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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4日 星期四

律政司走法律罅干預提名 難脫違法本質

身兼法律界選委的港大法律系首席講師張達明,對於選舉主任裁定候選人無效的決定提出多項質疑,當中包括選舉主任就著參選資格有問題,「不應該向已有既定立場的律政司尋求法律意見」,而應該根據選舉法例,「向比較獨立的提名顧問委員會提出申請,要求該顧問委員會就候選人是否有資格獲提名提供意見」,而且在考慮該獨立提名顧問的意見後,才作出候選人資格的決定。

提名顧問委員會的相關規例,跟那條讓選舉主任拿來「降伏四方」的《立法會條例》第40條(「第40條」)一樣,都是由臨時立法會在1998年首屆立法會選舉前訂立、用以配合選舉的法例,當中規定政府可成立多個「委員會」,成員必須為執業大律師或律師,負責就候選人是否有參選資格的事宜提供意見,而提供意見的對象,可以是準候選人或者選舉主任。

有趣的是,法例訂立時已經規定,所謂「委員會」,每個其實只會有一名成員,但又可以同時成立多個「委員會」;換言之,法例其實是授權成立一個「顧問團」,而每名顧問都以個人身份獨立提供意見,而並非以多人開會討論的方式提供。一般而言,選管會通常只會委任年資較長的大律師或律師擔任提名顧問,例如今屆獲委的六名顧問,全都是有十年以上執業經驗的大律師。

事隔一天,張達明表示從傳媒獲知選舉事務處的回覆,當中引用提名顧問委員會的規例指,「該規例並不授權予提名顧問委員會就《立法會條例》第40條規定的事宜,向選舉主任提供意見」(《選舉管理委員會(提名顧問委員會(立法會))規例》第1(2)(a)條)。言下之意,應該是在嘲笑張達明老師看錯例。

張達明老師真的錯嗎?政府,又真的對嗎?

且讓我們「勿忘初衷」。張老師指控的核心,是選舉主任將攸關候選人對於《基本法》是否擁護、對特區是否效忠的問題,委諸「已有既定立場的律政司」求意見;即使張老師就像他自己大方承認,可能是錯了,頂多就是錯在說選舉主任可以就關於第40條的問題,問提名顧問拿意見(法律上,他們不可以提供),但這同樣不代表律政司就必然是適合提供意見的另一個選擇。

我們可別忘了,就著選舉提名的其他環節,法律上是清楚說明,提供意見的顧問權是在獨立顧問,法律上並沒有轉介問題予律政司考慮的設置。從常識上看,這也明顯不適合,因為一如張老師開宗明義指出,律政司本身就是一個有既定立場的架構,「政治到底」;旨在規管選舉公平的法律,又怎可能預設在選舉過程中,操辦選舉的官員,可以隨意向本身為政治問責官員的律政司拿意見呢?

但如此一來,法例既然不准選舉主任就第40條向獨立顧問拿法律意見,那,出了問題,應該問誰呢?不問律政司,難道問馮驊主席嗎?還是另一位選管會委員陸貽信資深大律師?

其實,答案很簡單︰從上文下理看,第40條,根本沒有拿法律意見的必要。事實上,直到今年炮製出一份「確認書」之前,整個第40條的設計,本來就沒有衍生法律爭議的可能。

嘿,連執業牌也沒有的基層工人,你吹得如此大,還不是在危言聳聽「呃like」?也許是的,但如果讀者們願意不宥於沙紙或者執業資格,可否先看下去,再判斷基層工人的淺陋之言,可能仍有一絲成理之處?

先重溫第40條。一個候選人提名要「有效 (valid)」的條件,就是︰—

1)      繳付按金;
2)      簽署「擁、效」聲明;
3)      簽署居留權聲明;
4)      作出一整份誓言,承諾不會作某些特定行為(即做官或受聘於立法會、被判死刑、被裁定犯叛逆舞弊賄賂或選舉相關罪行、因為其他法例喪失議員資格、受聘於海外政府、成為海外議會成員、參加任何軍隊,或不再與傳統功能界別有密切聯繫)。

第40條當中,沒有再舉出其他可能需要符合才能讓提名有效的條件。條文用字清晰不過,就是要求選舉主任確保候選人在行為上要完成的步驟,就是付按金、簽兩份聲明、作誓言,that’s all。當然有人問︰難道,有人如果發虛假聲明,實質上有其他國籍而去選直選,或者他身份上存有上述不得參選的特定情況,難道選舉主任又沒有權處理嗎?

