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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1日 星期一

ICAC 殺人事件?

廉署上周突然公佈,署理執行處首長 (Acting Head of Operations) 李寶蘭於本月離任,由專責私營機構貪污調查的執行處處長 (Director of Investigations) 丘樹春接替署任首長,隨即傳言滿天飛,有指人事調動涉及北京意旨及廉署內部的「馬房」文化云云。及至星期六,則由民主黨引爆另一政治炸彈,力指李寶蘭去職,與兩宗重磅級調查有關,而調查對象正是前廉政專員湯顯明的酬酢醜聞,以及梁振英收受五千萬港元事件。

按照廉署編制,執行處首長兼任副廉政專員,位置上屬於廉署第二把交椅,並且實質負責統籌貪污調查工作及執法行動,位高權重且極端敏感。前執行處首長黃世照在去年七月離任後,李寶蘭當時以另一名執行處處長的身份向上署任首長,至今一年,不但未能真除,反而要告別從事三十二年的反貪工作。

無疑,民主黨的「消息來源」,幾無開名可能,亦難以查證真偽;但黨總幹事林卓廷本身曾任職廉署執行處,確有掌握熟悉該署內部規章程序的優勢;另一方面,事件發酵已歷兩天,無論是廉政專員白蘊六以至梁振英本身,一直對於事件不作正面否定或解釋,用最保守的說法而言,民主黨的指控,仍然有其參考及跟進的價值。

若然民主黨的核心指控屬實,即梁振英本身作為弊案的調查對象,非但在一年多時間以來拒絕合作,反而利用「超然」職權向調查部門施壓,要革除負責調查者,這簡直是濫權腐敗之極致;另一方面,如果面臨如此嚴重的指控,當局竟然意圖一招沉默應對了事,妄圖 hea 過,測試港人的記憶力,這無非顯示政府與領導者已經毫不在意自己的誠信聲譽降至冰點。這樣的一個政府,別說是爭取公眾信任修法規管醫生,就連繼續在位施政的資格也沒有。

正如筆者在前年《惟工新聞》專欄所言,UGL 五千萬事件,其實牽涉兩個層面的指控︰收款時梁振英已經上任特首,UGL 本身是在香港鐵路交通政策上不時有所參與的企業,梁振英參與本港多項鐵路決策而沒有申報收取鉅款,大有可能構成違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另一方面,訂立收款協議時,梁振英與戴德梁行仍有主僕關係,戴德梁行賣盤的作價低廉得難以讓人不起疑,而梁自己則從買盤者方面獲益,這完全是值得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慎重調查有否失德貪污成份的行為。

位高權重的被查者,濫用職權將調查者拉下馬的事例,歷史上有一著名事例,就是水門事件。從 1972 年竊案發生,歷經傳媒(特別是《華盛頓郵報》)揭露以及針對竊賊和同謀的刑事審訊,不斷浮面的證據顯示,白宮最高層在竊案的角色,其實遠超出知情與默許的程度。參議院通過成立聽證委員會,總統尼克遜 (Richard Nixon) 亦基於輿論壓力,在 1973 年 5 月授權新任司法部長李察遜 (Elliot Richardson) 委任特別檢察官 (Special Counsel) 作更高層次的偵訊。法律學者考克斯 (Archibald Cox) 走馬上任擔任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

據參議院聽證程序揭露,白宮內部一直裝設有一套錄音系統,收錄總統及各級官員的對話;這些錄音帶對於水門調查的價值,不言而喻。考克斯和參議院均傳令總統交出錄音帶,白宮則一直以「行政特權」為理由拒絕交出錄音帶;另一方面,總統一方的律師則不斷與特別檢察官辦公室來鴻去雁,希望協議用其他方式取代錄音帶。

由於考克斯拒絕收回成命,尼克遜在 1973 年 10 月 20 日下令司法部長李察遜炒掉考克斯,李察遜拒絕執行撤職令;尼克遜轉問副司法部長魯基修斯 (William Ruckelshaus) 會否遵令撤銷考克斯職務,同樣受到拒絕。白宮隨即對外公佈,司法部長辭職,總統則撤去了副司法部長與特別檢察官的職務。由於當晚是星期六,史稱「周六夜大屠殺 (Saturday Night Massacre)」。司法部第三把交椅、助理司法部長 (Solicitor General) 博克 (Robert Bork) 終願署任司法部長並按照總統指令,撤銷考克斯的職務;但另一方面,特別檢察官的職位仍予保留,及後由曾任二戰戰犯檢控官的律師積禾斯基 (Leon Jaworski) 繼任。

水門調查並沒有停止。1974 年 3 月,大陪審團以妨礙水門調查,決定公訴多名白宮現任或前任官員;積禾斯基繼續發出傳令要求白宮交出錄音帶,尼克遜上訴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於 1974 年 7 月 24 日一致裁定總統必須交出錄音帶。白宮在裁決後六天終於依令交出錄音帶,當中完整記錄尼克遜如何參與指示隱匿毀滅證據。眾議院亦在 7 月底通過以「妨礙司法公正」、「濫用職權」及「藐視國會」三大指控,提請展開彈劾程序。

8 月 9 日,大勢已去的尼克遜辭職。

李寶蘭去職,是否香港版本的「星期四兇殺案」?林卓廷指,廉署內部已經進入「黑暗時代」,躁動非常。可惜,香港的執法部門中,能夠挺起腰板、對抗外壓、堅持秉公查案的官員,怕且所剩無幾;議會紛亂羸弱,連聊備一格的聽證程序也無法成立。

事到如今,泛民利用僅餘的些許議會權力,暫停內部爭議,擺正目標窮追猛打,在委員會或者大會重新啟動 UGL 以至廉署高層異動的質詢,已經是力抗香港持續下沉的最後一著;如果連各政黨也只心繫選票而怠慢行動,時機一去,屆時不單是廉署,而是整個香港,都勢將進入萬劫難復之境。

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死因庭裁定,希斯堡是「兇案」

廿七年又十二天的爭議、等待。

重開死因庭,六女三男組成陪審團,兩年內開庭二百七十九天,超過五百名證人、四千頁文件證據,是英國法制史上最長的陪審團審訊。

死因審裁官用二十六天時間向陪審團總結案情及提供指示,將十四條問題交付陪審團考慮。

陪審團其中一項主要結論,是九十六名死者,是「非法被殺 (unlawfully killed)」。這亦是陪審團唯一一項未能一致作出、而是以七比二大多數作出的結論。

那麼,他們是被誰所殺?結合審裁官的指示和陪審團的結論,基本已經指出了殺人指控的對象,就是慘劇當日的現場警方指揮官︰前南約克郡總警司杜肯菲爾德 (David Duckenfield)。審裁官就這方面向陪審團提出四層的指引︰

一、總警司是否對九十六名死者負有「謹慎責任 (duty of care)」;
二、他有否違反這「謹慎責任」;
三、是否由於他違反這「謹慎責任」而導致九十六人死亡;及
四、違反「謹慎責任」並導致死亡的情況,達到「嚴重疏忽 (gross negligence)」的程度。

在法律上,如果「嚴重疏忽」造成死亡,已經構成「誤殺」。

死因庭在回答其他問題時,亦提出他們對於警方各種行動舉措的批評,包括︰整個行動指令本身有重大缺漏、對於涉事一邊看台人群聚集的反應太慢且欠缺協調、封路及引導人群措施徒添混亂、決定開閘放人入場前沒有考慮球迷走向,以及決定前毫無預警等。

換言之,死因庭的結論,其實是變相指控,杜肯菲爾德前總警司,是涉嫌誤殺九十六人的疑兇;在司法程序的正式紀錄下,希斯堡慘劇,再不單單是甚麼「球場人群事故」、「公共秩序事件」,而是一宗兇殺案 (homicide)。

事實上,這並非第一次在司法層面就希斯堡事件提出兇殺案的處置。1998 年,家屬團體對總警司及其另一名下屬提出私人檢控,起訴兩人合共兩項誤殺罪、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案件交付列斯市皇室法院由陪審團審訊,下屬在 2000 年獲裁定無罪,而針對杜肯菲爾德則未能達成裁決,法官解散陪審團後,以「被告不能獲公正審訊」為由,下令「擱置法律程序 (stay of proceedings)」。這亦是迄今以來,唯一曾經就希斯堡展開過的刑事檢控程序。

一般從新聞看到這句 stay of proceedings,都好像是說這是永久生效、不可能重新開案似的。但在目前英國法律下,是有可能撤銷擱置令、重啟刑事檢控的。

目前兩項針對希斯堡事件的平行刑事調查,亦預計將在今年內完結︰由內政部下令展開的「解惑行動 (Operation Resolve)」,針對比賽當日以至事件前個別人士及單位組織的責任進行調查;英國監警會 (IPCC) 則集中調查多支涉事警隊 —— 包括現場處理的南約克郡警隊、協助官方調查的西米特蘭警隊,及部分涉事警官其後調派加入的西約克郡警務處 —— 在事件後的處理,包括搜證、警員供詞,以至有否涉及不當監視家屬等。

檢控部門亦已經表明,經審視兩項調查所搜集的證據後,會考慮重新提出刑事檢控。

隨著死因庭的最新結論,已經在刑事程序走過一回的杜肯菲爾德前總警司,無疑是最大的焦點;但他、以至其他涉事警官、個人、組織等,幾可肯定亦會透過法律團隊,展開漫長的司法對抗,反對重啟誤殺(或其他罪名)的檢控。

此所以,九十六人與他們的家人、支持者,已經在死因庭爭來姍姍來遲的正名結論;但要真正討回公道,仍得克服法律角力場上的重重關卡。

2015年11月6日 星期五

回湯漢樞機︰我情願與同志同行

就在區議會選舉投票前十七天,天主教香港教區牧首湯漢樞機,以牧函方式,呼籲信友要在往後的選舉中,以候選人及政黨對「家庭和婚姻議題」,以及對引進「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立場,作為投票取向的「其中一個重要指標」。作為三十多年資歷的老教友,筆者印象中,從沒有見過教區以如此清晰、單一的立場,在選舉前夕對教友作出呼籲訓導,要求教友用選票呼應教會的立場。

是的,教會一向維護家庭價值,亦會支持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確保工人可以有充裕時間資源照料家人;但,教區何曾試過以如此篇幅、如此力度,要求教友本著對工資工時議題的取態,作為投票參考呢?或曰,教會甚為關心下一代的福祉,如今本地孩童的健康成長,備受家中、學校中以至社區設施內的鉛水所威脅,政黨之間對於展開進一步鉛水責任調查意見紛陳,教會是否覺得,相對於同志而言,無論是「延年益壽」的鉛水也好,抑或對鉛水事件態度「積極」「盡責」的官員也好,在這場選舉中,其實也不值一提呢(啊,好像說主教其實蠻欣賞那位「官到無求」力斥議員不要咬著鉛水不放的司長的)?

