理。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的胞妹蔣麗莉曾經被控詐騙,她多次要求將案件交由高院審訊,甚至另開新案狀告律政司和拒絕轉交案件予高院的裁判官,但兩次均被法院駁回,法庭更清楚表示,香港法例下並不存在一項「由陪審團審訊的權利 (there is no right to trial by jury in Hong Kong)」。這是另一個香港與英式陪審團制度截然不同之處。
筆者注意到,有英文傳媒在法院下令解散許仕仁案的陪審團後,用「狼藉 (disarray)」來形容目前案件的狀態;筆者卻認為,真正混亂不堪的,是香港陪審團制度本身的定位。
陪審團制度的價值,本來就在於使刑事被告有權在「同儕 (peers)」面前回應政府的指控,從而確保司法體系的公正,並使刑事程序的運作不致「離地」。果真如此的話,就不應只將最嚴重、最複雜、最耗時的案件留給陪審團,最起碼應將區域法院的公訴案件開放予陪審團參與,這亦有助公眾「由淺入深」,可以犧牲較少時間精力去參與和認識本港的刑事制度,從而提升市民的法治意識。
另一方面,如果當局堅持不將選擇由陪審團審訊視同一項權利,那與其「聊備一格」般在原訟庭保留陪審團,倒不如像南非一樣,乾脆完全取消陪審團制度,起碼讓追星一族不怕為了審案而錯過了與都敏俊的約會吧。
2014年5月20日 星期二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許仕仁受審︰不能報道的秘密?
原文︰http://wknews.org/node/372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與新鴻基地產郭氏兄弟等被控串謀涉貪,已在高等法院開審,法庭預留了一共七十日的審訊檔期。由於被告身份顯赫,各界對於案件開審可謂一直翹首以待,有法庭記者甚至在審訊當日凌晨時份已經守候門外,以便輪得有限的座席;但就在開審首日,主審法官麥機智(The Hon. Mr. Justice Macrae)幾乎第一時間就向所有在場媒體發出「禁報令」,規定除了一些案件基本資料,包括法官、被告及雙方代表律師的姓名,控罪詳情和被告是否認罪的答辯,以及保釋條件等基本內容外,不准報道或披露任何聆訊細節,乃至一切其他情況,直至法院另行通告為止,違者將課以藐視法庭之罪刑。直到拙文執筆之日,仍未見媒體報道法官已經撤銷禁令。
有朋友就提出質疑︰如此重大且矚目的案件,為何竟會禁止媒體報道呢?是不是案件本身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以至法院決定不讓公眾知道呢?而這樣的決定,會否剝奪了公眾應有的知情權呢?其實嚴格而言,目前的「禁報令」並不會限制公眾獲知案件的最新發展,因為事實上案件是在公開法庭(open court)審理,理論上任何人均有權進內旁聽,所以公眾仍享有一定的知情權,但當然只限於有份擠得一席旁聽座位的幸運兒,而他們亦與法庭記者一樣,同樣受制於「不可向外報道或者披露審訊」的禁令。所以,禁令一方面沒有完全「清場」阻止公眾進入,但另一方面的客觀效果,就是防止任何沒有進入法庭的人士,有任何機會打聽得到箇中實況。
筆者既非記者,亦暫時沒有機會騰出時間爭取一個旁聽的機會,因此與各位讀者一樣,對於許案的最新情況一無所知。但按照作者對於高院刑事案件程序的粗略認識,估計可以推測一下,目前案件正進行至何等程度,並推論一下「禁止報道」的理由。
檢控許仕仁等被告的是較嚴謹的「公訴程序(indictment)」,並且將會召集最多九人組成的陪審團參與審訊。根據一般高院刑事案件的程序,在正式讓陪審團進場以前,法官以及控辯雙方律師會首先處理接納證據(admission of evidence)的問題,例如某些證人的供詞以至文件紀錄是否屬於「傳聞證據(hearsay evidence)」而不應獲接納,或者證據資料會否與案情無關(irrelevant)而不應呈堂等,雙方律師大有可能在這階段已經唇槍舌劍一番。以許仕仁案的情況為例,據控方早前披露,單是控方打算傳召的證人已有八十多名,可想而知案件牽涉的人證物證肯定相當浩大,而花在決定證據能否接納的程序之上的時間,亦勢將比以往同類案件要漫長得多。
這種衡量證據應否呈堂的程序,可稱為「案中案(Voir Dire)程序」。一般而言,雙方的爭辯可能牽涉十分技術性的法律規定,很容易讓不知就裡的旁聽者分心忽略案件的主要爭議,此外亦會涉及證據的質素或者證人表現等細節。為了避免這些內容會使旁聽者對某一方形成偏見(bias),法庭會將有關程序排在陪審團組成以前進行,確保陪審團只能聽取符合法律規定的證據。
而在這個階段,任何一位可能被抽中進入陪審團的公民,理論上都有可能應召聽審,所以法院在案件開審初段下達「禁報令」,很大機會是為了防止大眾受這類「案中案程序」影響,以致萬一應召擔任陪審員,未能公正持平地參與案件的審訊。
2014年4月23日 星期三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You’ll Never Walk Alone
原文︰http://wknews.org/node/345
筆者身邊不少「利迷」朋友,在對賽曼城大戰將至的日子,他們念茲在茲的,卻不是利物浦隊的奪標形勢如何,而是一句「為九十六人討公道」(Justice for the 96)。連同這場比賽,當天英格蘭所有主要的足球賽事,都一律延遲開球七分鐘,球員們開場前都站立默哀,作為「希斯堡球場慘案」二十五周年的紀念;利物浦隊在比賽中獲勝,隊長謝拉特灑下英雄淚,其表兄弟就是慘案九十六名命喪球場的利物浦球迷當中最年幼的一位,當時只有十歲。