基層工人的回應是︰如此一來,選舉主任就不是在處理提名是否「有效 (validity)」的問題,而是候選人本身有否資格 (eligibility) 參選,或者應否喪失資格 (disqualification) 的問題。根據《立法會條例》,eligibility和disqualification的問題,是分別在第37條和第39條處理。

如果選舉主任對一個候選人的資格產生質疑,而存疑處是基於候選人的國籍,或者其自身行為有否犯法、有否出任其他公職或海外職務,諸如此類,當選舉主任需要為此而行使向候選人索取更多資料的權力、進而決定候選人的資格時,他實際上處理的,是關於第37或39條,而非第40條的事宜;他為此提出質疑與查證的法律依據,亦應該是第37和39條,而非第40條。而這兩條,是完完全全在提名顧問委員會提供意見的職權範圍之內;而在這種情況下,由獨立顧問而非律政司提供意見,是完全合法而且恰當的。

換個說法,選舉主任要基於準候選人的國籍或行為,而質疑該人能否繼續參選,爭議點 (issues) 是該人「是否某國國民」「有否做過某行為」,而不是準候選人「有否簽署」關於國籍的聲明,或者有關行為的誓章。就著後者,爭議點就只有「簽了還是未簽」,當中並沒甚麼艱深浩瀚的法律或者事實爭議可言。

由此觀之,從前文後理而言,第40條內的「簽署『擁、效』聲明」規定,與同一條文內其他簽署文件或者繳付按金的規定,並無大異之處,這條文放在選舉主任面前的命題,無非就是「簽了沒」;要說選舉主任有權拿基本法和特區中央關係的問題,跟準候選人來一場讀書會般的來鴻去雁,甚至去問律政司拿專業法律意見,首先就必須從《立法會條例》中,找出任何可以將政治見解、主權立場以至忠誠意念,聯繫到參選資格 (eligibility) 以至喪失資格 (disqualification) 的規定,並以此規定作為質疑準候選人的理據。

若然沒有,那麼目前從律政司到選舉主任的所在所為,乃至對於第40條的演繹,基本上是將當中的提名有效規定,擅自分成兩等︰一邊,是一些「行禮如儀」式的規定,是為了協助選舉主任執行其他有關候選人資格的條文(即第37及39條)而設;另一邊,只有一條,卻是威力無邊,候選人依例簽了還未算,選舉主任還以翻箱倒篋般查找候選人過往的貼文言行,再找政治官員律政司司長求意見,然後以一已之念斷定候選人「其實冇簽」。

基層工人深信,如此詮釋攸關立法會選舉的法律條文,是十分荒謬的。

更重要的是,法律不會(亦不應)提供一道縫隙,一方面阻止獨立提名顧問就第40條的事宜提意見,但又賦予了選舉主任一項幾乎無邊無際的查訊和取消候選人資格權力,而行使權力的諮詢對象,居然可以是律政司司長或其下屬。

反之,如果將整個第40條一系列規定,劃一理解為只是協助選舉主任處理候選人提名有效事宜的行政手續,選舉主任只需(亦只有權)用「是非題」的方式,簡易判斷候選人有否完成各項步驟,這就與整部法律的鋪排 —— 包括不授權提名顧問委員會參與提供意見 —— 相當一致,因為我們實在不需要德高望重的資深法律顧問,去判斷候選人付了按金沒、簽了名沒此等「雞毛鴨蒜」的事情;而且,提名顧問的工作相當緊迫,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提供意見的工作,將第40條的事項抽出他們的工作範圍,亦明顯是為了節省時間,讓他們集中處理更繁重、更深奧的eligibility和qualification問題。


