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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3日 星期三

證人強制必須出庭,沒有自由選擇作證與否

原文︰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4214

昨 (13/5) 日就衝擊案進行的程序,是「提堂 (Mention)」,而本案已排期在今年 6 月 22 日作「審前覆核 (Pre-trial Review)」,屆時雙方會確認將在審訊時傳召的證人數目以及所需的審訊日期,以便法庭正式排期開審。一般而言,如果控方確定真的需要傳召某人作供,就會向該人發出傳票,要求該人出庭。
一位證人要等到正式收到傳票的時候,才算是已正式獲得傳召要出庭作供;而控方在提堂階段表示要傳召某人作證,亦不必然代表最終真的會發出傳票傳召,因為控方最終有權基於不同原因而決定不傳召該人,例如其他人證物證已經足夠,或者控方重新檢視後認為該人對控方的案情沒有幫助。
儘管如此,控方通常會考慮傳召曾經在警方調查階段提供口供的人出庭作證,而一旦有人曾經在警署落口供、但控方決定不傳召該人,這份警方口供就會成為控方的 unused materials,控方有責任提供予被告,被告就反而可考慮傳召這人成為辯方的證人。
所以,要決定一個人是否真的將成為證人,關鍵不在控方在提堂階段的陳述,而在於最終發出的證人傳票;而證人是否出庭,亦不是基於其主觀意願,而在於控辯雙方的需要;一旦傳票發出,證人是強制必須出庭,而沒有自由選擇作證與否。

2014年10月12日 星期日

【獨媒文章】準時番工的的背後

原文︰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7134

其實呢,我覺得有啲野又不能太煽情太誇張的。唔好講到好似而家佔領的是一個山區偏遠村落連接外界的唯一道路咁啦。
就算你完全唔 fxxking care 有冇普選而只係有準時返工咁「卑微的願望」,你要滿足呢個願望,其實唔難︰連接各區的道路,冇完全封晒;公共交通,已經陸續開通;你唯一要做的,就係早啲、再早啲、更早啲出門口咁解。
唔好話我講風涼話︰我今個星期開始,係比平時早四十五分鐘出門口。係呀,等小巴條龍真係好長,但平時朝早見到地鐵壞車你都會早啲離開屋企架啦。唔好將瞓多幾個字都上綱上線做「人權」、「自由」。
反過來講,你平日相對而言那種生活的「方便」(甚至我覺得只能算係「習慣」,迫地鐵迫車好方便咩完全唔覺),就係建基於大家對整個社會的管治秩序同既定生活安排的「啞忍」。就好似有啲 post 同圖咁講,生活壓力迫人,你會屌,但你有冇諗過衣食住行的荒謬就係源於管治權力的不公?你唔爭取根本改變,就走去屌那些無可避免「干擾」你日常生活規律的抗爭者,咁咪就係另一個 post 話齋︰慣左在籠中的雀覺得出面飛的鳥有病。
有啲舖頭(唔係做金行藥房凌晨三四點都仲開大燈製造光害那種)的確因為佔路影響生意,所以一直有佔領者主動呼籲大家多幫襯小店;但為一般打工仔而言,所謂「妨礙日常生活」,其實就不過係再早啲起身咁解,你 keep 得住準時返工,連份糧都基本唔會少左。俗啲講句,你所承受的,連條毛都不如呀,你居然好意思鬧出面為左你的真正「人權」而風餐露宿飽受壓力的示威者?