儘管在意外四個月後發表的「泰萊法官報告」(Lord Justice Taylor’s Report),批評警方的人群管理是慘劇大量死傷的成因,但同時為九十六人主持死因研訊的死因審裁官,卻劃出一個所謂「三時十五分死線」,要求死因庭陪審團不必理會事件當日三時十五分以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涉及的比賽在下午三時正開球,裁判察覺有意外後於三時零七分中止比賽),陪審團在審裁官的引導下,裁決所有死者均「死於意外」。
在家屬與公眾的持續壓力下,當局在2009年解封「希斯堡球場慘案」的官方檔案,並在翌年組成新的調查委員會。委員會傳召八十四個個人或團體單位,審閱了四十五萬頁文件,當中包括不少之前不見天日的資料,當中甚至證明警方以至救援部門曾刻意竄改供詞。委員會的結論重申,人群管制失誤是意外的主因,且認為利物浦球迷毋須為事件負責;委員會更指,如果救援工作協調得宜,起碼有四十一名死者可能性命得保。
經年的不懈爭取,總算給九十六人的家屬們帶來新的希望。筆者作為其他球隊的球迷,亦希望藉此機會,向所有一直為還原慘案真相而奮鬥的人士,送上最誠心的祝願︰「爭取公義之路,你們不會獨行,終點已經在望。」
筆者不是利物浦隊或者曼城隊的球迷,本打算以中立心態,看一場精彩的榜首大戰。從比賽過程看來,雙方節奏明快,炮製出五個入球,絕對是賞心悅目的演出;但最叫筆者震撼的,卻不是比賽的場面,而是在我身邊一名身穿紅衣、素昧平生球迷的一句話︰「今晚我們必勝,因為我們在場上比對方多出九十六人!」相信不少一直留意英國足球的朋友,都會和筆者一樣,明瞭這個數字的意涵。
筆者身邊不少「利迷」朋友,在對賽曼城大戰將至的日子,他們念茲在茲的,卻不是利物浦隊的奪標形勢如何,而是一句「為九十六人討公道」(Justice for the 96)。連同這場比賽,當天英格蘭所有主要的足球賽事,都一律延遲開球七分鐘,球員們開場前都站立默哀,作為「希斯堡球場慘案」二十五周年的紀念;利物浦隊在比賽中獲勝,隊長謝拉特灑下英雄淚,其表兄弟就是慘案九十六名命喪球場的利物浦球迷當中最年幼的一位,當時只有十歲。
利物浦人一直堅持九十六人沉冤未雪,是因為官方一直將這場球場過於擠擁、釀成人踩人傷亡的慘案,歸咎於所謂「球場鬧事」或者有球迷醉酒行為不端所致,矛頭亦直指向利物浦隊的球迷;當局甚至一度決定對所有受害人進行酒精測試,使受害者家人更感不滿。
儘管在意外四個月後發表的「泰萊法官報告」(Lord Justice Taylor’s Report),批評警方的人群管理是慘劇大量死傷的成因,但同時為九十六人主持死因研訊的死因審裁官,卻劃出一個所謂「三時十五分死線」,要求死因庭陪審團不必理會事件當日三時十五分以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涉及的比賽在下午三時正開球,裁判察覺有意外後於三時零七分中止比賽),陪審團在審裁官的引導下,裁決所有死者均「死於意外」。
在家屬與公眾的持續壓力下,當局在2009年解封「希斯堡球場慘案」的官方檔案,並在翌年組成新的調查委員會。委員會傳召八十四個個人或團體單位,審閱了四十五萬頁文件,當中包括不少之前不見天日的資料,當中甚至證明警方以至救援部門曾刻意竄改供詞。委員會的結論重申,人群管制失誤是意外的主因,且認為利物浦球迷毋須為事件負責;委員會更指,如果救援工作協調得宜,起碼有四十一名死者可能性命得保。
基於委員會的最新結論,檢察總長根據《死因裁判官法》,基於「秉行公義需要」(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的理由,向上訴法院申請推翻全部死因研訊結果,重新進行研訊;上訴庭審視了委員會報告的最新資料,特別指出當日死因審裁官的「三時十五分死線」,可能妨礙陪審團徹底研訊救援工作與死亡關係的事宜,裁定撤銷原來的死因聆訊結論,並下令重新進行研訊。據英國媒體報道,新的聆訊將在利物浦以東的沃靈頓鎮舉行,並已組成新的陪審團,預計需時一年左右。
經年的不懈爭取,總算給九十六人的家屬們帶來新的希望。筆者作為其他球隊的球迷,亦希望藉此機會,向所有一直為還原慘案真相而奮鬥的人士,送上最誠心的祝願︰「爭取公義之路,你們不會獨行,終點已經在望。」
2014年4月16日 星期三
棄保潛逃的刑責問題
一名保釋在外的被告,在案件開審前夕潛逃離開,沒有到庭聆訊,被告在本身被控的罪名以外,會否因棄保潛逃而另添刑責?近期的討論一般環繞在 1994 年訂立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9L 條︰獲保釋者無論是無合理因由而沒有如期出庭,或者有合理因由但無盡快歸押,最高可罰無上限罰款或監禁十二個月,但這刑責明顯不會回溯至 1994 年以前的情況。
事實上,有關立法是起緣於法律改革委員會在 1989 年就保釋問題發表的報告,當中第十二章就是有關訂立上文所述「潛逃罪」的討論背景;文件就解釋 1994 年立法以前的情況指,「潛逃 (absconding)」意指「保釋後沒有如期到庭 (failure to answer a bail)」,本身並非一項罪行;即使潛逃可能相當於「藐視法庭 (contempt)」,但從未有以此罪名檢控潛逃的案例。
現行第 9L 條的用字,其實多少解釋了過往不祭出「藐視法庭」大刀來懲治潛逃者的理由。畢竟,「棄保潛逃」這四字,其實可以涵蓋甚為寬廣的行為光譜︰一端,是真的有合理因由缺席聆訊、而且及後願意盡快返回法庭;去到另一端,則是索性逃離本港,完全無意依法接受審訊的行徑。另一方面,「藐視法庭」作為一項刑罰無上限的罪行,社會亦不得不提防部分被告在法院裁定本身罪名不成立後,惱羞成怒的控方以「棄保潛逃」為名再施檢控的可能。政府最終亦選擇以訂立成文法的改革方式,處理一般情況下的「棄保潛逃」問題。