因此,從有關提名顧問委員會權力的問題作為切人點,反而更能確切證明,由律政司配合選舉當局發明的「第40條加『確認書』」配方,本身就是違法僭建的設計。

2015年11月11日 星期三

城邦建國文宣,抖出選舉法違憲

油尖旺櫻桃選區 (E09) 候選人中出羊子 # 嘗試使用選舉事務處的免費郵遞政綱服務時,被選舉事務處指其選舉郵件中包含「抵觸《基本法》」的內容而拒絕郵寄。事實上,按照選舉處回覆中出羊子的信件,選舉處除可能拒絕郵遞、再援引選舉法例的規定而全數照收郵資之餘,更可能治他以違反參選時所作的「擁護《基本法》」聲明的罪行,最高可被罰款 5,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

選舉事務處如此審查 (censor) 選舉文宣,真的合法嗎?合憲嗎?

先從作為安排免費郵遞法律依據的《區議會選舉程序規例》第 102 條說起。第 102(2) 條訂明對於使用選舉免費郵遞郵件的限制,即必須︰a) 在香港郵寄;b) 只載有與候選人參選有關選舉相關的物料,以及符合其他有關重量尺寸的限制。換言之,法例下唯一與選舉郵件內容相關的規定,就是這些內容必須「與候選人參選有關選舉相關 (relating only to the candidate's candidature at the election concerned)」。看倌們看到當中有《基本法》三個字嗎?筆者就看不到了。

選舉處的回覆亦有提出另一些說法,例如說「郵政署及選舉事務處 …… 不應協助及推行 [ 令選舉程序被濫用及/或牽涉非法 ] 行為」,而的確,《郵政署條例》第 12 條授權郵政署署長,可以在「有理由相信任何郵包裝載任何在法律上不可藉郵遞寄送的東西,或裝載任何東西而有人已經或正在就該東西或藉著該東西犯或企圖犯任何罪行」的情況下,開啟或延遲處理這些郵包郵件。

選舉處大概是想說,中出羊子這些材料本身已經非法,所以就算選舉法例沒有寫明,不准為候選人郵寄違反《基本法》的東西,但郵政署本來就有截留這類物件的權力;但很明顯,這說法絕不可能成立。目前香港任何人要在本地彼此郵寄一些載有挑戰《基本法》有關領土主權論述的材料,只要不涉煽惑即時明顯的暴力付諸行動,根本沒有任何違法的可能,郵政署絕無任何理據截留郵件妨礙資訊流通。

選舉處唯一可將中出羊子文宣認定為非法的一點,就是它們不是一般的「建國」文字,而是出現在選舉過程,因而違背了他參選時的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聲明,僅此而已。換言之,被指構成「非法」的事由,是建基於候選人自己在參選時聲明擁護《基本法》,但又在選舉宣傳中提出不合於《基本法》的提述。

但如此一來,選舉處在指控文宣「非法」的同時,其實同時確認了文宣內容本身與這份作為參選文件的「擁護聲明」的「關係」了,此所以,選舉處其實變相認同,這堆內容,根本就與中出羊子的參選「相關 (relating)」;亦即是,選舉處反而依法有責任予以投遞給選民!

當然,我們甚至應該進一步尋根究柢,就是選舉處應否有權作如此明張目膽的政治審查,甚或可能如他們自己所言,要用刑事程序追究中出羊子。正如上文所述,文宣不過關的唯一前提,就是文宣內容(連結到中出羊子自己的參選聲明)是「非法」,連帶提出文宣的候選人自己也犯了官非。如此一來,罪行詳情就很可能是︰

「中出羊子,你被控於 2015 年 11 月 22 日進行投票的區議會選舉中,作出明知為虛假的陳述,即明示你本人會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但在選舉期間作出違背《基本法》及聲明內容的行為,即提出不符合《基本法》有關國家領土及主權內容的選舉文宣。」

請告訴我,在 21 世紀,一個國際大都會,一個國際人權法生效並載入憲法的司法區,提出如此這般的刑事訴狀,這,如果也不算是政治罪,那到底甚麼才是?