就算攸關管治的、最最基本的政制問題,教會支持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也不停要求不同意見的各方,也要「持續地溝通交談」。或者如果要求教友以是否支持「真普選」作為投票指標,就不大有利於「交談」吧,所以教會覺得,沒太必要為此而作甚麼呼籲了。

果真如此,湯牧這份牧函,基本的訊息就是︰面對性小眾,教會既不屑「交談」,甚至連拿出丁點「誠意」,了解一下對方的關切點,也無甚興趣。從牧函的語氣已可見,一頂又一頂的帽子︰「極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性解放」連環扣到平權運動者的頭上,「平等」「反歧視」的訴求頓成「虛假」的「掩護」,如此文字炮火的威力,卻從未見到施加在以剝削為業的、或者視氣候公義如無物的政商霸權之上。

最能顯示牧函一副拒絕「交談」嘴臉的,莫過於當中以草率、輕蔑,甚至虛假的言辭,提出所謂「動搖社會根基」的例子,即美國最高法院在 Obergefell v Hodges 一案的裁決,以及基督徒學生組織籌辦「基督教性 / 別文化節」。

無論是在美國各州的議會,以至各級州法院、聯邦法院,有關同性婚姻的討論,雙方的論據都汗牛充棟,正反論點都經過嚴格反覆的推敲,最終由美國最高法院透過憲制規定的方式,為爭議提出解決方案;這對於反對裁決的人而言,從來不是一個末日,他們完全有權合法地爭取人民支持修改憲法,只是同樣在「民主方式」下,修憲主張得不到支持而已。牧函起草者看似擁抱民主,那麼就請他從一而終、一以貫之,尊重他邦民主憲政的操作原理,別要用上三言兩語、片面之詞,硬將不合己意的司法裁決看成甚麼「扭曲婚姻價值」的「例子」。

至於基督徒學生運動舉辦「基督教性 / 別文化節」,他們以較偏鋒的方式探討神學、情慾等議題,手法本身或許可議,但人家的確曾經連篇累牘地撰文解釋其理據,以及嘗試從活動中探究的嚴肅命題;天主教神長們名義上與他們同信一主一信一洗,卻寧可聽信呼應媒體失實誇張的描繪,隨便就視之為「以學術自由護航,實際推廣情慾解放」,也不願屈尊就卑誠懇地了解一下人家的初衷主旨,這無非再次展現牧者們那種一看見性相關議題,就畏懼討論的怯懦態度。

更何況,這些所謂「例子」,其實與牧函的核心關注︰性傾向歧視立法,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得益」於保守教派槍口一致的片面詆譭、渲染威脅,還有平機會前高層的「通水」失德行徑,性傾向歧視立法打從諮詢開始,幾乎已注定成事無望;同性性傾向、變性、跨性別人士,繼續在職場、在學園、在公眾領域,備受不應有的侮辱或者差別對待,教會神長只要左一句「虛假平等」右一句「良心自由」,就可以當「時運高睇唔到」。

香港在性傾向平權繼續落後於文明世界,牧函竟然好意思拿著這個奄奄一息的議題,作為指示教友投票取向的標尺。如果,教會參與世界、參與公眾討論,就只會選擇跟權貴主流交談和諧,對小眾弱勢就踐踏壓迫;如果,一篇旨在教化羊群的牧函,就可以如此公然地撒謊造謠,宣傳敵意、恐嚇和偏見 ……

我只有向著身邊的 LGBT 朋友表示︰憑我所認識的基督,憑我對祂的信仰,這種教會、這篇牧函,不代表我。

我,情願與你們同行。

2015年10月28日 星期三

東方禁制失敗 辛祖有權落場

今季剛轉會傑志、並剛住滿本港七年而獲得港腳資格的前鋒辛祖 (Alessandro Ferreira Leonardo),被東方指他早在今年年初(即上季季中)已經與東方簽有兩季加一季的「臨約」。東方在「開咧」後的十月入稟高等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禁止辛祖在臨約屆滿的 2017/18 球季完結前,為任何一支其他球隊上陣。高院法官陸啟康日前頒令,撤銷東方會的申請,並判辛祖一方兼得堂費。

判辭︰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ju/ju_frame.jsp?DIS=101092&currpage=T

據東方會的入稟狀指,早在今年年初,當時仍在黃大仙擔任隊長的辛祖,已經與東方簽訂了「臨時合約」,同意在本季加盟並效力至 2016/17 球季,及後東方有權續約一季。但辛祖在 2015 年 5 月中透過律師致函東方,指對方沒有依從足總的規定註冊轉會合約,包括沒有使用足總指定的表格或按足總要求預備一式三份,又沒有按規定十天內提交合約至足總,因此臨時合約效力成疑。辛祖最終轉會傑志,並曾經分別在聯賽對元朗、社區盃對南華及銀牌對飛馬上陣三場。就在官司暫告一段落後,辛祖在菁英盃再獲落場機會,更大演帽子戲法。

就東方的臨時禁制令申請,雙方暫時同意東方具有「可爭辯的申索 (arguable claim)」,亦就雙方臨約的有效性提出了認真的爭議問題;但法官仍裁定,在進入實質的法律及事實爭議前,基於兩大方面的理由,不會批准東方的臨時禁制令申請。

第一方面,對於一些個人參與訂立的合約,如果具有雙方互信或者保密責任的性質(例如僱傭合約或者經理人合約等),即使出現違反合約的情況,法院一般只會依照合約法原則,裁定違約一方要就造成對方損失作出賠償 (damages),卻既不會下令強制違約方履行合約 (specific performance),更不會用禁制令的方式,形同迫使違約方必須履行原來的合約,這是普通法下行之既久的法律 (settled law)。

法官引用 2007 年藝人黃聖依與「星爺」旗下經理人公司對簿公堂一案,該案由現已晉升為上訴庭副庭長的林文瀚法官主審,林官當時就解釋,法院很難在下令勉強違約方重新履行合約後,監督或衡量重新履約的表現是否符合判令;而更重要的是,將兩個已經勢成水火 (at loggerheads)、再無互信可言的個體繼續綑綁一起,可能在道德上亦令人反感 (morally repugnant)。

陸啟康法官提出,即使東方願意在禁制期內繼續支薪予辛祖並提供宿舍,但基於東方與辛祖事實上已經互信全失,一項禁制辛祖為其他球隊落場的禁制令,實質效果就是要「雪藏」辛祖 (the Defendant would just sit idle),讓他無法透過比賽提升技能甚至爭取入選國家隊(現在就即是港隊了),這基本是迫使辛祖作一個兩難的選擇︰要麼違反意願重投東方懷抱,要麼就雪硬雙腳直至提早退休 (In effect, he has little choice but to play for the Plaintiff, otherwise it would possibly mean the end of his football career)。就這一點,正正是普通法所不容。

就東方代表律師引用的案例,陸法官認為並不適用於本案,因為這些案例涉及的是一般的勞資關係,而且尋求禁制令的僱主,要麼就只是有限地要求禁制僱員濫用舊公司的人脈資源,而不涉及強迫僱員履行合約 (Thomas Marshall Ltd v Guinle [1978] ICR 905),要麼就是舊老闆旨在防止僱員在通知期未滿就轉工 (Evening Standard Ltd v Henderson [1987] ICR 588),卻不是像東方會般,要求一個從未為自己打過工的人,不可履行他本身現存的僱傭合約而要轉而為新東家效力。

陸法官駁回東方申請的第二方面理由,就是指東方的申請有延誤。東方的代表律師指,他們在知悉辛祖有意不履約後沒有隨即興訟,是因為想依從體育界的習慣,先將爭議交付體育總會而不是直接打官司。但陸法官不接納這說法,並指東方在 2015 年 5 月已經透過辛祖的律師得悉對方立場,但基本上東方「甚麼也沒做」;從東方律師與對方律師的來鴻去雁所見,東方不遲於 7 月初已經知悉辛祖加盟傑志的消息,卻沒有隨即作出任何行動,而是直到 7 月中才終於向足總投訴。

陸法官認為,東方明知 9 月開咧,理應及早趁開季前向足總投訴也好、入稟打官司也好,務求讓事件對球隊季前備戰的影響減到最低;相反,東方在開季前「慢三拍」的行動,反令人質疑其指責辛祖轉會傑志對球會造成無可彌補損失 (irreparable damage) 的說法,是否可信。

但即使辛祖在案件初嘗勝仗,但案件仍有後續發展。東方可以在及後階段,提交狀書、證人陳述書及其他證據,申請將案件排上實質審訊的日程,從而要求法院裁決與辛祖之間的「臨約」是否有效。

除了案件的法律爭議外,本案亦顯示球員逐漸有能力取得專業團隊的支援,釐清合約或者各式各樣條款規定的內容,以保障自己的權益;與此同時,正參與號稱為「超級聯賽」的球會,亦必須在提升競賽表現的同時,在行政、合規等不同方面同樣注意改善,使球會的運作能夠持續邁向真正的職業化、專業化。

2015年10月21日 星期三

大律師.兇牙醫.輸官司

英國一名大律師,對於自己僱用的牙醫心生不滿,聲言自己擅長醫療失誤官司,若然告上一狀必贏無疑,更大拋書包要求牙醫全數退款;大律師紀律審裁庭於去年一月裁定大律師專業失當罪名成立,判處罰款五百英鎊,大律師不服裁決上訴至英國高院,高院法官日前亦駁回大律師的上訴。

大律師規範委員會案件簡介︰https://www.barstandardsboard.org.uk/complaints-and-professional-conduct/disciplinary-tribunals-and-findings/disciplinary-findings/?DisciplineID=119824
英國高等法院上訴裁決︰http://www.bailii.org/ew/cases/EWHC/Admin/2015/2927.html
(案件編號 [2015] EWHC 2927 (Admin))

1999 年 call bar、在伯明翰執業的大律師 Henry O. Davies,自 2007 年起,開始光顧一位名叫 Dr. A. Shrestha 的牙醫,後來又要求牙醫為他進行植牙手術;無奈,手術不順,牙醫用了十八個月時間跟大狀的一棚牙搏鬥嘗試矯正,但到 2009 年 8 月,牙醫終於向大狀承認,手術失敗了。毫無疑問,大狀失望透頂,當場就向牙醫提出,他是吃定官司的,最好就退款,牙醫另一方面亦自知有點理虧,表示願意與大狀商討如何補救。