然而,即使回到 1994 年以前的情況,其實絕不代表本地法律完全對「棄保潛逃」者沒輒。不妨拿以下的假設來討論︰某案件已經完成初級偵訊、將要在高院原訟庭交付陪審團審訊,被告卻「棄保潛逃」;被告不是因故要離港處理一些急事,而是離開本地司法管轄後從未回港;同案其他被告有不少都先後被宣判無罪開釋,這被告仍拒不回來 …… 我們實在不難從這一系列客觀事實中得出一個結論︰被告的「棄保潛逃」,是有意識地讓自己的案件永無開審的一天,換句話說,是阻礙了正當司法程序的運作。
按照終審庭陳兆愷常任法官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EGAN 案的定義,「有傾向 (tendency) 或意圖 (intended to) 妨礙司法執行 (pervert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而作出的行為,就是「妨礙司法公正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另一項由來已久、刑罰無上限的普通法罪行。「棄保潛逃」而構成妨礙司法公正其實有先例可援︰著名的檢控高層胡禮達 (Charles Warwick REID) 涉嫌貪污被控案件中,一名律師 Alick AU 就由於參與協助胡禮達逃離香港,被控以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名成立,入獄四年。
誠然,「妨礙司法公正」本身的檢控難度不低,要成功以「棄保潛逃」為由檢舉此罪,更要在整個潛逃行為的不同環節中,提出無懈可擊的證據;但撇除舉證難度不論,單純理論而言,如果有人明知某被告將要為一宗全城矚目、廣為報道的案件答辯,卻仍協助安排將被告帶離香港,被告以至協助者的行為極有可能已構成串謀妨礙司法公正;至於任何一個律師膽敢建議這個被告應該考慮「著草」、或者為已「著草」的被告提供案情意見,建議被告應否回港,甚或為此而公然寫信給檢控部門查詢有否辦法讓自己的客戶回港,就算律師樓在給意見或者出 correspondence 時,遣詞用字處處防備,小心翼翼之極,躲得開串謀妨礙司法的嫌疑,恐怕亦已有虧法律專業職守之嫌,或者套用近日一位聖公會牧師所言,「好踩界」囉。
當然,我們亦不妨問一下,如果檢控部門收到如此一封信,檢控首長是不是應該起碼嚴厲地提醒警告律師樓不要踰矩違法?還是應該客客氣氣、像吃了「誠實豆沙包」一樣,自揭底牌叫律師樓告訴客戶「我們沒有料繼續了」?
事實上,有關立法是起緣於法律改革委員會在 1989 年就保釋問題發表的報告,當中第十二章就是有關訂立上文所述「潛逃罪」的討論背景;文件就解釋 1994 年立法以前的情況指,「潛逃 (absconding)」意指「保釋後沒有如期到庭 (failure to answer a bail)」,本身並非一項罪行;即使潛逃可能相當於「藐視法庭 (contempt)」,但從未有以此罪名檢控潛逃的案例。
現行第 9L 條的用字,其實多少解釋了過往不祭出「藐視法庭」大刀來懲治潛逃者的理由。畢竟,「棄保潛逃」這四字,其實可以涵蓋甚為寬廣的行為光譜︰一端,是真的有合理因由缺席聆訊、而且及後願意盡快返回法庭;去到另一端,則是索性逃離本港,完全無意依法接受審訊的行徑。另一方面,「藐視法庭」作為一項刑罰無上限的罪行,社會亦不得不提防部分被告在法院裁定本身罪名不成立後,惱羞成怒的控方以「棄保潛逃」為名再施檢控的可能。政府最終亦選擇以訂立成文法的改革方式,處理一般情況下的「棄保潛逃」問題。
然而,即使回到 1994 年以前的情況,其實絕不代表本地法律完全對「棄保潛逃」者沒輒。不妨拿以下的假設來討論︰某案件已經完成初級偵訊、將要在高院原訟庭交付陪審團審訊,被告卻「棄保潛逃」;被告不是因故要離港處理一些急事,而是離開本地司法管轄後從未回港;同案其他被告有不少都先後被宣判無罪開釋,這被告仍拒不回來 …… 我們實在不難從這一系列客觀事實中得出一個結論︰被告的「棄保潛逃」,是有意識地讓自己的案件永無開審的一天,換句話說,是阻礙了正當司法程序的運作。
按照終審庭陳兆愷常任法官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EGAN 案的定義,「有傾向 (tendency) 或意圖 (intended to) 妨礙司法執行 (pervert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而作出的行為,就是「妨礙司法公正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另一項由來已久、刑罰無上限的普通法罪行。「棄保潛逃」而構成妨礙司法公正其實有先例可援︰著名的檢控高層胡禮達 (Charles Warwick REID) 涉嫌貪污被控案件中,一名律師 Alick AU 就由於參與協助胡禮達逃離香港,被控以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名成立,入獄四年。
誠然,「妨礙司法公正」本身的檢控難度不低,要成功以「棄保潛逃」為由檢舉此罪,更要在整個潛逃行為的不同環節中,提出無懈可擊的證據;但撇除舉證難度不論,單純理論而言,如果有人明知某被告將要為一宗全城矚目、廣為報道的案件答辯,卻仍協助安排將被告帶離香港,被告以至協助者的行為極有可能已構成串謀妨礙司法公正;至於任何一個律師膽敢建議這個被告應該考慮「著草」、或者為已「著草」的被告提供案情意見,建議被告應否回港,甚或為此而公然寫信給檢控部門查詢有否辦法讓自己的客戶回港,就算律師樓在給意見或者出 correspondence 時,遣詞用字處處防備,小心翼翼之極,躲得開串謀妨礙司法的嫌疑,恐怕亦已有虧法律專業職守之嫌,或者套用近日一位聖公會牧師所言,「好踩界」囉。
當然,我們亦不妨問一下,如果檢控部門收到如此一封信,檢控首長是不是應該起碼嚴厲地提醒警告律師樓不要踰矩違法?還是應該客客氣氣、像吃了「誠實豆沙包」一樣,自揭底牌叫律師樓告訴客戶「我們沒有料繼續了」?