如果透過一紙所謂「效忠聲明」,就可以將不合於《基本法》論述的選舉政綱或者訴求列為非法,第一個客觀效果,無疑就是將候選人對於主權、領土、憲法的態度,列為能否入場參選的首要篩選考慮;第二個客觀效果,就是迫使候選人自我設限,為了免遭刁難或檢控,而避免提出某些主題的政綱主張,以免誤踏雷區。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一個選舉出現上述兩大效果,它有何可能會符合《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它怎可能沒有侵犯香港公民根據《人權法案》第 15 條所享有的思想自由、第 16 條的表達自由,還有第 21 條的公民選舉及被選舉自由?

大概,中出羊子仍可能敗選,但亦已經有充分理據,提出選舉呈請挑戰選舉結果,甚至從根本上提請司法覆核,要求法院宣告選舉法下要求候選人作效忠聲明的規定,屬於完全違憲,而且嚴重侵犯基本人權。


# 同區其餘候選人有林浩揚及鐘澤暉

2015年2月2日 星期一

【大台法庭劇】第四、五集拆解

綜合而言,首周五集的法庭劇份逐漸減少,第四、五集開始集中交代不同角色的生活經歷。

1. 校車司機被控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

i. 顧名思義,要這項《道路交通條例》第 36 條下的罪名成立,控方一般而言需要證明被告司機的駕駛「危險」,而且如此的駕駛「引致」他人死亡。

ii. 第 36 (4)-(8) 條具體定義了這條罪之下「危險」的定義,即駕駛者的方式,是同時具有兩大元素,即 1) 遠遜於一個合格而謹慎 (competent and careful) 的駕駛人會被期望達到的水平;以及 2) 對一個合格而謹慎的駕駛人而言,被告如此駕駛汽車的方式屬於屬危險,會是顯然易見 (obvious) 的。所以,斷定駕駛行為是否危險的標準,是視乎客觀環境對一個合格而謹慎駕駛者的要求,而唔係依靠司機的主觀意見認為自己是否小心就可以。

iii. 至於點樣斷定「遠遜水平」以及「顯然易見」等,條例規定可以視乎一系列事實因素,包括及不限於車輛狀況、道路情況、車流、被告的認知及身體狀況,以至汽車附載的任何物件等等。

iv. 參考上述法例規定,落到呢件案,如果真係好似劇情咁講,范智毅同任雋燁水平係差不多的話,同樣又係一個點解控方會失策若此的例子︰警方交通部一定有做過現場調查畫埋草圖,如果現場真係放晒直幡,控方冇理由唔知呢個情況;更何況,就算現場視線有問題,法例已經規定,「能夠預期被告知悉的情況」同樣係檢控時需要考慮的因素 (s.36(7) CAP 374),即係就算現場因為掛幡而視野差,據劇情講司機幾熟悉現場,法庭肯定需要判斷,司機有冇在上述路段收油防止行人突然衝出,控方呢方面交白卷,結果當然係送分俾被告。

v. 另一個奇怪之處,做過議辦的人都一定知︰馬路彎位掛幡,坦白講,筆者做議辦時一定唔會,就算掛左都實俾人投訴或者俾巡警干涉;仲有,就當直幡唔係一直放置在現場,去得區院的案件,由意外、到落 charge、到提堂、到 transfer 去區院、再提堂、審前覆核,冇八九個月都起碼四、五個月,邊有可能咁耐都未拆,仲會咁多時間俾辯方拍晒片?一出意外,個議員分分鐘俾對家出橫額鬧佢「草菅人命」佢拿拿聲收埋啦。