據紀律審裁庭接納的證據顯示,就在兩人於 9 月 1 日會面時,大狀曾經向牙醫宣稱,自己是「大律師、受訓練的調解員,還是醫療失誤案的『專家』」,更在同一次會面中,跟牙醫提出有關「復還狀態 (restitution)」的法律概念,即牙醫不但要退款,還要負責設法將大狀的一棚牙,恢復到 2007 年光顧牙醫前的狀態云云。牙醫又在紀律庭作供指,大狀為了支持自己有關 restitution 的說法,不單圖文並茂地解說 ([Mr. Davies] explained the principle of restitution to me, introduced it to me and set me a graphic example),還宣稱自己本身已經是醫療失誤方面的專家,加上調解糾紛的經驗,斷言牙醫就算打官司也是輸定,甚至連再找獨立法律意見的氣力也可省回了。

事實上,Davies 大狀的主業,根本不是醫療官司,而是移民案件和難民聲請,間中會參與一些民刑事案件或者司法覆核,咁樣樣。

雙方及後繼續來鴻去雁,大狀反覆提醒這個讓他「穩操勝券」的 restitution 的同時,牙醫亦開始向牙醫權益組織求助,終於,事情反過來鬧上了大律師紀律審裁庭。

審裁庭不但裁定,大狀確實曾以誇張、威嚇的方式要求牙醫就範,此等行為本身已經足以構成影響整體大律師行業的聲譽,損害公眾對行業的信心,因而構成專業失當;審裁庭更指出,就大狀與牙醫兩人的糾紛而言,作為衡平法概念的 restitution,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 (not relevant to these proposed issues at all),而大狀向著牙醫抬出這概念,亦進一步構成專業失當。

審裁庭的整個決定,在高等法院得到法官支持,維持原判。

據說,牙醫經此一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他本身在伯明翰、倫敦兩邊走提供服務,旗艦店根本就開在格雷學院和林肯學院 (Gray's Inn / Lincoln's Inn) 附近,但從今以後,他對於承接律師們的生意,會更加小心了。

2015年6月29日 星期一

同性婚姻裁決︰洛杉磯總主教的回應

作為一位已婚天主教徒,筆者一直較感興趣的是,當地天主教會將會如何回應最高法院的裁決。幸得一位一直對筆者關愛有加的牧者推介,筆者拜讀了由洛杉磯總主教若瑟.高美斯 (Jose Gomez) 於判決當日發表的回應。

作為全美國最大天主教教區的牧首,高美斯總主教本身的背景,就足以決定這篇回應的「份量」︰他是這個西班牙裔教友主導的教區中,歷來首位西班牙裔主教,而本身是主業團 (Opus Dei) 司鐸的他,儘管在教義立場傾向保守,但他一直被視為善於打破貧與富、西歐裔與拉丁裔隔閡的溝通者,他更期望人們不要單單因為他的主業團背景,就標籤他為保守派。另一方面,在今年年底於梵蒂岡召開、以家庭為主題的世界主教會議,高美斯總主教亦獲遴選參加。

細看聲明的定位,其實與他一向主張兼容、持守教會「愛鄰人」誡命的教導相當一致。他在聲明後半部就提醒︰「作為在這民主國家生活的公教徒,我們永遠放在首要的使命,是去愛我們的鄰人,並向他們展現主的仁慈。」他亦呼籲說,每一個人,不分性別,都由造物主按自己肖像創造,因此教友們必須繼續維護所有人的尊嚴,締造愛與生命的文化。當然,總主教亦必須根據教義提醒,聖潔的生活、良好的婚姻和強壯的家庭,足以改變世界。

筆者認為,總主教的呼籲,其實是在維護教會固有關於同性婚姻的立場之餘,期望能為不同立場的人士,營造「對話和辯論」的空間;換言之,他選擇不在這個群情洶湧的當下「火上加油」,繼續用保守的教義壓下所有支持法院裁決的聲音,反而強調法院的裁決遠不足以為盤根錯節的價值、歷史、傳統以至社會議題「一錘定音」。筆者認為,這種維護教義之餘不排除對話空間的姿態,甚為可取,更值得各地以至本港宗教界人士仿傚。

另一方面,總主教同樣表示他對於裁決的不滿。他的主要質疑,在於多數裁決書一方確認婚姻制度的悠久歷史、文化廣度,且肯定婚姻作為社會秩序的基石,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理解法院為何自忖有權「重寫」婚姻限於一男一女的定義,又指是次裁決所反映的「混亂 (confusion)」,並不局限於婚姻、家庭以至個人自由,還延伸至美國民主制度中法院與議會的分權。

筆者發現,保守派越來越傾向在法院處理同性婚姻議題時,將輿論攻勢從爭議本身轉移到更廣闊的所謂「法治」或者「三權分立」之辯(至於一向對在地爭取普選、促進人權興趣索然的香港教會人士,卻突然拾美國基右牙慧展現對彼邦法治的關注,令人失笑,則是另一話題);但在筆者看來,如此取態,其實不無謬誤和搬龍門之處,亦反映教會中人往往專注道德教化,卻忽略了公共社會討論所應具備的、對政法體制運作的基本認知。

首先,筆者切願教會人士留意忠於事實,不要作誇張之辭,尤其不要將裁決描述得好像由九名法官當中的五人多數大筆一揮,就使全美五十州一夕之間改變了只有男女婚姻合法的固有制度;事實是,在訴訟各方將案件呈上各地法院之時,美國已經有三十七個州、哥倫比亞特區和關島,分別透過議會立法、全民公投或者州法院裁決等不同方式,完全或有限度容許同性婚姻;而最高法院需要裁決的問題,其實是餘下十三州完全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有否違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當程序條款 (Due Process Clause)」,尤其這當中牽涉到「禁制州」有否權力否認在其他州合法締結的同性婚姻的問題。

此所以,說聯邦最高法院「重訂」全國婚姻定義,其實是犯上過度簡化 (oversimplify) 裁決的謬誤,法院真正需要做的,是在全國大多數地方已經承認同性婚姻的前提下裁定,憲法是否容許婚姻制度下的「一國兩制」。

此外,筆者其實反為總主教的批評而困惑,畢竟「三權分立」的運作原理,大概是美國公民的基本知識吧︰法院就關係重大的議題作「違憲審查」,更可說是美國整個憲制設計的根本部分,其中心思想就是,民選國會可以修改法律(包括修改門檻較高的憲法),但國會立法以至各州法令,不得抵觸憲法,至於有否構成抵觸的最終裁斷權,就在聯邦最高法院。

任何牽涉到合憲性的爭議,幾可肯定必然牽連甚廣、爭議甚大,但在這國家的設計下,解釋憲法進而裁斷誰是誰非的責任,必然就會落到那九位大法官的身上,並以多數作決;除非案件爭議內容根本就不在法院管轄範圍 (jurisdiction) 之內,法官們斷無可能以「爭議太大,不如轉交國會決定」來拒絕受理憲法爭議的案件。貿貿然就拿「五名法官斷定同性婚姻是否有效」作文章,若不是出於對民主法治理念之一知半解,就未免是有意用上「標題黨」的手法,藉駭人聽聞的措辭轉移公眾的視線,這對理性探討問題殊屬不利。

事實上,如果教會中人真的如此著緊於讓重大爭議訴諸國會與民意,那麼當去到Obamacare 中有關僱主為僱員安排勞保的問題時,何以天主教團體又不願意服從國會通過的醫保立法,反要加入保守陣營,興訟挑戰醫保條款有關保障範圍擴及避孕醫療的法令呢?宣揚福音固然重要,但總不能因此而在公共事務的討論中,龍門任搬的吧?

總的來說,筆者仍時時刻刻殷切盼望,從香港以至普世的教會,能夠時刻依靠聖言和聖神的帶領,在多元而充滿壓迫的世界中,繼續彰顯耶穌教導的同時,尋求與不同聲音對話、達致互愛共融的路徑。

2015年1月21日 星期三

「放飛機費」的合約法淺論

BBC 相關報道︰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cornwall-30876360

這宗發生英國的趣訟,由於牽涉金額小(不足十六英鎊,折合約一百八十多港元),預計只會由小額錢債法庭處理;然而,連 BBC 法律專責記者、曾經擔任大律師且擅長合約及民事的 Clive Coleman 也得煞有介事地分析一番,足見案件本身其實在法律分析方面甚具可觀價值,甚至可能成為普通法系法學院來年考試題目的素材。

五歲小男孩 Alex Nash 缺席了同學的生日派對,居然為父母招來一張索價單,聽來好像極盡荒謬之能事。Coleman 亦提出其專業意見指,原告人 Lawrence 太太起碼從兩方面而言將難以勝訴︰1) 即使一方接受派對邀請,亦難以等同雙方有意願 (intention) 達成一項有約束力的合約;2) 假設原告提出實際承諾出席的是小 Alex,五歲小孩就更不可能有立約的能力 (capability)。Coleman 更打趣說,難道小孩會如此宣告︰「我,即『甲方』,下稱『壽星仔』,誠邀  閣下,即『乙方』,下稱『我的最好朋友』,參與甲方的派對 (I, the 'first par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birthday boy', cordially invite you the 'second par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y best friend', to the party of 'the first party')」嗎?

估計連 Coleman 自己也會認同,他的分析只是幫助讀者們粗略了解一下合約法的精神;但若讀者們與筆者一樣,曾經透過學院或者日常工作而對合約法具備基本的認識,那我們就有能力一起運用較完整的合約法理論,嘗試探討這件趣案的正反理據所在。

一般合約法討論的起點,就是那道決定具約束力合約是否存在的公式︰

Offer + Acceptance + Consideration = Binding Contract

Coleman 所提出的 intention 及 capability 則是環繞這道公式的兩個環境問題,即雙方是否真的有立下有約束力協定的意願,抑或「隨口應承」,以及立約者本身的能力考慮。

這宗案件有一些事實 (facts) 情況,是跟一般的社交邀請有些許分別的︰主辦方不是邀請小客人到她的家中,而是預訂一個滑雪中心內的場地,主辦方更需要為此而預付按金,以及按規定在正式活動前預報人數及繳付餘數等。

這意味著甚麼呢?原告很可能在發出邀請時在心中暗忖,如果最終人人放飛機,她等同扔錢到大海去,所以她期望答應出席的人,最終不要爽約;要是她在發出邀請時,將這番心思意念亦向對方清楚交代,那麼獲邀者就不可能說,我並不知道邀請者原來是動真格並要我非出席不可的。

就合約法而言,只要大家的心思一致,明白即將訂立的協定是旨在約束雙方的,立約的意願就存在,即使是「死黨」之間的口頭協定也是同樣原則,原理就跟我們向好友借錢,一樣有法律責任要還錢一樣。

即使答應出席的是小朋友自己,但法律上從沒有說過年紀多小的孩子的承諾會自動失效 (void),而是要視乎情況而定;只要雙方承諾的內容足夠淺白,足以讓小朋友明白自己的權與責,就不能單憑年紀就說他參與的合約當沒有發生。同樣道理,一個五歲小孩拿著錢獨自去樓下買雪糕,他指明要朱古力味,老闆能否說「細路,你未夠秤喎,我地冇合約關係的,我收左錢唔代表一定要俾返朱古力味雪糕俾你」?