2014年4月14日 星期一
馬惜珍案其他被告的下場
馬惜珍由代表律師申請撤銷拘捕令,希望法院容許其免受牢獄之災返港度過餘生,並指案件已沒有足夠證據,案中其他被告大部分已經先後被裁定罪名不成立;中據傳媒報道,律政司亦向法庭承認,控方其實目前已沒有足夠證據起訴馬惜珍,如果他回港,律政司會以「不提證據起訴 (offer no evidence / ONE)」 的方式,撤銷案件。主審申請的陳慶偉法官拒絕在此階段審理馬惜珍案的證據強弱,但強調在馬棄保潛逃的背景下,馬是否有罪,仍應日後交由陪審團論斷,決定維持法院頒下的拘捕令。
整件公訴案件共有九名被告,按公訴書排名次序分別為︰黃木平 (D1) 、余毓光 (D2)、李輝 (D3)、陳基賢 (D4)、黃炳輝 (D5)、鄭亞雞 (D6)、貝世雄 (D7)、馬煥然 (D8)、馬惜珍 (D9)。在七七年八月一次大型掃毒行動後,當局正式起訴上述九人一共九項項販毒罪名,當中首七項控罪牽涉串謀販運嗎啡鹽,涉及黃木平、余、李、陳、黃炳輝及馬氏叔姪(D1 至 D5、D8 及 D9);後兩項控罪則涉及串同其他人處理及販運鴉片,兩項罪名中被定罪的是黃木平及鄭(D1 及 D6)。
除了一直潛逃未歸的馬氏叔侄,在七八年九月案件首次開審時,到庭的只有余、李、陳及貝四人,其中貝世雄由陪審團裁定罪名不成立,其餘三人串謀販毒罪成;第六被告鄭亞雞潛逃後企圖在港轉機被捕,八二年一月被裁定一項處理毒品及一項串謀販毒罪名成立;同樣潛逃的黃木平和父親黃炳輝,則在八三年突然自首,並在八四年同樣被裁定串謀販毒及相關控罪成立。六人全部先後提出上訴,並全部為上訴庭接納,撤銷控罪,惟獨黃木平案件則由控方再上訴至英國樞密院,樞密院法官在八七年接納律政司上訴,恢復黃木平控罪,惟其刑罰由十二年獲減免至九年。
綜合控方分別在三種審訊中所述︰
黃木平 (D1) 及鄭 (D6) 牽涉的販運鴉片指控,同樣依靠參與勾當者的指控,這次則是兩名陳姓和梁姓的漁民。兩人分別作證指黃及鄭出現在七一年截獲鴉片的現場,而且黃木平亦有參與一次商討是次運毒的會議;但兩名漁民似乎連被告們的長相都弄不清楚,兩人在認人時甚至將陪認的戲子當成是黃木平;此外,警方亦曾經在梁姓漁民進行辨認鄭的手續前,不止一次向梁姓漁民出示鄭的照片。
上訴庭先後接納黃木平及鄭的上訴申請,撤銷控罪;但樞密院裁決指,即使針對黃木平的證人證供不可靠,但黃木平本人曾作出招認,而有關招認獲法院裁定屬自願作出,因此即使扣除證人的證據,針對黃木平的證據仍然充分,因此維持有罪裁決。
總括而言,全案七名到案的被告,除了黃木平有關販運鴉片的控罪維持成立外,其他各人都先後被法院裁定罪名不成立。
整件公訴案件共有九名被告,按公訴書排名次序分別為︰黃木平 (D1) 、余毓光 (D2)、李輝 (D3)、陳基賢 (D4)、黃炳輝 (D5)、鄭亞雞 (D6)、貝世雄 (D7)、馬煥然 (D8)、馬惜珍 (D9)。在七七年八月一次大型掃毒行動後,當局正式起訴上述九人一共九項項販毒罪名,當中首七項控罪牽涉串謀販運嗎啡鹽,涉及黃木平、余、李、陳、黃炳輝及馬氏叔姪(D1 至 D5、D8 及 D9);後兩項控罪則涉及串同其他人處理及販運鴉片,兩項罪名中被定罪的是黃木平及鄭(D1 及 D6)。
除了一直潛逃未歸的馬氏叔侄,在七八年九月案件首次開審時,到庭的只有余、李、陳及貝四人,其中貝世雄由陪審團裁定罪名不成立,其餘三人串謀販毒罪成;第六被告鄭亞雞潛逃後企圖在港轉機被捕,八二年一月被裁定一項處理毒品及一項串謀販毒罪名成立;同樣潛逃的黃木平和父親黃炳輝,則在八三年突然自首,並在八四年同樣被裁定串謀販毒及相關控罪成立。六人全部先後提出上訴,並全部為上訴庭接納,撤銷控罪,惟獨黃木平案件則由控方再上訴至英國樞密院,樞密院法官在八七年接納律政司上訴,恢復黃木平控罪,惟其刑罰由十二年獲減免至九年。
綜合控方分別在三種審訊中所述︰
- 馬煥然父親(亦為馬惜珍兄弟)的馬惜如,聯同馬氏叔姪(D8 及 D9),是整個販毒集團的主腦,安排從泰國用水路入口毒品;
- 余 (D2) 擔當安排搬運的角色,將毒品從運毒貨輪運上岸;
- 李 (D3) 被指曾負責毒打懷疑手腳不乾淨、偷走部分毒品的小腳色,以示「懲戒」;
- 陳 (D4) 是「出納員」,負責「出糧」予串謀運毒的船員和協助搬運上岸的工人,亦按需要負責分發賄款予船長或官員等;
- 黃木平 (D1) 被指協助押運一批在七一年被警方截獲的鴉片;
- 黃炳輝 (D5) 被指多次協助搬運毒品的工作;
- 鄭 (D6) 及貝 (D7) 被指控有份參與運送七一年那一批鴉片,而鄭亦有份處理。
黃木平 (D1) 及鄭 (D6) 牽涉的販運鴉片指控,同樣依靠參與勾當者的指控,這次則是兩名陳姓和梁姓的漁民。兩人分別作證指黃及鄭出現在七一年截獲鴉片的現場,而且黃木平亦有參與一次商討是次運毒的會議;但兩名漁民似乎連被告們的長相都弄不清楚,兩人在認人時甚至將陪認的戲子當成是黃木平;此外,警方亦曾經在梁姓漁民進行辨認鄭的手續前,不止一次向梁姓漁民出示鄭的照片。
上訴庭先後接納黃木平及鄭的上訴申請,撤銷控罪;但樞密院裁決指,即使針對黃木平的證人證供不可靠,但黃木平本人曾作出招認,而有關招認獲法院裁定屬自願作出,因此即使扣除證人的證據,針對黃木平的證據仍然充分,因此維持有罪裁決。