vi. 仲有一個小問題,同下文有關,留番下面講。

2. 高院一宗唔知咩刑事案,周梓博同老豆老母旁聽。

i. 表面睇係好小問題︰辯護律師發言要求法庭判被告無罪釋放,然後另一方律師(成個庭得兩個大狀,合理推論係呢個係主控吧)企起身準備發言。咩問題?刑事訴訟法有嚴格規定,除非有特別情況由法庭許可,結案陳詞次序一定係先控後辯,辯方 closing 之後唔可以再由控方發言。箇中道理其實不難理解︰容許辯方「守尾門」,某程度上係有少少傾向於被告,讓佢可以針對指控反駁,相反控方就冇得咁做;但呢種安排的用意,正好就係體現普通法庭審制度下「假定被告無辜」精神的體現,將較重的論證 burden 放在控方身上。

ii. 呢個其實亦同上一宗案件劇情中的「小問題」有關連︰大台劇集就是不願意紮紮實實理解一下刑事訴訟的正確程序,在上一件案,控方任雋燁完成控方舉證,辯方就算無意申請 no case to answer,起碼都應該等法官裁定一下「表面證據成立 (prima facie case established)」,才交由辯方提人證物證吧;不得不承認的是,今次大台的表現可能比以往已經有少許進步,即係以前係基本冇分咩係舉證咩係陳詞,總之律師自由穿插互相疊聲大叫 objection,嘈喧巴閉,今次劇集的律師就明顯收斂,比較似現實的情況,奈何都係搞唔清正確的庭審同發言程序。

3. 周梓博被投訴

i. 第一錯,就係一個唔知咩「委員會」(估計係部門內部的紀律程序)同老廉的調查居然可以縱橫交錯,仲要係由委員會建議老廉唔駛跟進。大佬呀,你估而家係強國由紀委調查之後雙開跟住移送檢察機關咩?在香港,如果公務員同一事件牽涉刑事問題同紀律問題,一定係刑事問題行先,警 / 廉決定係咪開案交律政司檢控,刑事程序走完再將結論交俾紀律方面跟進。

ii. 第二錯,「高級公務員評議會」可以討論公務員紀律事宜的一般政策,但唔係用來討論一般個別紀律處分事件的。

4. 另一個小問題︰四個女仔飯局討論莊思敏飾演的律師衣著事宜,佢返去換衫的地方應該係佢間 firm 唔係 chambers,因為佢係事務律師。

2014年10月12日 星期日

【獨媒文章】準時番工的的背後

原文︰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7134

其實呢,我覺得有啲野又不能太煽情太誇張的。唔好講到好似而家佔領的是一個山區偏遠村落連接外界的唯一道路咁啦。
就算你完全唔 fxxking care 有冇普選而只係有準時返工咁「卑微的願望」,你要滿足呢個願望,其實唔難︰連接各區的道路,冇完全封晒;公共交通,已經陸續開通;你唯一要做的,就係早啲、再早啲、更早啲出門口咁解。
唔好話我講風涼話︰我今個星期開始,係比平時早四十五分鐘出門口。係呀,等小巴條龍真係好長,但平時朝早見到地鐵壞車你都會早啲離開屋企架啦。唔好將瞓多幾個字都上綱上線做「人權」、「自由」。
反過來講,你平日相對而言那種生活的「方便」(甚至我覺得只能算係「習慣」,迫地鐵迫車好方便咩完全唔覺),就係建基於大家對整個社會的管治秩序同既定生活安排的「啞忍」。就好似有啲 post 同圖咁講,生活壓力迫人,你會屌,但你有冇諗過衣食住行的荒謬就係源於管治權力的不公?你唔爭取根本改變,就走去屌那些無可避免「干擾」你日常生活規律的抗爭者,咁咪就係另一個 post 話齋︰慣左在籠中的雀覺得出面飛的鳥有病。
有啲舖頭(唔係做金行藥房凌晨三四點都仲開大燈製造光害那種)的確因為佔路影響生意,所以一直有佔領者主動呼籲大家多幫襯小店;但為一般打工仔而言,所謂「妨礙日常生活」,其實就不過係再早啲起身咁解,你 keep 得住準時返工,連份糧都基本唔會少左。俗啲講句,你所承受的,連條毛都不如呀,你居然好意思鬧出面為左你的真正「人權」而風餐露宿飽受壓力的示威者?