所以,假如原告已經清楚講明她是要先付費用取得場地,期望對方不要「甩底」,而小孩又表達出他明白的意思,這些清晰的話語,就足以構成要約 (Offer),而小孩的答應,就是接受要約 (Acceptance),剩下的問題,當然就是有否約價 (Consideration) 的存在。主辦方既然一心立下派對之約,那麼派對內提供的玩兒、食物等,當然要與她邀請時介紹的大致相符,而不能說「有野食有野玩」最後卻變成只是白開水任飲了事;至於受邀者出席活動本身是不是一種約價,我們只要看看明星們出 shows 是甚麼一回事就可理解。就算小孩不是甚麼天皇巨星,但正如上文所述,他們應邀出席為主辦方而言,是有意義及價值的(因為可使其花費不致浪費),尤其如果個別小賓客是壽星仔點名一定希望見到的,那麼小孩出席所構成的約價就更明顯。

總括而言,即使是社交友伴、黃口小兒,只要他們不是協約做違法的事,而且承諾的內容又是他們理解能力範圍之內,法律並不阻止他們為任何事立約,即使是說邀請去派對也在此列;但前提是雙方必須清楚明白承諾背後的認真約束程度,以及雙方具體的權利與責任。

順帶一提︰Lawrence 太太發出的索價單,提到了滑雪中心的名字,但滑雪中心聲明指從沒有向個別人客發出類似的索價單,而這次爭議完全是雙方家長之間的問題,滑雪中心並認為單子上印上中心的名字,有欺騙之嫌,可能向 Lawrence 太太再作法律追究。

2015年1月19日 星期一

保護子女免犯法,勿加入青少年軍

作風神秘、低調成立、由特首夫人任總司令,且成員制服酷似解放軍軍服的「香港青少年軍」,甫曝光即引來不少猜疑,擔心這個明言歡迎全港學生加入並提供「中式步操」及軍事訓練的機構,將成為另類洗腦式「國教」;另一方面,亦有論者建議人們毋須反應過敏,畢竟冠以「軍」字之名的青年制服公益團體並非新鮮事物,不但未見戕害青年的身心,反而一直是本港青少年培育工作不可或缺的夥伴,好像男女童軍,甚或有宗教背景的聖母軍、基督少年軍和從事慈善工作的救世軍等。

在青少年軍是否旨在「洗腦」以外,筆者更感關注的,反而是組織的神秘行徑以至其透露的「操練」內容,會否讓一心打算接受身心鍛鍊以至過一下軍事癮的青少年,誤墮法網犯禁而竟不自知,而家長以至學校老師亦可能同樣錯誤將有關組織類比成現存的其他制服紀律團體,而不察覺箇中可能牽涉刑事罪行的問題。筆者當然亦不敢妄自斷言,青少年軍本身已經是違法組織,惟亦只求粗略道出該組織引人懷疑之處,期望拋磚引玉,讓對於該組織有所認識之士,加以澄清,以釋公眾疑慮。

筆者認為,即使撇開其建制色彩以至與大陸軍方的連繫不談,以平常市民的眼光看來,起碼從兩方面而言,我們實在很難將「青少年軍」類比成類似於上文談及的現有「軍」字號青年團體︰首先,一般制服青年團體,無論從宗旨乃至能力而言,皆不可能像「青少年軍」一般,提供諸如「武器分解結合」或者「實彈射擊」的訓練(除非硬要強辯指,童軍訓練當中的瑞士軍刀也算是法例所限禁的「武器」吧);此外,坊間現有的制服團體,大都公開招募成員,運作相當透明,亦沒有刻意要求成員在宣誓的同時,要對於團體內的活動細節等三緘其口。簡言之,牽涉槍械武器的訓練內容,以及團體的神秘運作,正是公眾難以用平常目光看待「青少年軍」的其中兩大癥結所在。

根據《火器及彈藥條例》(「《火器條例》」),管有槍械火器當然需要領有牌照,無牌管有槍械肯肯定是嚴重罪行,即使是管有仿製火器,亦可能會招致檢控,並要根據法例向法院提出特定的辯解理由。因此,如果「青少年軍」團體本身沒有領有槍牌,而管有供訓練用途的槍械,甚或將槍械提供予同樣沒有領牌的青少年成員,團體本身以至「青兵」都有可能惹上官非,最高可能被罰款十萬或者監禁十四年;而正如上文所述,即使用仿製槍械作訓練,亦要視乎能否符合法律規定的辯解理由,例如年齡因素,或者證明本身以業務形式管有仿製槍械等,脫罪難度並不低。

或曰,青少年軍未必需要管有任何武器或仿製品,只要像成立典禮一樣,假手於解放軍協助就成;更何況,根據《火器條例》,軍方本身就是毋須領牌而有權管有槍械的機構。但必須留意的是,法例只授權軍方管槍,卻沒有授權軍方可以將槍械交予其他無牌人士或團體管有;既然官方不停標榜解放軍願意遵守本港法紀,筆者當然期待,駐軍會一如其他獲授權管槍的本地政府部門一樣,妥善處理危險的武器,不會輕易交予沒有資格接觸槍械的團體人士,更不應濫用「國防」名義,公然凌駕本地法紀而將槍械隨便交到不適當的人士手上。

我們當然亦不能排除,「青少年軍」會自行像其他現存的槍會團體般,申請相關的槍牌,如此一來,把關重任就落在負責審批槍械牌照的警務處之上。我們假設警方會回復到忠誠執行法例的狀態,它就有必要根據其一貫的程序慣例,謹慎嚴格地處理有關的申請,尤其是要根據其網頁公佈的指引般,只應接納基於「康樂、體育及比賽用途」的申請,而不應隨意搬動龍門,批出與此等用途全然無關的槍牌申請;此外,警務處亦必須嚴格考慮「青少年軍」申請槍牌時提交有關槍械貯存以至射擊場地安排的建議,尤其要按程序諮詢其他可能受影響人士的意見。

相信無人會否定,「青少年軍」從中英文名稱、裝束,到活動內容,都充滿軍事色彩,甚至可視之為帶有「半軍事性質 (quasi-military)」的組織,但這類組織在《公安條例》下,有嚴格的限制。《公安條例》第五條規定,如果團體的組織 (organization)、訓練 (training) 或裝備 (equipments),具有以下任何一種的性質,皆屬禁止之列︰

1) 以便從事(或可能,或有助於)侵奪警方或解放軍職能的工作(包括看來會有如此侵奪)或者
2) 以便藉使用或展示武力,以宣揚任何政治目標 (promoting any political object),或者組織與訓練或裝備的方式,會引起他人合理地恐怕 (reasonable apprehension) 是為宣揚任何政治目標的目的。

一旦符合上述任何一種定義的組織,無論是成員、附從者 (person adhering to the organization) 抑或管理控制者,均屬違法,循公訴最高可入獄十年。

綜上所述,要論斷「青少年軍」是否有公安法下的刑責問題,筆者相信關鍵在於第 2) 點,即它有否以「宣揚任何政治目標」為目的,或者讓人合理擔憂它有此目的。由於按照法例的寫法,即使團體本身並無宣揚政治之意圖,但只要人們以合理的觀察,可以視之為有此意圖,仍足以讓該團體的成員有罪。此外,第 5(2) 條更載明,任何團體成員、附從者或者管理控制者的行為,以至發表的言論文字,均可在考慮團體的目的時,作為考慮的證據。

所以,即使「青少年軍」如何誓神劈願地表明,他們完全無涉政治,但法例的檢控標準,是人們觀察其成員言行後的客觀想法,而非他們的主觀意願;何況,如果日後團體高調地參與友好政黨或政治人物的造勢活動,熱情地耍出軍操或者槍操,甚至以一副戎裝出席明顯有政治主張訴求的集會活動,從法例精神而言,又豈能視其為沒有違反此條呢?

《公安條例》第 5 條的立法參照對象,是內容相似的英國《1936 年公安法》第 2 條,英國當局曾引用此條,在六十年代成功檢控兩名法西斯團體「先鋒黨 (Spearhead)」的成員,兩人所屬團體不但公開作步操演練,亦管有含氯酸鈉 (sodium chlorate) 成份的除草劑,控方成功舉證指該等物質可製成炸藥,並進一步使法庭確信,該團體讓公眾合理擔憂具有宣揚政治目標的目的。這件 R v. Jordan & Tyndall 的案例,可視為本地類似立法的參考。

最後,筆者亦希望提出,「青少年軍」不但迴避本地媒體的關注,亦不容許其成員公開與記者談論團體的其他內容細節,同時又會要求團員作宣誓。正如上文所述,「青少年軍」不少活動內容細節足以啟人疑竇,一旦其神秘的誓言內容,會約束成員不得透露或舉報團體內可能違法的情況,這誓言本身亦構成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 16 條的非法誓言,任何成員若自願作此等宣誓,最高可被判入獄 7 年;而且,即使發誓者是被迫發誓,除非他們能在宣誓後 14 天內,向裁判法院作宣誓告發,否則不能以被迫發誓為由作免責的辯護。

也許,家長們和老師們,你們不是藍絲,而只是希望給青少年介紹有益身心的群體活動;也許,青少年們也只是狂熱的軍事迷;然而,法律面前,一時忽略或者狂迷,並不是免受刑責的好理由,大家恐怕亦不甘心就此而誤闌法律的禁區。另一方面,如果「青少年軍」的組織者亦無意傷害青少年們的前程,那麼筆者上文提出的質疑,就需要他們認真地向社會坦白交代。

2014年12月31日 星期三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女童政總塗鴉,判入兒童院過新年