2014年8月21日 星期四

【獨媒文章】政改諮詢質素 遠不及西九

原文︰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5434

政改「五步曲」快將走到第二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排期在八月下旬開會,審議特首梁振英提交的政改報告。報告的主要內容,就是環繞「政改三人組」在去年底推出的諮詢文件,以及公眾回應諮詢文件提交的意見,並且由梁振英總結他對於這些意見的「觀察和總結」。
大體而言,梁特首在諮詢中看到的是,「三人組」在諮詢文件明顯有所傾向的立場,例如所謂「要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基礎上理性務實討論凝聚共識」、「候選人要『愛國愛港』」、「實質提名權」、「維持四大界別」諸如此類,幾乎無一遺漏地獲得「普遍認同」,或者起碼有「主流 / 較多意見認同」;如此一來,他自然可以振振有詞,展現一派「為民請命」的姿態,代表「大多數民意」向中央請命,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落,訂下「安全系數」極高的政改框架,甚至將參選門檻安排至比選委會時期更高。
問題是,當局這些所謂「普遍認同」、「主流認同」或者「多數認同」,是否真的具備客觀公信力呢?誠如有線電視報道,近十二萬五千份意見當中,超過十一萬份是範本或問卷式的意見,例如某一款只載有四條問題、其中一題為「是否認同特首要愛國愛港」的簡單問卷,就已經有二萬四千多份,即某一格式問卷意見,已佔意見總數幾近兩成;有作者更在《明報》撰文分析指,大部分意見均為「動員出來」而產生。如此一來,諮詢結果所呈現出的排山倒海般的「主流意見」,到底是否可信,實在不無疑問。
即使是一般的政策諮詢,當局要是完全不加整理、不作歸納,就將一切意見一古腦兒塞進諮詢工序,繼而點算正反雙方意見數目了事,恐怕也難言是合理的處事態度;尤其政改茲事體大,偏偏官方取態立場幾乎無人不曉,為了取信大眾,更不應該從意見收集到提出結論「一條龍」包辦,而大可考慮起碼將部份分析意見和評議功能,委諸獨立的顧問研究機構處理,並將分析過程公開予市民閱覽,使諮詢程序本身以至結論均更具公信力。
上文提及有線電視的報道,就曾經以時間相近、在收集意見書以外另外安排民調作參照的「強制驗毒」諮詢作例子,顯示當局也有不輕信意見書、且會設法獨立檢視民情的時候;事實上,就在政改諮詢結果公佈前相隔不過數天,一段塵封快將十年的歷史再被重提,更進一步顯示,特區政府在維護諮詢工作質素方面,是何等予人今不如昔之感。
事緣許仕仁與郭氏兄弟被控串謀涉貪案件繼續審理,控方陸續傳召官員證人作供,亦抖出不少許仕仁重返政府任職時的政壇秘辛,其中就包括由許主理的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現稱西九文化區)的發展項目。政府在二零零四年底選定了三份競投西九發展的入圍標書後,開始諮詢公眾對三項標書的意見。正是在這次諮詢後,當局決定取消單一招標的決定,而會要求中標者拆出一半以上商住樓面面積供其他發展商競投。政府在展開諮詢的同時,亦邀請獨立研究機構,負責分析諮詢期間收集得來的公眾意見,及後由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獲政府委派,負責分析民意的工作。
據庭審期間披露的證據指出,行政會議一度對於委託理大公共政策研究所處理西九諮詢有所疑慮,因為理大與其中一個競投西九項目的財團有合作項目,恐怕有利益衝突之嫌;最終由理大公共政策研究所作出書面保證,表明該所在運作上獨立於理大其他單位以外,當局遂落實由理大負責民意分析工作。
此外,曾參與西九工作的多名前官員亦在作供時指出,政府將理大的諮詢分析結果公佈時,將財團名稱以英文代號代替;另外,行政會議也觀察到有跡象顯示,部分參與財團以動員方式鼓勵市民遞交意見書,可能會影響諮詢結果,曾對此表示疑慮。前官員們的供詞亦進一步反映,理大在整理民間意見時留意到,收集回來的三萬三千多張意見卡和數百份書面意見中,曾經出現部分意見卡意見相似,甚至連信封、標籤也相同,於是將這些意見卡標示出來,如果扣除這批意見卡,領先財團的得票下降,但三大財團的排名順序不變。
從這一部分的審訊內容可見,倒是在曾蔭權、許仕仁主政處理西九的年代,行政當局對於諮詢工作質素的關注和敏感程度,尚且遠高於梁振英內閣。曾蔭權時期的行會,不單會留意到需要委聘獨立學術機構監察分析民意收集的工作,更細緻到關注中標的研究機構能否擺脫利益轇轕忠實行事;而獲派分析民意的學術機構,亦小心觀察總結意見文本的質量,並嚴謹檢視有問題的意見卡,確保民意不會被財團動員行為所左右;政府最終也開誠布公地公開理大報告的內容,使公眾可充分監察民意歸納的過程及結論。
西九的經驗顯示,政府完全知道,應當如何在事關重大的決策程序中,妥善收集及整理民意,避免「多數民意」淪為無人相信的笑話。何以今天仍會鬧出政改諮詢的荒誕情節?難道在梁振英眼中,政改的重要性反不如西九?還是政府根本對政改早有結論,所謂「諮詢」只是虛應故事而已?