2014年5月31日 星期六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以波喻政改」的謬誤

原文︰http://wknews.org/node/379

政改首階段諮詢完結,民間正蘊釀在六月廿二日舉行「全民投票」表態,政府亦繼續在公關方面連番出招,更找來藝人和行會前任與現任成員等,拍攝短片推銷所謂「普選原則」。筆者作為球迷,近日就被一段由行會成員陳智思以足球比賽為喻、呼籲政改要「有規有矩」的片段所吸引。
片段首先描述一場球賽,藍衫攻方的球員在中場右路引球出擊,欲擺脫黃衫的守衛,卻將球推出界外起碼兩步後帶回場區內推進,黃衫球員不知所措,只能揚手質疑已經出界,藍衫則繼續攻勢並最終射入。黃衫球員大感不滿,更說︰「不依球例,如何踢呢?」然後陳智思就登場循循解說道,普選就好像踢足球要依照球例般,必須「有根有據」、「依法辦事」;他更指,如果普選方案偏離了《基本法》,可能會受到法律挑戰,亦難以得到社會認同,片中則同時以卡通方式,顯示一個球員從界外將球踢入「普選」二字的龍門內,被裁判施以黃牌警告。
據了解,陳智思本人也是精於球藝,更曾擔任立法會議員足球隊的隊長,也許這就是他「以球喻憲」解釋政改的原因。片段侃侃談論「守規矩」,內容卻像是連球例也不甚了了。《足球法例》對於裁判可出示黃牌警告的情況有明文規定,一般包括「欠缺體育精神行為(unsporting behaviour)」、用言行表示不服裁決、持續犯規、拖延比賽、未得裁判許可而擅自出入球場等,但球員從界外將球踢回球場,只要不構成上述的行為,裁判沒有理由會出示黃牌警告,正確的做法是在球出界後,判給對手一個界外球,僅此而已;如果是獲得界外球的一方大腳開出界外球,亦只需改判對手開界外球就可,並無出示黃牌的需要。
這不能不說是很大的諷刺︰本來期望以淺白方式呼籲政改「有規有矩」的廣告,內容卻將「規矩」詮釋得一塌糊塗;但另一方面看來,特區政府出產這種質素的政改廣告,其實又是合理合適之至。畢竟政改討論發展至今,連官員自己也做不到當初呼籲的「在《基本法》的基礎上討論」,不時將明明是政治範圍內的論據,包裝成法律的規定,例如將《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隻字未提的「實質提名權」演繹成金科玉律,又創造出「機構提名」、「整體提名」這些「嶄新」的概念,無非是想將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的設計,硬塞入普選的程序。如此扭曲法律的行為,與廣告片段中拿出黃牌警告從界外踢球者的故事,反倒是「相得益彰」。
與其責怪球員「推波出界」,不如看看這些年來,甚麼「釋法」、「決定」、「五步曲」如何將普選這龍門如何不斷往後搬︰二零零七、二零一二、二零一七 …… 香港人一直循規蹈矩地踢這場爭取民主的比賽,踢足廿多三十年,卻發現自己只能不停帶波向前跑,連「葫蘆頂」在哪也看不到,龍門已經從掃桿埔搬到幾乎越過山頭去了淺水灣;現在好不容易總算瞄準了網窩,卻又有甚麼教練呀專家呀旁述員呀比劃說︰「球例不准遠射,一定要循序漸進入禁區才可起腳」、「不能從兩邊高波傳中,球例規定一定要從中路進禁區」…… 所謂「球例」,已經被無數「權威人士」詮釋到一個地步,連最起碼的尊嚴與威信也蕩然無存。
香港代表隊暫時沒有機會打進世界盃,但香港人是時候代表自己。讓我們把握機會,按照國際上最為人熟悉的一套球例,踢好這場比賽,還香港社會應得的公平制度和管治質素。