原文︰http://wknews.org/node/637

十四歲女童用粉筆在政總牆上繪花,警方如臨大敵,以涉嫌「刑事毀壞」罪名拘捕,獲准保釋之餘尚未被正式檢控;豈料事態突急轉直下,警方成功引用《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取得少年法庭頒發的「照顧或保護令(Care or Protection Order)」,並隨即判入社署轄下的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監管,法院將在新年後的1月19日再聆訊。
毫無疑問,這個管治威信江河日下、窮得只剩下儲備與法律的政府,再一次讓人「大開眼界」︰警察居然想得出,連正式的刑事檢控也不用,乾脆繞過檢控部門,直接就動用「保護兒童」的法律程序,就足以讓這個中學女生,承受一下在新年時節與家人分離、失去人身自由的滋味;而這時候,她在刑事程序而言,甚至連案也沒有。
也許,如果證實她真的在公共設施(雖則這設施還有多「公共」的確大可商榷)塗畫,如此行為並不值得表揚;也許,政府方面的確可以說服法庭,她理應接受法院對她行為的審判。但,這些也完全抹煞不了一個事實︰她是一個跟你、跟我,跟大家一樣毫無二致的香港市民;她,配得上最最基本起碼的人權保障,這當中包括《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一)條︰「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當然還有效力相近的《基本法》第二十八條︰「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身體、剝奪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
尤其,當政府要求限制人身自由的對象,是一個理論上尚未有刑案在身的未成年人士時,不論是要求提出限制的官員,還是審視限制請求的獨立法庭,更務必要慎之又慎,確保有充分的理據方可為之。據了解,警方申請「保護」女童的法理依據,就是引用上述《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的第三十四(二)(d) 條,指女童「不受控制的程度達至可能令他本人或其他人受到傷害」,所以需要少年法庭介入頒令,而警方為了支持申請,亦提出女童的父親無力照顧女童;另一方面,女童的代表律師則反駁,指父親希望能夠親自照顧女兒,並且向法庭承諾願意負責接送及陪伴女兒等,但最終不為主持聆訊的裁判官接納。
筆者必須指出的是,即使警方引用第三十四(二)(d) 條的理由成立,根據第三十四(一)條,法院亦不一定要將少年判入監管院舍,而是有權選擇判予願意照顧的人士或志願機構,或者要求父母或監護人以擔保方式承諾具體的適當照顧。由於判入院舍無疑會影響少年的人身自由,甚至觸及其不受無理拘禁的憲法權利,基於保障公民權利的法治原則,實在應該將判入院舍的決定,視為其他方式皆不可行之下的「最後辦法(last resort)」,而不應在有其他選擇時貿然採用。事實上,現時兼任本港終審庭非常任法官的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廖柏嘉勳爵(Lord Neuberger),亦曾經在一宗英國保護兒童上訴案件中表達類似的看法︰「在我看來……照顧令應該只能是最後辦法,因為不證自明的道理是,除非為兒童利益而言沒有其他可能辦法,理應維繫兒童與其親生父母的關係。」
就本案而言,警方有沒有盡所有努力設法要求女孩的家人協助配合,在案件仍未正式進入司法程序的階段,管束女孩的行為呢?法庭又是否認為,從現在到一月中的時間,情況真的完全不容許女孩交回其父親照顧,而非得出此下策不可?透過與筆者日常經驗,以至從社工、老師朋友方面得悉的類似情況相對照,筆者實在懷疑,從警方到主理的裁判官,在考慮是否頒令時,都沒有將女童的人身自由權利,予以合理的衡量。

2014年8月27日 星期三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為了未雪,如果有人站越黃線……

原文︰http://wknews.org/node/476

「未雪」,當然不是可憐小狗本有的名字,卻是事發以後,網民藉以表達哀惜之情,還有對鐵路管理當局的控訴。近日流出的片段顯示,港鐵職員曾走下月台試圖將小狗帶回安全地方,但一會又逕自回到月台;這時有部分乘客亦嘗試向「未雪」施以援手,甚至希望稍稍站近路軌協助,卻換來月台職員一句「不要站越黃線」的警告。救狗時機就這樣溜走,而慘劇也隨即發生。
作為都市中每天乘坐港鐵上班下班的數以百萬計「通勤族」之一,筆者跟很多乘客一樣,也屢屢為搶得進入車廂的先機,而試著在月台上站出一點;慢慢,站越黃線的乘客越來越多;輪到職員透過廣播甚至親身勸阻,着乘客回到黃線後面 …… 周而復始,環繞著月台這道黃線,乘客與職員之間,每天、每時、每刻,就是如此微妙的互動。當然,乘客又要「偷雞」又要「肴底」聽勸,無非是大家都明白,港鐵職員的指示勸阻,具有法律的強制效力︰《港鐵附例》規定,乘客必須遵守鐵路範圍內的告示規定,或者鐵路職員的合理要求指示,違者可票控罰款二千元,這當中當然會包括「不得超越黃線」的要求。
誠然,每天在黃線上出出入入「試水溫」的乘客成千上萬,港鐵怕且也沒有本事全都票控告到官府裡去,但以香港人不吃虧的「核心價值」,當然犯不著為了「贏在起跑黃線」而冒賠上二千大元的風險,多數都不堅持「抗命」。只是,來到這次「未雪」慘死,不少網上看客都曾經詰問當天上水站上的乘客︰二千塊錢與一條生命的抉擇,竟是如此難於取捨麼?抑或是日常的生活經驗,已經在乘客心中豎起一道心理上的「高牆」,一聽到職員勸阻就「條件反射」般向後退?
筆者反而相信,即使在法律面前,這並不必然是一道非此即彼、捨二千而救性命的命題。普通法已逐漸接受所謂「為環境所迫(Duress of Circumstances)」的辯護理由。英國上訴庭在 Martin 一案中曾經解釋,刑事案被告如果能證明,以案發當時的情況,他是合理地相信,除非犯法,否則無法阻止死亡或嚴重受傷的情況,而且其犯法行徑與上述的性命安全威脅相比,是合理和合比例(reasonable and proportionate)的,法庭可以免除其罪。本港刑事法院在交通案開始,亦已開始引用有關原則,成為本地法律的一部分。
除非有人告訴筆者,案例下所指的「死亡或嚴重受傷」,只適用於人而不及於動物,否則筆者相信,為救「未雪」而過黃線,沒有比這更適合於引用 Duress of Circumstances 的情況了。事實已恐怖地昭示,若說小狗能有一絲生存的希望,正是要仰賴有乘客(哪怕只有一個)願意走過那道黃線,伸一伸手抓著「未雪」;假使港鐵真的「嚴正執法」至如此一個地步,要將這個乘客票控,法庭真的會對乘客的自辯理由嗤之以鼻不屑一顧嗎?筆者絕不相信。
另一方面,筆者更感奇怪的是,為何港鐵中人居然可擺出一副真理在手、拒絕真誠認錯的派頭。須知道,港鐵(特別是東鐵線)行經新界,不少路段與郊區路面幾乎同一水平,莫說是流浪狗,就是有牛接近路軌亦不出奇;但據港鐵工會透露,港鐵時至今日,甚至連動物闖入路軌的指引也欠奉,全憑前線職員「打天才波」處理。港鐵從高層到前線,對鐵路運作傷害動物的可能性漠然視之,甚至當假設已成為血淋淋的現實,卻仍抱殘守缺未見認真檢視。
根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 3(1)(a) 條,任何人「如因胡亂或不合理地作出或不作出某種作為而導致任何動物受到任何不必要的痛苦」,即屬違法,可處罰款二十萬或監禁三年。到底港鐵公司整體,以至事件中的管理層與員工,有否任何「主動行為」或者「不作行動」(act or omission) 的決定,要為「未雪」的枉死負責?執法部門又有否道德勇氣,為此作主動的調查?

2014年8月8日 星期五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許仕仁案,彭博申請︰有圖才有真相?

原文︰http://wknews.org/node/451

據司法機構最近公佈,許仕仁案早前曾發生一段小插曲,法庭一度暫停審理案件而先作處理︰事緣重金禮聘到港主控的英國御用大律師,曾經在舉證時向陪審團出示兩幅「資金流程圖」,以便向陪審團解釋控方主張的案情的證據;而一直跟進報道審訊的彭博新聞社 (Bloomberg News),就透過其亞洲區法律編輯去信主審法官,要求法官基於「公開司法 (open justice)」的原則,以及為幫助法庭新聞報道準確,准許該社取得兩幅流程圖。法院為此曾在7月中邀請雙方陳詞,被告方除了代表郭氏兄弟的大狀表示中立外,其他被告方律師均反對彭博的申請,而控方願意在雙方就此爭辯、而法庭頒令的情況下,交出有關資料。
法官作裁決時明言,今次處理的問題,就本港刑事審訊而言,是「新穎的(novel)」,即使他已作出決定,日後仍可能要留待上級法院在適當時機再澄清。法官亦指出,爭議兩端的說服力其實無分軒輊︰一方面,連法官和陪審員也要依靠控方提供的兩張圖,才能在眼花繚亂、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與資金流向當中,稍稍理出一個頭緒來,何況是身負報道重任的法庭記者們,後者的確有明顯、合理且重要的目的,希望借助兩幅圖來交出準確的報道。
但另一方面,兩幅圖表本身並非呈堂的證物(exhibits),它們是控方藉以說明案情、支持指控的工具,在辯方眼中,圖表當然完全不足以呈現事實圖像的全部,辯方亦肯定會像對待控方的其他證詞一樣,對流程圖內容提出修正甚至反對;但如果圖表已經透過媒體公開廣泛流傳,給普羅大眾造成先入為主的效果,試問辯方還可如何入手爭辯當中內容是否準確呢?
法官進而提出值得關注的另外兩要點︰首先,法官在陪審團閱覽流程圖時,曾經給予條件指示,尤其指明陪審員只能基於何等程度局限之下,才可將兩張圖的內容接納成為事實,但公眾透過媒體獲悉兩圖時,將不會受到同樣的限制;如此一來,公眾很容易單憑兩張圖,就自以為已經一目了然,完全理解控方的證據。此外,圖上亦載列了一些個人銀行戶口資料,當中部分資料的主人其實完全不在被控之列。
法院亦曾經考慮一宗近期發生的英國上訴庭裁決 (R (Guardian News & Media) v. City of Westminster Magistrates’ Court[2013] QB 618),但主審法官認為,案中反覆討論的「公開司法」原則,其實是指司法運作不可「閉門造車」,但不代表可以繼續延伸至彭博所主張的程度;他假設說,如果有一宗公開審訊的證人,被對方律師開足火力盤問出大量漏洞,媒體可能會基於同一觀點,要求取得證人供詞的文本,用來確保「報道準確」,但事實上構成證據的,根本不是供詞文本,而是證人在庭上確認的文本內容。
法官的結論是,對於法庭記者及在場旁聽的人士來說,只要留心跟進控方引用圖表提出的問題及證據,已足夠理解事件進展。他否決彭博要求取得圖表的申請,並認為即使如此,亦不會有損「公開司法」的原則。