2014年7月4日 星期五

【獨媒文章】論「梁家軍」成為事實的可能性

原文︰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4133


八十萬人公投、「七一」從日走到夜、「佔中」預演大規模拘捕 …… 特首梁振英在此等背景下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泛民與建制再起衝突實不難預料,惟梁美芬的一番提問,卻成功搶得大眾注意︰「…… 當他們亦面對要癱瘓時,究竟警隊會否可以有額外的一種方法,譬如再吸納一些已退休的Sir或Madam,或者民間亦很多人願意當志願軍,你們可以給他們一些特別的訓練,來特別處理這些群眾運動,令到我們的警隊真的做回他們英勇的工作 ……」梁振英的回答不置可否,不少網民則將這種明顯超越現行軍警建制、另立新部隊的構想,聯想到歷史上具有半官方色彩的武裝建置,例如清代的團練和義和團,乃至二戰前納粹德國的衝鋒隊及黨衛隊等。
當然,這類「志願」部隊真的出現在香港的機率仍然不高,更遑論會接管本來完全屬於警方的職責、去對付「佔中運動」或者和平示威群眾的可能性;但正如不少網上媒體已經指出,政府其實有權動用一件塵封一陣、卻仍未報廢的法律工具,將這近乎天方夜譚的構思變成事實,那就是香港法例第 197 章《基要服務團條例》。
法例於 1949 年底用上兩星期緊急訂立,當時正值中共新政權直取西南、國府行政院緊急撤離成都之亂世,不難想像法例的背景,是基於本港社會形勢緊張、急需安定民情之故,賦予港督特別的權力成立部隊,以應付最基本的政府運作、公共服務及物資分配等。透過此法例成立的部隊,包括輔警、輔助空軍(即現時政府飛行服務隊的前身)、後備消防隊、民安隊及醫療輔助隊等。後備消防隊在一九七五年已經解散,而輔警、飛行服務隊、民安隊及醫療輔助隊,則先後憑藉本身的立法而繼續存在並提供服務。
事實上,民安隊和醫療輔助隊的相關立法,急就章程度幾乎媲美《基要服務團條例》本身,兩條法例就位處殖民地最後歲月中,立法局開快車通過的大堆條例之列;這還不算,當局還在相關立法的政策上「暗渡陳倉」。事緣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保安科曾經向立法局的事務委員會報告指,在訂立了兩支部隊的立法後,《基要服務團條例》「將會成過時而可予廢除」;但到兩條法例在一九九七年四月首二讀時,動議法案的保安司黎慶寧,對於「廢法」一事卻隻字不提,直到兩條法例於六月四日三讀通過也再無相關提議,《基要服務團條例》就此過渡成為特區法律,而黎慶寧亦改換職銜成為保安局局長後繼續效力於政府。到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立法會通過法律適應化修改,將《基要服務團條例》行文用字更新為特區版,進一步明示特區政府將繼續掌握條例下成立新部隊的權力。
值得留意的是,保安科將九七年提出的民安隊及醫療輔助隊立法,是為取代原來依附於《基要服務團條例》的有關法律;但細心比較,民安隊及醫療隊在新法例下享有的權力,固然比《基要服務團條例》更加細緻、具體,和縮窄至集中於緊急救援及醫療服務為主,除此以外,個別隊員享有的權力,亦有別於《基要服務團條例》下行政長官可以授予的權力︰根據後者的第八條,只要團員一經警務處處長以「特定描述或一般描述」作出授權,團員就在保持安寧、防止罪行、拘捕或其他方面享有與警察同等的權力、特權以至免責權等,而民安隊及醫療隊員在新法例下,則可在得到警務處長的書面授權下,享有任何或所有的警察權力。
兩相比較就不難發現,《基要服務團條例》下,團員一經警務處長的授權,就可享有廣泛至與真正的警察根本無異的警察權力,而民安隊及醫療隊立法,則明確規定兩者隊員獲得的警權,可能依隨警務處長的授權而調節減少。由此可見,政府在主權移交前夕沒有依隨本來的立場,立新法而廢《基要服務團條例》,客觀效果不但是在兩支部隊本身已有法可依的同時,保留了累贅重複的法律條文,而且是留下了一條尾巴,讓中共委派的特首,有權通過警務處長的配合,在正規警察及輔警以外,隨時成立一支新的「第三警隊」。
無疑,即使依據《基要服務團條例》,服務範圍只包括附表中提及的項目,理應難以達到梁美芬在答問中所指要由新部隊應付群眾示威的效果;但觀乎現政府汲汲於擴政權削民權的表現,我們實在不難想像,當局會自由操作舞弄附表內的項目意涵,例如將「向公眾傳布資料」(第 5 項)理解為「接管廣播機構」,或者以保持水陸運輸甚至食品物資的運送為理由,將保護全中環所有主要道路的權力委諸新「部隊」,繼而授權「隊員」執行警權以保護道路云云。這時,特首就完全有能力將「部隊」直接置於面對市民大眾的位置,使他們變相成為另一支針對反抗群眾的官方武裝。
加上觀乎梁美芬提及的「志願軍」來源,即退休警員以至「民間人士」,我們真的如此難猜想,一旦「服務團」真的成立,會由哪一些組織的人應召入伍?以目前「佔中」如矢在弦之勢,社會上有甚麼力量、甚麼組織,會熱心應徵成為「保衛社會秩序」的爛頭卒,恐怕已是昭然若揭。
簡言之,前港英保安科不知何故,錯過了廢除《基要服務團條例》的時機,以至給特區時代留下了這一張讓有心政客得以借題發揮、舞弄恐嚇市民的刀刃。筆者其實真心期望,這一篇所提及的一切,除卻歷史的紀錄外,就盡皆是筆者自己這數天睡眠不足、瘋狂臆測所致而已。畢竟,特區政府可動用施行暴政的工具已經太多,我也希望可以少擔心一件事。如果有飽學之士可以用雄辯指出,所謂「志願軍」於法有據,不過是筆者才疏學淺庸人自擾自製恐慌之論,筆者倒是舒懷高興也來不及。