總括而言,全案七名到案的被告,除了黃木平有關販運鴉片的控罪維持成立外,其他各人都先後被法院裁定罪名不成立。
2014年4月9日 星期三
性侵搶劫「重」判十五年 性罪行改革事不宜遲
一名男子被控於去年在大埔一處山坡,性侵犯一名十四歲女生,期間多番使用暴力,包括扯頭髮、將受害人的頭撞向欄杆和地下等,並搶去事主手機及現金等財物;經陪審團裁定被告一項非禮、一項搶劫及一項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名成立,主審法官昨日判刑,其中非禮罪判予控罪最高的十年刑罰,另外兩項控罪的監禁刑罰,部分刑期與非禮罪的十年刑期分期執行,總刑期為監禁十五年。
據傳媒報道,當案件在上月由陪審團裁決後,法官押後案件等候報告,當時已直言案件情節嚴重,將判以不低於非禮罪最高刑罰的十年監禁;最終的刑期亦顯示,法官的確將本案的嚴重程度,定位在非禮罪行中極為惡劣嚴重的一端。據媒體引述的判刑理由,法官不但表明沒有可能找到比本案更嚴重的非禮情節,而且被告的行為,包括用衣服包著手指,對受害者作插入式的侵犯,「實際上與強姦無異」。
值得留意的是,主審法官將被告行徑與強姦類比,甚至認為兩者相差幾希;但以現行法例而言,強姦罪最高可判終身監禁,遠高於非禮罪最高的十年刑期;我們無從猜度法官之言,是否在暗嘆受法律所限,未能對被告課以更重的懲罰,但這宗案件亦再次提醒我們,本港性罪行法例內容與其他普通法地區比較,差距仍然相當明顯;法改會以至律政當局有需要加一把勁,盡快完成本地性罪行法律的檢討。
事實上,在一年多前已經截止的《性罪行檢討》公眾諮詢,其中一個考究議題,正正是現行懲處未經同意 (without consent) 的性罪行的法律,有否不足之處。諮詢文件引述了英國內政部改革性罪行的文件的討論︰
假設將改革後的法律套用至本案,性侵犯行為的嚴重程度,本身已足夠讓法官將事件等同於強姦一般,甚至以同一尺度衡量合適的量刑起點,而毋須像本案一樣,必須將性方面的犯行刑罰定格在十年,再靠其他犯行的量刑分期執行,方可得出十五年的刑期;假設本案被告沒有奪去事主的財物,或者沒有在性侵以外再施以更大的暴力傷害,即使性侵本身可能足已讓被告心靈承受重大創傷,現行法例的處理,卻不容許法官判處一個超出十年的刑罰。
另外,《性罪行檢討》中亦指出了其他像偷拍裙底般,在現行法例下處理得不甚理想的情況。由於較早前終審法院已經在「周諾恆案」以及「陳宥羲案」進一步澄清《公安條例》下「公眾地方擾亂秩序」或者普通法中「違反公眾道德」罪行的一些適用範圍,法改會實在是時候快馬加鞭,盡快提出有關性罪行的法例檢討建議。
據傳媒報道,當案件在上月由陪審團裁決後,法官押後案件等候報告,當時已直言案件情節嚴重,將判以不低於非禮罪最高刑罰的十年監禁;最終的刑期亦顯示,法官的確將本案的嚴重程度,定位在非禮罪行中極為惡劣嚴重的一端。據媒體引述的判刑理由,法官不但表明沒有可能找到比本案更嚴重的非禮情節,而且被告的行為,包括用衣服包著手指,對受害者作插入式的侵犯,「實際上與強姦無異」。
值得留意的是,主審法官將被告行徑與強姦類比,甚至認為兩者相差幾希;但以現行法例而言,強姦罪最高可判終身監禁,遠高於非禮罪最高的十年刑期;我們無從猜度法官之言,是否在暗嘆受法律所限,未能對被告課以更重的懲罰,但這宗案件亦再次提醒我們,本港性罪行法例內容與其他普通法地區比較,差距仍然相當明顯;法改會以至律政當局有需要加一把勁,盡快完成本地性罪行法律的檢討。
事實上,在一年多前已經截止的《性罪行檢討》公眾諮詢,其中一個考究議題,正正是現行懲處未經同意 (without consent) 的性罪行的法律,有否不足之處。諮詢文件引述了英國內政部改革性罪行的文件的討論︰
「我們認同其他插入式的侵犯〔那就是非以陽具作出的插入式侵犯〕,對於受害人所造成的影響,可以如同強姦般嚴重,故此不應視作等閒。我們認為涉及猥褻侵犯的現有法律,並不足以處理此等嚴重罪行。這項罪行所涵蓋的行為範圍廣泛,由觸摸至極度駭人的侵犯不等,而現時的十年監禁,對於最惡劣的案件來說,刑罰並不足夠。」在參考英格蘭和蘇格蘭兩地的法律後,法改會在諮詢文件建議,新加入一項「以插入形式作性侵犯 (sexual assault by penetration)」的罪行,將包含有插入受害人陰道或肛門的罪行,從現行非禮罪(或者將來建議代替非禮的「性侵犯」罪)區別出來,而新罪行的最高刑罰,應該與使用陽具插入受害人的強姦罪看齊,均為終身監禁。
假設將改革後的法律套用至本案,性侵犯行為的嚴重程度,本身已足夠讓法官將事件等同於強姦一般,甚至以同一尺度衡量合適的量刑起點,而毋須像本案一樣,必須將性方面的犯行刑罰定格在十年,再靠其他犯行的量刑分期執行,方可得出十五年的刑期;假設本案被告沒有奪去事主的財物,或者沒有在性侵以外再施以更大的暴力傷害,即使性侵本身可能足已讓被告心靈承受重大創傷,現行法例的處理,卻不容許法官判處一個超出十年的刑罰。
另外,《性罪行檢討》中亦指出了其他像偷拍裙底般,在現行法例下處理得不甚理想的情況。由於較早前終審法院已經在「周諾恆案」以及「陳宥羲案」進一步澄清《公安條例》下「公眾地方擾亂秩序」或者普通法中「違反公眾道德」罪行的一些適用範圍,法改會實在是時候快馬加鞭,盡快提出有關性罪行的法例檢討建議。
2014年2月27日 星期四
劉進圖被斬六刀︰襲擊定傷人?攞命定教訓?