2014年7月10日 星期四

提請英倫釋法︰威爾斯議會的立法權限

Agriculture Sector (Wales) Bill - Reference by AG England & Wales [2014] UKSC 43

是咁的,在一個非聯邦單一制國家當中,享有自治權力的地方政府(包括行政機關和議會),到底有多大權力可以訂立政策法令來管理地區事務,這並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我們不妨參考一下前宗主國近日循司法途徑處理的一宗相關爭議,看看箇中有否一些值得香港借鑑的啟示,尤其可參考一下人家怎樣詮釋和運用相關的法律準則,從而由始至終都在法律的基礎上解決爭議,避免社會的分化撕裂。

自 1998 年訂立《威爾斯政府法》開始,威爾斯正式進入一個分階段「循序漸進」建立行政、立法自治政府的進程︰首先在第一階段,成立「威爾斯議會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Wales)」,透過國會立法或者女皇會同樞密院令的方式,將大部分有關威爾斯事務的附屬立法權以至行政管理權,由倫敦政府轉移至威爾斯議會,或者威爾斯的行政部門手中;《威爾斯政府法》在 2006 修改後,自治進入第二階段,規定在特定的政策範疇內,議會有權自行制訂「議會條款 (Assembly Measures)」,效力在威爾斯境內等同國會的立法,或者等同修訂國會的立法;經 2011 年公投通過後,第三階段自治生效,正式授予議會更大的立法權,即規定議會在規定的政策範疇內,除特定的例外情況外,可享有與倫敦國會完全同等的立法「職能 (competence)」。在芸芸的認可立法範圍中,第一項即為「農業 (Agriculture)、園藝、山林、漁業及捕漁、動物健康及福祉、植物健康、植物品種及種子、郊野發展」。

另一方面,自 1948 年起,政府透過「英格蘭及威爾斯農業工資委員會 (the Agricultural Wages Board)」,規定兩地農業從業員的最低工資及基本工作條件水平,及至 1993 年,農業工資規管已成為全國碩果僅存的行業最低工資制度。2013 年,國會通過《企業及規管改革法》,第 72 條完全廢除農業工資委員會。

威爾斯自治政府認為有必要保留境內的農業最低工資制度,因此打算向議會提交一部《農業界(威爾斯)法案》,為威爾斯成立類似於昔日農業工資委員會的「農業諮詢委員會 (the Agricultural Advisory Panel)」;議會亦認為法案完全屬於上文提及的規定立法範圍內,因此議會有立法權限審議及通過該法案。但倫敦政府的總檢察長則認為,法案實質上無關農業,而是屬「僱傭及工業關係 (Employment & Industrial Relations)」的事宜,而此項在《威爾斯政府法》中並無列入授權議會自行立法之類別,因此議會沒有立法權。總檢察長依照《威爾斯政府法》的規定,「提請」最高法院「釋法」。

身兼本港終審庭非常任法官的最高法院院長廖柏嘉勳爵、副院長賀爾勳爵均有參與審理,五名法官一致裁定有關法案屬於議會立法權限之內。判辭認為唯一需要處理的爭議,就是如何正確詮釋《威爾斯政府法》。在總結過往有關自治議會立法權限案件的裁決時,法院強調一些考慮案件的重要原則,包括《威爾斯政府法》具有重大的憲政意義,但這意義本身不足以成為詮釋相關條文時的指引,就這方面而言,《威爾斯政府法》與其他國會立法的詮釋方法並沒有分別;另一方面,由於《威爾斯政府法》的立法目的是要達致一項「憲政安排 (constitutional settlement)」,如果需要確定此法內條文的字義時,參考此立法目的屬正當之舉。

法院亦指出,即使如總檢察長所言,最低工資的法例草案與「僱傭及工業關係」相關,但這一項其實在《威爾斯政府法》中也不算是明文限制議會不獲授權立法的項目。法院更特意強調,《威爾斯政府法》所指的「農業」一詞,並不是艱深到需要「查字典」來找解釋的地步,而在決定農業最低工資規定是否與這項目有關時,也不可能將「農業」解釋為只包括翻土牧養的地步,而應理解為廣義地指涉相關的業界及經濟活動,例如行業相關業務及其他組成元素,這才符合立法程序應以廣泛地處理相關事宜為主旨的原意。

法院也接受威爾斯政府的解釋,即規管最低工資是為了支持及保護威爾斯境內的農業,這亦構成了法案與政策項目之間的有力關係,使法案即使可能同時與經濟或僱傭問題有關,仍然無阻法院將其認定為主要屬農業範疇的立法行為。加上就「僱傭及工業關係」而言,《威爾斯政府法》有其他政策項目明文將涉及「僱傭」的事項剔出可立法範圍外,但反而「農業」部分並未見有此等例外規定,因此可斷定國會無意將農業內的「僱傭關係」問題,視為威爾斯議會立法權限範圍以外。

值得留意的是,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曾經嚴格限制倫敦政府一方提出的部分理據及證據。例如總檢察長曾經想援引部分在威爾斯事務部 (the Welsh Office)、威爾斯自治政府及國會法律顧問之間來往的通訊內容,作為詮釋《威爾斯政府法》的依據,但由於此等通訊從未公開予大眾或者提交至國會程序當中,法官認為,審判過程中考慮此等部門間的秘密通訊,將「不符合國會立法所遵行的透明及公開民主程序 (whol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transparent and open democratic process under which Parliament enacts legislation)」,因此拒予接納;此外,總檢察長亦曾提及威爾斯事務副大臣在《威爾斯政府法案》國會辯論中的聲明指,2006 年修改《威爾斯政府法》的目的不在「『擴大』自治,而是『深化』自治而已 (not to "broaden devolution" but to "deepen" it)」,法院指如此「籠統且含混 (general and ambiguous)」的字句,實在對於詮釋法律無甚幫助。

從本案可見,即使面對「立法主權」此等大事,在一個法治底蘊深厚的國度,爭議各方仍然可以有章有節、有條有理地依法拆解,毋須訴諸民族情感「愛英愛威」凌駕一切,或者「大不列顛情花毒」「威爾斯撚」橫飛,更不會隨意翻箱倒篋抄出陳年書信文牘當成金科玉律。法律問題法律解決,適當運用詮釋規則決定法律語句的含意,這就是香港當下務必認真學習持守的行事方式。

2014年6月19日 星期四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法官愛國白皮書?

原文︰http://wknews.org/node/391

最近一份題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的「白皮書」,將「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都列入「治港者」之列,更將「愛國」視為對治港者的基本政治要求。本地法律專業團體對此反應不一,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嚴辭駁斥,律師會會長則指「白皮書」並未損害本港的司法獨立云云。可能有看倌覺得,這一切爭論不過是中港法界中人對於遣詞用字的斟酌之辯而已,實無太大意義,筆者卻必須指出,這裡帶出的,是一道攸關香港高度自治乃至公民權利的命題,絲毫含混不得。
按照一般理解,社會事務的「治理 (governance / administration)」,主要透過民選的議會訂立相關法律後,交由同樣具民意授權的行政機關執行;司法機關不會參與這種管治程序,而是一旦發生爭議時(無論是在政府與民眾之間、民眾彼此之間,以至不同政府機構之間等),擔當「仲裁者 (adjudicator)」的角色,必要時更可詮釋法律的具體規定,並裁決政府其他機關的政策、措施或法令等本身是否合法。此外,法官只可根據案件雙方在法庭提交的證據及陳述作裁決,而不應受任何外界(以至法院系統內的上級法官)壓力所影響;即使法官的裁決在法律上有錯,亦只應透過法律規定的上訴渠道處理,而不能由其他部門或機構隨意推翻。
因此,說「白皮書」不應將法官列入「治港者」當中,並不是咬文嚼字、吹毛求疵,而是要強調司法體制必須超然於政策制訂與商議過程,專注於解釋法律及仲裁爭議的角色。人們往往會質疑政府的管治行為是否於法有據,而法院這時就正正負責裁定政府的行為合法與否;當政府成為法院訴訟的一方時,法院不會亦不應考慮相關政策是否恰當,或者代替政府決定是否有更好的取代方案,而只能考慮政府的行為是否在法律容許的範圍內,僅此而已。
同樣道理,「愛國」多少涉及個人對於國家的情感,以至政治上的取態,但作為向多元社會負責、要為全體民眾主持公義的法院,本身就應該超越這些感情上以至政治上的個人立場,而只應依照法律、衡量證據,集中精神為案件各方應有的權利與責任作定奪。要求法官「愛國」,很容易就會指向一種危險的推論,即法院必須先考慮某案件的甚麼結果對「國家」較有利,然後循這一方向斷案,甚至凌駕了法律的規定與證據的強弱,以致造成錯判、枉判。
將「愛國」任務委諸司法機關造成的禍害,在歷史上不勝枚舉,美國在二次大戰期間拘禁日裔美籍公民的案件,可視為其一顯例。在戰爭氣氛濃罩之下,美國政府授權軍方大規模遷移太平洋沿岸的日裔公民至內陸州份的集中營,不但損害公民自由,亦使被迫遷者蒙受家當生計全失之虞,而且同樣是敵國後裔,德裔及意裔公民卻未有同樣待遇。儘管如此,美國法院卻幾乎完全聽信政府與軍方所謂「國家安全」的說辭,不接納公民的申訴,裁定美國政府的行為合法。直至八十年代,美國國會及法院先後對被迫遷家庭或其後裔作出補償,並承認有關行動完全不合公義,終使日裔公民們沉冤得雪。
「白皮書」的論述,其實完全扭曲了香港社會對於法院職能以至對於「國家」應有態度的固有理解,一旦實行,更可能危及本港的司法獨立,以至公民透過法院維護公道的權利。香港人對此必須提高警覺,絕不可聽任香港的法治制度受威脅而視若無睹。

2014年5月29日 星期四

【主場博客】四不像的陪審團制度?