2014年6月12日 星期四

【獨媒文章】法庭速記:長毛申保釋為何被拒又被拒

原文︰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3547

「長毛」梁國雄衝擊「遞補機制」論壇一案,高等法院法官彭偉昌日前裁定梁國雄一項「在公眾聚集中擾亂秩序」罪名撤銷,惟有別於同案四名全部上訴得直的被告,「長毛」仍然被控兩項刑事毀壞及一項「在公眾地方作喳嘩及擾亂秩序行為」罪名成立,三項控罪各判入獄四星期,但同期執行,故總刑期從原審所判的兩個月減為四星期。
「長毛」必須就案件進一步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才有可能申請保釋外出,繼續履行議員的職責;而要申請在案件上訴期間保釋,就必須說服法院,案件具有足可爭辯(arguable)的理據。此外,終審法院的上訴需要先獲得上訴許可(leave to appeal),被告應先向作出相關裁決的彭偉昌法官申請許可;在彭官拒絕後,則可向終審庭再次申請許可。
因此,在高院於六月九日(星期一)宣判後,「長毛」隨即由律師代表,向高院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同時亦申請上訴期間保釋,兩項申請均獲安排於六月十日(星期二)繼續由彭官處理。代表「長毛」的李柱銘資深大律師提出主要的上訴理據,包括控方的「案情陳述(Particulars of Offences)」主要將各被告描述為具有相同目的而「共同行動(joint enterprise)」的同伙,但法官既然裁定其他四名被告的行為不符合「共同行動」的指控,卻又認為「長毛」本人的行為足以構成罪行,這就與控方的案情描述不符,既可能對被告有實質或嚴重的不公平情況,法院有關「共同行動」的裁決原則,亦涉及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法律觀點。
然而,彭官認為李柱銘提出的理據是「設想錯誤(misconceived)」,亦不同意有可爭辯的理由,因此拒絕給予上訴許可。法庭隨即處理有關保釋的申請,並容許梁國雄在沒有律師代表下自行陳詞,「長毛」指出希望履行立法會議員的憲制責任,故申請保釋繼續參與會議工作,但法官亦不同意以立法會公職為理由批准保釋,並裁定「長毛」要繼續還柙。高院法官退庭後,李柱銘向在場百多名支持者解釋法官的裁決及未來的程序,他與「長毛」均獲得旁聽者報以熱烈的掌聲鼓勵。
「長毛」的法律團隊趕緊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及保釋,並獲排期於今日上午由當值常任法官鄧國楨先處理保釋申請。「馬丁」一開首就指出,由於終審庭需時安排三人法官團決定是否批出上訴許可,等到法院處理該申請時,「長毛」很可能已經完全服刑完畢,所以希望法官先批准保釋;他隨即再陳詞指,被告大致沿用在星期二提出的上訴理由,即主要質疑有關「公眾秩序」控罪的定罪理據,並進一步提出,如果「公眾秩序」控罪獲得撤銷,由於「長毛」沒有刑事毀壞罪的前科,法庭很可能毋須維持監禁刑罰而改判緩刑。
但鄧國楨法官不同意「馬丁」的陳詞,並指從案情看來,原審法官是基於刑毀行為過程可能造成人身傷害,因此裁定要判處監禁;此外,他認為從「長毛」的背景看來,法庭無甚可能基於「長毛」不會再觸犯法紀或者其他恩恤理由(mercy)等,而認為值得就兩項刑毀罪行判處緩刑。鄧官最終拒絕保釋申請,並會稍後頒下書面理由。「長毛」則再次由囚車押走。
理論上,「長毛」仍然可以向三人法官團申請保釋,但由於排期需時,而法院亦未必同意「開快車」處理其上訴許可申請,所以幾可肯定的是,「長毛」已經走完法律上申請保釋的所有程序,很可能要完成整個四星期的刑期,錯過立法會內連場關鍵抗爭,就連四年一度的世界盃直播,亦要到四強階段才可觀戰。
據報其律師團將會向懲教署申請安排「長毛」在押解看管下返回立法會開會,但由於這將牽涉甚為複雜的保安安排,特別是可能再衍生紀律部隊人員應否進入立法會範圍的爭議,懲教署實在有理據花上相當時間處理有關申請,還未計算律師團可能會因應懲教署的決定而進一步申請司法覆核,此等程序上的「遠水」,恐仍難以將「長毛」盡快送回會議廳內慷慨陳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