劉進圖當街當巷被狂徒連斬六刀,事發地點方圓數百米內既有水警基地又是裁判法院,兇嫌目無王法之程度教人咋舌震怒,如此狂妄行徑,不制之以法實難以平民憤。
連日來坊間議論紛紛,試圖從傷勢、到環境,到劉先生近日的工作情況,推斷事件幕後黑手誰屬、動機如何。除了諸如《環球時報》會提出「把劉的遭襲與明報之前的具體報道掛起鉤來,暗示劉因得罪內地高官而遭此不幸」是「毫無根據」和「應受譴責」這種「真知灼見」外,本地媒體評論大體評斷事件與劉早前主理的調查報道觸怒權貴有關;惟對於兇嫌意在「教訓」,抑或如《明報》副總編輯所言,是「刀刀攞命」(《蘋果日報》,2014年2月27日),則莫衷一是。
有評論者就認為,從劉的傷勢看來,兇手「不似是要取劉進圖的命 …… 目的是要劉痛苦,並留下終身的傷害 …… 若是要取劉進圖的命,專業殺手不要說要用六刀,一刀也可以致命」。有接受媒體訪問的「資深探員」亦從施襲手法等分析,表達類似的觀點(《明報》,2014年2月27日)。誠然,過去亦曾發生多宗傳媒人遇襲的案件,但至今仍懸而未破,故此箇中實情,包括主使人乃至動機等,終致成為眾人茶餘飯後的談資,卻無法導向論斷定讞的結果;筆者倒是由衷期望,今次由警方到律政司皆能「做番齣好戲」,抓著兇嫌,經過公正的審訊後,將真兇繩之於法。
假設真的逮住了兇嫌,交付審訊,法庭會否因為他是一位專業的殺手,而相信他的確無意「取人性命」?控方又會用甚麼罪名檢控從刀手到主使人的涉事一干人等?肯肯定的是,以劉先生的傷勢︰「兩刀在左邊背部,雙腳每邊各中兩刀,一深一淺,最嚴重的是背部一條長達十六厘米傷口,傷及其背部全部肌肉及左胸腔 …… 腳部另一刀傷深四公分 …… 暫未知道傷勢會否影響劉進圖日後的活動能力」(《頭條日報》,2014年2月27日)。其傷之重足以將他送往與死神無比接近之境,即使大難不死,兇手罪責肯定達到只僅僅次於謀殺 (murder) 的程度。
在刑法中,僅次於死亡的傷害,法律就直接冠名為「嚴重傷害 (grievous bodily harm)」(簡稱 GBH)。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如果對他人身體加以這種程度的傷害(即所謂「傷人十九」),不論有否使用武器,最高刑罰可入獄三年;若果被告行事時是有意圖 (with intent) 使人受嚴重傷害(即所謂「傷人十七」),最高刑罰更可處終身監禁。
另外,如果證實被告行事時是有意圖造成 GBH,而受害人卻因此而死,即使被告抗辯指自己沒有意圖殺死對方 (no intent to kill),法律上仍足夠構成謀殺,依例是必須判以終身監禁;反過來說,如果證明被告有殺人的意圖,而受害人命不該絕,控方仍可以控以「企圖謀殺 (attempted murder)」,刑罰則根據案情及被告背景等酌情調整,最高仍為終身監禁。
看官或會問,反正「傷人十七」或者「企圖謀殺」的最高刑罰並無分別,法律上視「斬劉刀手」為「教訓」抑或「攞命」,大概無甚分別吧?事實不然。從上文可見,「傷人十七」的意圖僅為「重傷」,但「企圖謀殺」的意圖則為「取命」;在實際審訊中,控方往往會同時列舉兩罪作為「交替控罪 (alternative offence)」,提請法院衡量裁決應治以何罪,而一旦無合理疑點地確證,被告確有「取命」意圖,並判以「企圖謀殺」罪成,那麼量刑亦會比單純意圖「重傷」對方更加重。
還是一個老問題︰意圖這回事,聽似心理分析,審得了的麼?還要細分被告旨在「奪命」還是「斷其經脈而已」?這就要靠法官正確引導陪審團了。一件發生在八十年代的舊案 (R v. Lau Sun Wah, CACC 288/1985),也許可以作為說明這一點的參考︰
新義安刀手「懲戒」裝修師傅,受害人身中七刀︰三刀中左肩至骨碎、一刀中右前臂、一刀斷左拇指筋腱、一刀中胸腔、一刀中背。受害人大難不死與刀手互有追逐,事後更在認人行列中認出刀手,兩人被控意圖謀殺罪名成立,判入獄十四年,而主使人則被裁定有意圖嚴重傷人罪成,入獄十年。兩名刀手由御用大律師包致金代表,以法官錯誤引導陪審團為理由,要求改判二人有意圖嚴重傷人罪,由羅弼時、邵祺和鮑偉華三位按察司組成的合議庭駁回上訴。
案中主審法官引導陪審團的指示,被上訴庭按察司們評為「周密 (careful)、清晰 (clear) 且準確 (accurate)」 ,當中列舉出一些陪審團可以考慮、用以決定被告意圖的事實︰
最後,筆者還是要再說一次心底的期望︰願港大法律系舊生劉進圖先生盡快康復。
連日來坊間議論紛紛,試圖從傷勢、到環境,到劉先生近日的工作情況,推斷事件幕後黑手誰屬、動機如何。除了諸如《環球時報》會提出「把劉的遭襲與明報之前的具體報道掛起鉤來,暗示劉因得罪內地高官而遭此不幸」是「毫無根據」和「應受譴責」這種「真知灼見」外,本地媒體評論大體評斷事件與劉早前主理的調查報道觸怒權貴有關;惟對於兇嫌意在「教訓」,抑或如《明報》副總編輯所言,是「刀刀攞命」(《蘋果日報》,2014年2月27日),則莫衷一是。