原文︰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E5%9B%9B%E4%B8%8D%E5%83%8F%E7%9A%84%E9%99%AA%E5%AF%A9%E5%9C%98%E5%88%B6%E5%BA%A6/

高院審理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件,好不容易等到法官撤銷媒體禁令,不少看倌自然期望能了解更多從庭審透露出來的案件細節,乃至控辯雙方的攻防較勁。但事到如今,分別由雙方重金禮聘到庭的港英刑法翹楚們,卻只能目送陪審團解散,以至連控方何時方能正式開案,大家也心中沒底。恐怕大家只能期望,新選出的陪審員,一能夠健健康康,二不要只顧追星,方能讓準備經年的審訊得以順利展開。
據報章報道,官老爺目送陪審員一個個如釋重負地離開時,不禁說了一句︰「第一次見到陪審員笑 (It’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that jury smile)。」幾可肯定的是,經過許仕仁案的重重波折以後,公眾對於出任陪審員的戒懼心理,恐會有增無減;但我們又不可能否定,陪審團制度在我們目前法制內的重要價值,出任陪審員本身亦可視為貢獻甚大的公共義務。在現時陪審團制度仍然存在的處境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制度呢?它背後的意義又是否與制度的實際運作相匹配?我們有否方法改善制度的安排?
陪審團制度的原意,是將裁定被告是否有罪的權柄,從專業的法官轉移到社會人士手上。不少普通法國家承襲了英國《大憲章 (Magna Carta)》的精神,讓被告有權選擇交由陪審團審判,即所謂「在同儕面前受審的權利 (right to be tried in front of peers)」。在英格蘭與威爾斯的法律下,所有並非由裁判法院 (The Magistrates’ Courts) 按簡易程序處理的案件,均會送交「皇室法院 (Crown Court)」提出公訴 (indictment),並通常由法官會同陪審團審訊;如果某罪行依法可選擇用簡易或者公訴程序處理,被告更有權選擇循公訴程序交由陪審團審訊。例如英格蘭球星 Steven Gerrard 被控毆鬥,該罪最高刑罰為入獄三年,最終由陪審團在五天的審訊後裁定他無罪。
但在香港,只有在高等法院原訟庭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開審的刑事案件,才會安排陪審團參與;莫說是處理大部分刑事案件的裁判法院不會設立陪審團,即使同樣採行公訴程序、最高可判處入獄七年刑罰的區域法院 (The District Court),一樣只由一位法官全權審案,不會召集陪審團到庭。
換言之,在本港刑事庭三層架構下,只有最嚴重、定罪後刑期可能超過七年的案件,才有機會交由陪審團作定奪;而稱得上叫「最嚴重」,就沒可能期望只需一、兩天就審結。事實上,即使是原訟庭較常見、耗時較少的毒品案,五個審訊天基本上是「最低消費」;較嚴重的暴力或性侵犯案件,花上個多兩個星期亦屬等閒事;即使是像許仕仁案般預留了七十天檔期,相比起被控殺夫的 Nancy Kissel 兩度送審,合共花上過百審訊日,甚至是總審期超過一百六十日的「佳寧騙案」,明顯是小巫見大巫。
因此,本地公眾普遍不想被抽中當陪審員,其實不難理解︰一經開審,不能上班、不能上網看案情、不能讀報,甚至連與家人親友交流一下也在禁止之列,即使陪審員會獲發酬勞,試問有多少人會願意過上幾乎要斷絕六親與世隔絕的生活,還要耗時以星期甚至月計?
此外,在香港刑事程序下,選擇審訊法院的權力完全掌握在負責檢控的律政司手上,他們不但有權決定循那一套程序提訴,亦有權選擇將案件放到陪審團面前,或者交到區域法院處理。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的胞妹蔣麗莉曾經被控詐騙,她多次要求將案件交由高院審訊,甚至另開新案狀告律政司和拒絕轉交案件予高院的裁判官,但兩次均被法院駁回,法庭更清楚表示,香港法例下並不存在一項「由陪審團審訊的權利 (there is no right to trial by jury in Hong Kong)」。這是另一個香港與英式陪審團制度截然不同之處。
筆者注意到,有英文傳媒在法院下令解散許仕仁案的陪審團後,用「狼藉 (disarray)」來形容目前案件的狀態;筆者卻認為,真正混亂不堪的,是香港陪審團制度本身的定位。
陪審團制度的價值,本來就在於使刑事被告有權在「同儕 (peers)」面前回應政府的指控,從而確保司法體系的公正,並使刑事程序的運作不致「離地」。果真如此的話,就不應只將最嚴重、最複雜、最耗時的案件留給陪審團,最起碼應將區域法院的公訴案件開放予陪審團參與,這亦有助公眾「由淺入深」,可以犧牲較少時間精力去參與和認識本港的刑事制度,從而提升市民的法治意識。
另一方面,如果當局堅持不將選擇由陪審團審訊視同一項權利,那與其「聊備一格」般在原訟庭保留陪審團,倒不如像南非一樣,乾脆完全取消陪審團制度,起碼讓追星一族不怕為了審案而錯過了與都敏俊的約會吧。

2014年4月23日 星期三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You’ll Never Walk Alone

原文︰http://wknews.org/node/345

筆者不是利物浦隊或者曼城隊的球迷,本打算以中立心態,看一場精彩的榜首大戰。從比賽過程看來,雙方節奏明快,炮製出五個入球,絕對是賞心悅目的演出;但最叫筆者震撼的,卻不是比賽的場面,而是在我身邊一名身穿紅衣、素昧平生球迷的一句話︰「今晚我們必勝,因為我們在場上比對方多出九十六人!」相信不少一直留意英國足球的朋友,都會和筆者一樣,明瞭這個數字的意涵。

筆者身邊不少「利迷」朋友,在對賽曼城大戰將至的日子,他們念茲在茲的,卻不是利物浦隊的奪標形勢如何,而是一句「為九十六人討公道」(Justice for the 96)。連同這場比賽,當天英格蘭所有主要的足球賽事,都一律延遲開球七分鐘,球員們開場前都站立默哀,作為「希斯堡球場慘案」二十五周年的紀念;利物浦隊在比賽中獲勝,隊長謝拉特灑下英雄淚,其表兄弟就是慘案九十六名命喪球場的利物浦球迷當中最年幼的一位,當時只有十歲。

利物浦人一直堅持九十六人沉冤未雪,是因為官方一直將這場球場過於擠擁、釀成人踩人傷亡的慘案,歸咎於所謂「球場鬧事」或者有球迷醉酒行為不端所致,矛頭亦直指向利物浦隊的球迷;當局甚至一度決定對所有受害人進行酒精測試,使受害者家人更感不滿。

儘管在意外四個月後發表的「泰萊法官報告」(Lord Justice Taylor’s Report),批評警方的人群管理是慘劇大量死傷的成因,但同時為九十六人主持死因研訊的死因審裁官,卻劃出一個所謂「三時十五分死線」,要求死因庭陪審團不必理會事件當日三時十五分以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涉及的比賽在下午三時正開球,裁判察覺有意外後於三時零七分中止比賽),陪審團在審裁官的引導下,裁決所有死者均「死於意外」。

在家屬與公眾的持續壓力下,當局在2009年解封「希斯堡球場慘案」的官方檔案,並在翌年組成新的調查委員會。委員會傳召八十四個個人或團體單位,審閱了四十五萬頁文件,當中包括不少之前不見天日的資料,當中甚至證明警方以至救援部門曾刻意竄改供詞。委員會的結論重申,人群管制失誤是意外的主因,且認為利物浦球迷毋須為事件負責;委員會更指,如果救援工作協調得宜,起碼有四十一名死者可能性命得保。

基於委員會的最新結論,檢察總長根據《死因裁判官法》,基於「秉行公義需要」(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的理由,向上訴法院申請推翻全部死因研訊結果,重新進行研訊;上訴庭審視了委員會報告的最新資料,特別指出當日死因審裁官的「三時十五分死線」,可能妨礙陪審團徹底研訊救援工作與死亡關係的事宜,裁定撤銷原來的死因聆訊結論,並下令重新進行研訊。據英國媒體報道,新的聆訊將在利物浦以東的沃靈頓鎮舉行,並已組成新的陪審團,預計需時一年左右。

經年的不懈爭取,總算給九十六人的家屬們帶來新的希望。筆者作為其他球隊的球迷,亦希望藉此機會,向所有一直為還原慘案真相而奮鬥的人士,送上最誠心的祝願︰「爭取公義之路,你們不會獨行,終點已經在望。」

2014年4月9日 星期三

性侵搶劫「重」判十五年 性罪行改革事不宜遲

一名男子被控於去年在大埔一處山坡,性侵犯一名十四歲女生,期間多番使用暴力,包括扯頭髮、將受害人的頭撞向欄杆和地下等,並搶去事主手機及現金等財物;經陪審團裁定被告一項非禮、一項搶劫及一項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名成立,主審法官昨日判刑,其中非禮罪判予控罪最高的十年刑罰,另外兩項控罪的監禁刑罰,部分刑期與非禮罪的十年刑期分期執行,總刑期為監禁十五年。

據傳媒報道,當案件在上月由陪審團裁決後,法官押後案件等候報告,當時已直言案件情節嚴重,將判以不低於非禮罪最高刑罰的十年監禁;最終的刑期亦顯示,法官的確將本案的嚴重程度,定位在非禮罪行中極為惡劣嚴重的一端。據媒體引述的判刑理由,法官不但表明沒有可能找到比本案更嚴重的非禮情節,而且被告的行為,包括用衣服包著手指,對受害者作插入式的侵犯,「實際上與強姦無異」。

值得留意的是,主審法官將被告行徑與強姦類比,甚至認為兩者相差幾希;但以現行法例而言,強姦罪最高可判終身監禁,遠高於非禮罪最高的十年刑期;我們無從猜度法官之言,是否在暗嘆受法律所限,未能對被告課以更重的懲罰,但這宗案件亦再次提醒我們,本港性罪行法例內容與其他普通法地區比較,差距仍然相當明顯;法改會以至律政當局有需要加一把勁,盡快完成本地性罪行法律的檢討。

事實上,在一年多前已經截止的《性罪行檢討》公眾諮詢,其中一個考究議題,正正是現行懲處未經同意 (without consent) 的性罪行的法律,有否不足之處。諮詢文件引述了英國內政部改革性罪行的文件的討論︰
「我們認同其他插入式的侵犯〔那就是非以陽具作出的插入式侵犯〕,對於受害人所造成的影響,可以如同強姦般嚴重,故此不應視作等閒。我們認為涉及猥褻侵犯的現有法律,並不足以處理此等嚴重罪行。這項罪行所涵蓋的行為範圍廣泛,由觸摸至極度駭人的侵犯不等,而現時的十年監禁,對於最惡劣的案件來說,刑罰並不足夠。」
在參考英格蘭和蘇格蘭兩地的法律後,法改會在諮詢文件建議,新加入一項「以插入形式作性侵犯 (sexual assault by penetration)」的罪行,將包含有插入受害人陰道或肛門的罪行,從現行非禮罪(或者將來建議代替非禮的「性侵犯」罪)區別出來,而新罪行的最高刑罰,應該與使用陽具插入受害人的強姦罪看齊,均為終身監禁。

假設將改革後的法律套用至本案,性侵犯行為的嚴重程度,本身已足夠讓法官將事件等同於強姦一般,甚至以同一尺度衡量合適的量刑起點,而毋須像本案一樣,必須將性方面的犯行刑罰定格在十年,再靠其他犯行的量刑分期執行,方可得出十五年的刑期;假設本案被告沒有奪去事主的財物,或者沒有在性侵以外再施以更大的暴力傷害,即使性侵本身可能足已讓被告心靈承受重大創傷,現行法例的處理,卻不容許法官判處一個超出十年的刑罰。

另外,《性罪行檢討》中亦指出了其他像偷拍裙底般,在現行法例下處理得不甚理想的情況。由於較早前終審法院已經在「周諾恆案」以及「陳宥羲案」進一步澄清《公安條例》下「公眾地方擾亂秩序」或者普通法中「違反公眾道德」罪行的一些適用範圍,法改會實在是時候快馬加鞭,盡快提出有關性罪行的法例檢討建議。

2014年3月21日 星期五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保護線人 警官當庭「吃」文件!