有評論者就認為,從劉的傷勢看來,兇手「不似是要取劉進圖的命 …… 目的是要劉痛苦,並留下終身的傷害 …… 若是要取劉進圖的命,專業殺手不要說要用六刀,一刀也可以致命」。有接受媒體訪問的「資深探員」亦從施襲手法等分析,表達類似的觀點(《明報》,2014年2月27日)。誠然,過去亦曾發生多宗傳媒人遇襲的案件,但至今仍懸而未破,故此箇中實情,包括主使人乃至動機等,終致成為眾人茶餘飯後的談資,卻無法導向論斷定讞的結果;筆者倒是由衷期望,今次由警方到律政司皆能「做番齣好戲」,抓著兇嫌,經過公正的審訊後,將真兇繩之於法。
假設真的逮住了兇嫌,交付審訊,法庭會否因為他是一位專業的殺手,而相信他的確無意「取人性命」?控方又會用甚麼罪名檢控從刀手到主使人的涉事一干人等?肯肯定的是,以劉先生的傷勢︰「兩刀在左邊背部,雙腳每邊各中兩刀,一深一淺,最嚴重的是背部一條長達十六厘米傷口,傷及其背部全部肌肉及左胸腔 …… 腳部另一刀傷深四公分 …… 暫未知道傷勢會否影響劉進圖日後的活動能力」(《頭條日報》,2014年2月27日)。其傷之重足以將他送往與死神無比接近之境,即使大難不死,兇手罪責肯定達到只僅僅次於謀殺 (murder) 的程度。
在刑法中,僅次於死亡的傷害,法律就直接冠名為「嚴重傷害 (grievous bodily harm)」(簡稱 GBH)。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如果對他人身體加以這種程度的傷害(即所謂「傷人十九」),不論有否使用武器,最高刑罰可入獄三年;若果被告行事時是有意圖 (with intent) 使人受嚴重傷害(即所謂「傷人十七」),最高刑罰更可處終身監禁。
另外,如果證實被告行事時是有意圖造成 GBH,而受害人卻因此而死,即使被告抗辯指自己沒有意圖殺死對方 (no intent to kill),法律上仍足夠構成謀殺,依例是必須判以終身監禁;反過來說,如果證明被告有殺人的意圖,而受害人命不該絕,控方仍可以控以「企圖謀殺 (attempted murder)」,刑罰則根據案情及被告背景等酌情調整,最高仍為終身監禁。
看官或會問,反正「傷人十七」或者「企圖謀殺」的最高刑罰並無分別,法律上視「斬劉刀手」為「教訓」抑或「攞命」,大概無甚分別吧?事實不然。從上文可見,「傷人十七」的意圖僅為「重傷」,但「企圖謀殺」的意圖則為「取命」;在實際審訊中,控方往往會同時列舉兩罪作為「交替控罪 (alternative offence)」,提請法院衡量裁決應治以何罪,而一旦無合理疑點地確證,被告確有「取命」意圖,並判以「企圖謀殺」罪成,那麼量刑亦會比單純意圖「重傷」對方更加重。
還是一個老問題︰意圖這回事,聽似心理分析,審得了的麼?還要細分被告旨在「奪命」還是「斷其經脈而已」?這就要靠法官正確引導陪審團了。一件發生在八十年代的舊案 (R v. Lau Sun Wah, CACC 288/1985),也許可以作為說明這一點的參考︰
新義安刀手「懲戒」裝修師傅,受害人身中七刀︰三刀中左肩至骨碎、一刀中右前臂、一刀斷左拇指筋腱、一刀中胸腔、一刀中背。受害人大難不死與刀手互有追逐,事後更在認人行列中認出刀手,兩人被控意圖謀殺罪名成立,判入獄十四年,而主使人則被裁定有意圖嚴重傷人罪成,入獄十年。兩名刀手由御用大律師包致金代表,以法官錯誤引導陪審團為理由,要求改判二人有意圖嚴重傷人罪,由羅弼時、邵祺和鮑偉華三位按察司組成的合議庭駁回上訴。
案中主審法官引導陪審團的指示,被上訴庭按察司們評為「周密 (careful)、清晰 (clear) 且準確 (accurate)」 ,當中列舉出一些陪審團可以考慮、用以決定被告意圖的事實︰
- 使用的武器;
- 傷口的數目、位置和傷勢;
- 襲擊的動機為何;
- 襲擊因施襲者停手,抑或受害人逃脫而停止 —— 逃走本身亦可顯示被告沒有殺人意圖。
最後,筆者還是要再說一次心底的期望︰願港大法律系舊生劉進圖先生盡快康復。
2014年2月24日 星期一
煲老劇︰"The Jury" (ITV (2011))
The Jury: Episode 2
筆者曾經出產爛文一篇,發洩對於本地電視台製作的法庭劇的不滿,並控訴劇本處理不當對法治造成的損害;儘管筆者在當中推介了 BBC 製作的劇集 Slik(吖,不妨也推介一下,英國時間今日晚上九點推出第三集了),但筆者必得承認,其實對外國的法庭劇集也只是走馬看花,絕對談不上深有研究,而且大體也不出英語法律世界的劇目,故此一直只是每看了一些,就略添一些心得或者觀察而已。
最近從網上觀賞了 ITV 在 2011 年底播映的劇集 "The Jury"(當然不是從上文連結的合法收費渠道觀看的,嘿)。事實上這是該台同名劇集的第二季,但與第一季故事完全無關,所以獨立來看亦不礙事。
顧名思義,劇集內容環繞一宗陪審團審訊而展開(警告︰下文開始有劇透,但反正是舊劇,看官們應該也沒有打算抄出來看的吧)︰一宗轟動一時的連環殺人案,被告本由陪審團裁定三項謀殺罪名成立,但上訴法庭推翻定罪,發還刑事庭召集新的陪審團重審,也因此有十二位背景各異的男男女女奉召聽審︰丈夫出差而待在家中悶透的東歐人妻、侍候病母的失婚中男、從進法院一刻已經認定被告有罪的憤怒賭徒、被僱主下令冒名頂替出庭的下屬、剛成年的亞氏保加症患者 ……
畢竟 ITV 不是本地只接受建設性意見的電視台,要營造戲劇張力,也不需要安排雙方律師隨意插話、或者突然間爆出甚麼石破天驚的新證據諸如此類。The Jury 特意安排在審訊的同時,國會則審議一條旨在徹底廢除陪審團制度的法案,且在下議院通過了(嘩連議會都玩埋,我地啲觀眾識條春麼);幾乎每一位陪審員都反映了社會的光怪陸離︰由伙計蛇王玩曬燈呃老闆、到種族欺凌,到老師懷有學生骨肉應有盡有;中年陪審員愛上神秘女子,從她口中知道了上一次審訊當中「不能說的秘密」(合家歡時段邊處理到咁多條劇情線呀)……
看官們可別誤會,這絕對不是一齣正確教導大家陪審團制度實際運作的劇集,大家日後在擔任陪審員時,千萬不要跟隨劇中人物的言行舉止。事實上,幾乎每一個陪審員都或多或少地犯了錯,小則可讓律師申請法院解散陪審團,大則可讓陪審員自招刑責︰與陪審團以外的人摸杯底暢論案件看法,殊不知對方原來是受害人的親屬;陪審員之間親密對話,連自己想申請簽證的私事也抖了出來;回家上網苦尋案件底蘊 …… 但這些錯誤,並不是像「事務律師戴假髮」般,由於編劇組的無知所致,卻是劇情刻意安排,用以襯托平行時空當中的國會辯論,讓陪審員所說所思所為,配合支持和反對陪審團制度的論據。
事實上,由於陪審團商議本身就是密室進行,而英制(亦為香港所沿襲)不同美制,陪審員絕對不能再對傳媒以至親人友好,談及密室中發生的一切,因此我們根本難以確證,在現實世界個別案件中,陪審團是否真的嚴格遵照法規及主審法官的指示,去審議案情與雙方證據;所以,The Jury 劇中的乖張逾矩之事,實亦難以斷言不可能發生於現實。但明顯的是,The Jury 刻意凸顯陪審員行事的荒謬,其實也是為了帶出劇集的主要命題︰何以由常人 (laymen) 組成的陪審團,每每也會作出有悖常理的裁決;另一方面,案中兩次組成陪審團而作出迥異的裁決,其實也反映了這制度蘊含的智慧,即讓司法制度的「民主 (democracy) 元素」,平衡專業執法者和裁決者的盲點。
無奈,來到這點,這劇仍是擺脫不了筆者心目中,一般中外法庭劇的「敗筆」(也許不是,倒視乎大家對法庭劇的期望是甚麼)︰編劇們汲汲於向觀眾交代事件的「真相」,並且無論如何也得讓觀眾確認,法院的裁決到底是否符合抑或背離了這真相,進而將整個司法體系本身送上受審席,而觀眾本身就成了一個裁決者 (adjudicator),論斷司法體系本身在這制度下是否應體現公平公義。大結局始終是要借神秘女子之口,爆出了死者家屬合謀安插偽證的內幕,這又總算為陪審團制度贏回了公道的評價云云。
在現實世界中,法官、雙方律師、陪審團,乃至公眾,從來都不處於一個可以得悉案件「真相」的位置,卻不過是爭訟當事人以外的第三者,要依賴雙方交代的證據陳詞(肯肯定會片面強調己方的論據而貶抑對方的),按照歷經歲月洗禮而確定下來的證據與程序法則,判定哪一方的證據比較可信,再據以判斷誰是誰非。
由此路進, 司法程序其實不是偵探小說,不是「找真相」的遊戲,正確而言,是讓「指控者 (Accuser)」—— 在刑事案而言,是政府;在民事案而言,就是原告人 —— 負責證明對方有錯,然後由法院聆聽雙方後決定指控者的理據是否成立,僅此而已。故此,法庭的角色,並不是告訴大家被告是否真的有做過不當的事,而是判定「說被告有幹過這事的證據是否足夠」;即使罪名不成立,也不是說法庭相信被告肯肯定沒有做過,是忠直無比的君子,反而檢舉他的無疑是陷人於不義的大奸角,這只不過是說控方的工作做得不夠,入不了罪,至於真相是如何,並不是這個制度非要回答不可的問題。
筆者時常有一個也許不切實際的期望,就是希望從影視娛樂呈現出來的「法庭」,可以給觀眾留下一些想像思考的空間,不要總是像現場直擊一樣,完美捕捉整件事的「真相」,而是可以回歸現實,賦予法庭乃至雙方律師適當的「擺位」,讓這些角色在戲劇中恰如其分地各司其職就可,不用再要求律師每一次都變身「神探伽利略」(按︰現實上律師也會有需要查證事實背景的,但通常僅限於證明當事人的清白而已)。這樣,亦可以讓觀眾在「煲劇」之餘,不致於潛移默化,對現實中的司法制度有不符現實的期望,乃至減少一些不理性的「昏官」、「狀棍」之類的觀感。
當然,筆者也不能太「離地」。以這城市的現實看來,搞清事務律師和訴訟律師的分別,還有不要無故爆出「新證據」,也許已經是難能可貴。唉。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