原文︰http://wknews.org/node/312

美 國佛羅里達州退休警官 Richard Masten,在一宗藏毒案審訊中奉召作證,但他拒絕應法官的要求提交一份文件,因為怕文件的內容會洩露警方線人的資料,他竟然當庭把文件撕成片片,乾脆就吃進肚子裡!這位警官最終被裁定藐視法庭罪名成立,並要接受感化,但總算與牢獄之災擦身而過。

這裡反映的,是一道永恆的兩難題︰一方面,法院必須確保審訊公平,尤其是根據《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被告應享有了解控罪詳情、有 充分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以及盤問控方證人等權利,或者透過代表律師行使這些權利;另一方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調查和檢控機關往往要依賴知情者舉 報或者提供線索,但他們必會期望當局保密他們的身份,以免遭受報復。這種審訊公平與滅罪需要之間的角力,幾乎天天都在大大小小的刑事法庭上演。

香港通常跟隨普通法案例的原則,即舉報人(即俗稱「線人」)的身份應受保護,不得在公開的法庭上披露;除非法庭確信,揭露舉報人的身份,在證明被告 人清白無辜的問題上,是「需要或者正當 (necessary or right)」的,而在這種兩難局面中,「保障無辜者免受冤屈」的公眾利益,就會凌駕「保密線人身份」的需要之上。所以,除非線人身份的問題對於釐清被告是否清白有很大幫助,否則法庭不能接納任何可能讓線人身份暴露的人證物證。

與此同時,鑑於毒品罪案幾乎絕大部分都要依賴線人提供情報,《危險藥物條例》就進一步限制被告要求透露線人身份的權利。第五十七條規定,除非出現以下兩種例外情況︰
  • 在有關的毒品案審訊中,法庭相信「報料」的線人提供了失實或虛假的陳述;或者
  • 在其他案件中,法庭相信不揭露線人身份,就無法秉行公正,
否則,舉報毒品罪行的線人的身份,在一切案件的證據中,絕對不可提及,甚至要安排將一切文件中可能透露線人身份的文字段落刪去。

換言之,在香港的毒品法例下,如果毒品案被告未能說服法庭,線人提供的「料」當中有不符事實的陳述,即使被告十分需要了解線人姓甚名誰,以至傳召線人上庭對質,也不准以「公平審訊」為理由,提出要知道線人身份的要求。

上訴庭法官在較早前處理一宗毒品案(刑事上訴2012年第354宗)時指出,雖然基於打擊毒販的理由,被告對於線人的身份理應「知得越少越好 (disclosing the minimum necessary to a defendant)」,但法庭必須考慮到一些潛在的「栽贓陷害」可能,例如所謂線人根本就參與勾當之中,甚至自己這邊廂供應毒品到被告手上、那邊廂就報警拘捕對方。

上訴庭因而裁定,上述第五十七條近乎一刀切禁制毒品案被告基於「公平審訊」理由而索取線人身份資料,但其他案件的訴訟各方卻可用這個理由提出類似要 求,這種限制剝奪了被控毒品罪行者的公平審訊權利,所以違憲無效。於是日後無論是否毒品案,上文的普通法規定均會適用,法庭可以在考慮線人身份對於被告抗 辯無罪是否必須後,決定應否公開線人的身份。

2014年3月4日 星期二

出差性戰 Claim 工傷︰澳洲終審裁決

筆者舊文《出差性戰 Claim 工傷?Why Not?》提及澳洲一件趣案,且簡略提及案情如下︰案中僱員受聘用她的公共機構委派,出差到新南威爾斯某鄉郊小鎮,並由僱主部門預訂旅店房間;行程中的一晚,她相約一位居於小鎮的好友,返回旅店房間雲雨,卻不慎被床上方掉落的燈打中受傷。澳洲聯邦法院原訟庭與上訴庭先後判僱員勝訴,有權獲得工傷賠償,保險公司向澳洲聯邦高等法院提出終極上訴。儘管連同行政機制的官司在內,雙方已經連打五仗,但保險公司仍願意負責對方的堂費,因此僱員即使敗訴,亦只會失去賠償金,而無堂費賠至傾家蕩產之虞。

簡單而言,案中適用的澳洲法律,其實與本港以至普通法地區的工傷法律大同小異,就是要求僱主必須為僱員「受僱期間 (in the course of employment)」的受傷而賠償(或者根據勞工法,為員工購買保障該等受傷的勞工保險)。關於出差時受傷的賠償問題,香港法院仍然會沿用英國 Smith v. Stages 一案有關「受僱時間」的指導原則︰「僱員在從事他受僱進行的事務 …… 或任何合理地附隨於該工作 (reasonably incidental to the employment) 的事情」,以及更仔細的六大指引︰
  • 僱員從家中出發上班途中的意外,不算受僱期間,就算上班交通費由僱主負責也是一樣,但如果合約要求僱員要使用僱主提供的交通工具,除非有明確條款排除僱主責任,否則視同受僱期間;
  • 工作時間當中在不同工作地點之間穿梭,或者工作性質需要走動往來(例如抄錶或者見客),視同受僱期間;
  • 工作時間一般以據之出糧的工時計算,就算沒有收取交通津貼,或者僱員有權選擇交通工具及行程時間,仍算作受僱期間;
  • 工作時間當中由居所前往非日常的工作地點,或者因工作性質走動往來,或者前往一緊急現場,視同受僱期間;
  • 受僱期間的行程如果出現偏離或中斷,除非這偏離或中斷是整個行程附帶出現的(例如壞車),相關的偏離或中斷期,不視作受僱期間;
  • 回程的處理,依照與去程同樣的原則。
另外,法庭也可能要考慮,一旦意外發生在具體工作與工作之間的停頓時應適用的規定。香港法院曾經在 Chan Yau Wei 案裁定,工人從「落場」休息到前往用膳期間跌倒,一直身處在僱主酒樓的處所內,整個逗留在酒樓的過程均可視同為附隨於工作。

至於在澳洲,本案雙方在各級法院均大致上圍繞著 Hatzimanolis v. ANI Corporation Limited 案,去論辯當傷者在出差所居住的酒店內性交時受傷,可否視作發生在「受僱期間」。

上訴庭裁定,根據 Hatzimanolis 案的原則,要達到「受僱時期」的法律標準,若僱員本身沒有「嚴重的失當行為 (Gross misconduct)」,則只要證明以下兩者其中一項即可︰
  1. 事故發生的地方,是由於僱主所要求 (require) 或鼓勵 (encourage),以致僱員會身處其中;或者
  2. 僱員受傷時從事的活動,是由僱主所要求或鼓勵。
換言之, 由於事主身處的酒店房間是由僱主提供,基本上已達到第 1 點的要求,而性交固然談不上是 gross misconduct,第 2 點要求亦並非必須,所以是次受傷屬於勞保涵蓋之列。

但高院多數法官的裁決中指出,Hatzimanolis 案的立場並不是旨在讓僱主變相成為僱員的保險公司 (insurer),讓僱員只要身處於公司指定的地方,無論從事甚麼於公務無關的事情而受傷皆可索賠,更不可能將工傷責任這回事再一直延伸下去;多數法官們認為,由於工傷賠償是要規定僱主的責任 (liability),除了考慮僱員受傷時身處的地點或者從事的活動,是否源自僱主的要求或鼓勵,也必須考證一下,僱員受傷的情況,能否對應 (correspond) 僱主的要求或鼓勵;由此路進,Hatzimanolis 案的主旨,是要確定「受傷」、「意外發生背景」和「工作」三者之間的關係。

高院因此裁定,上訴庭錯解了 Hatzimanolis 案的原則,而重新解釋有關原則的正確應用方法︰
  1. 先確定僱員受傷,但不是在實際工作過程當中發生,所以 Hatzimanolis 案原則適用;
  2. 查探受傷背景︰僱員是 1) 正從事一項活動 (engaged in an activity);或者 2) 沒有在從事甚麼活動,而是身處一個地點,而且受傷與該地點相關連 (at and by reference to the place)」;
  3. 如果是 1) 因活動而受傷,活動本身是否由僱主促使 (induce) 或鼓勵?如果是 2) 因身處某地點而受傷且受傷與該地有關連,僱員是否由僱主促使或鼓勵而身處該地?
  4. 只有當第 3 項的任何一個適用問題的答案為「是」,才可確定受傷為「受僱期間」發生。
而沿用這個理解方式,上訴庭以至原訟庭的裁決均有錯,受傷僱員因為床戰而受傷,而這項活動並不因僱主促使或鼓勵而發生,所以不構成工傷賠償的責任。

另外兩位法官則認同上訴庭的裁決,即應該將焦點放在員工受傷的當下,是否仍然在「受僱期間」,而 Hatzimanolis 案已經將「位處僱主促使或鼓勵的地方」裁定為可視作「受僱期間」的其中一項條件,只要僱員當時沒有從事「嚴重的失當行為」,就毋須再多加深究,僱員受傷背景與僱主的指示或鼓勵之間有否關係。

最終,高院以四比二大多數接納保險公司的上訴,裁定當事人無權獲取工傷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