2014年5月8日 星期四

「公民提名『推定』條款」—— 向楊、傅二教授討教

港大法學院楊艾文及傅華伶兩位教授撰文提出,政府當局以至法律界對於「公民提名」提出了「錯誤的問題 (wrong question)」,明言當下爭議的性質,不單在「詮釋 (interpretative)」,更是「憲改與立法 (law reform and law making)」,並進而建議另闢蹊徑︰不觸動《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而繼續依循修改附件一的程序,但包含一種「推定條款 (deeming provision)」,即在附件一明文規定,取得一定數目公民提名的人,應「被視為根據第四十五條被提名 (deemed to be nomi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5)」。

楊、傅兩位教授的建議,的確有助擺設第四十五條沒有明言確立「公民提名」的現實困境,避免政改辯論衍生出「按第一百五十九條修憲」的旁支,而兩位法學老師也提供了「推定條款」在現實運用方面的寶貴例證,並論證它可以同時適用於香港及中國的法律習慣,能否實行的關鍵不在於這做法合法與否,而只在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意願而已。

假使「全國人大常委會」最終願意在普選制度設計上保留市民的選擇權利,甚至准許在修改附件一的程序中,用白紙黑字的方式落實「公民提名」,筆者當然樂見其成。然而,對於採用「推定條款」的方法,是否真的在法律上無可爭議之處,筆者卻未必如兩位教授般樂觀;筆者尤感興趣的是,在附件一載入這種「推定條款」,是否真的像教授們所言,不論在普通法還是中國法律體系內,均足以克服、甚至消弭它本身與原有法律不相符 (inconsistent) 之處,而繼續生效?

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先從第四十五條與附件一之間的關係說起。毫無疑問的是,第四十五條與附件一均為整部《基本法》的組成部分,同時由「全國人大」所通過;亦正如兩位教授指出,修改附件一的程序,與修改作為正文的第四十五條是不同的(後者需要採用第一百五十九條的程序)。事實上,兩套程序之別,絕不止於繁簡,更牽涉到法律位階的問題。第四十五條(與其他正文條文)的修改權力,在於「全國人大」;而在「全國人大」通過的附件一條文下,附件一的修改則委諸「全國人大常委會」。

按照大陸《憲法》,「常委會」是「全國人大」的常設機關(第五十七條)、對「全國人大」負責(第六十九條),即使兩個機構可以「分享」立法權(第五十八條),但從國家《憲法》到《立法法》,其實嚴格劃分了兩者的立法權力範圍,部分權力即使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也不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行使的;更何況,根據《憲法》第六十二條,「全國人大」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不適當』的決定」。

此所以,對於兩位教授所指「沒有任何基礎」去說附件一要從屬於《基本法》的正文,筆者反而相信,「全國人大」與「常委會」之間的上下級權力關係,以至附件一的效力權限來源自第四十五條,本身足以構成這種基礎;就這一點而言,或者可嘗試用文章英文版的方式去理解,即可能附件一與第四十五條的從屬方式,不同於行政法規、地方法規規章等之於國家立法的關係,但筆者實在很難想像,「全國人大」在一九九零年通過《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與附件一時,會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空間,在將來附件一的修改中,有權「創造」一些有悖於第四十五條(以至其他條文)的事物,還可以「當作」沒有衝突;而《立法法》第八十五條有關立法不一致的預設,亦未必適切於第四十五條 vs. 附件一的情況︰第八十五條所指的是前後兩部立法條文之間不能調和之處,但第四十五條與附件一是同時出現,很難假定「全國人大」在立法時會容讓附件一有空間,自行製造與正文之間的衝突。

事實上,筆者作為「公民提名」的支持者,即使「全國人大常委會」for the good sake of HK democracy,而將官方認定「違反 (incompatible with)」第四十五條的東西,用「推定條款」安插入附件一,這恐怕是筆者極不願見到的︰今次,是為了民主而無中生有,下次,我們又如何防備「全國人大常委會」用上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倒過來「推定」某種形式提名「視為『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甚至索性將官派特首「視為『選舉』」?畢竟,將事涉公民自由和民主參與的憲法條文,用「當作」合憲的方式處理,還要將這權柄委諸一個獨裁政權,筆者從法律以至政治考慮,實在難言心安。

教授們亦指出,本地法律動用 deeming provision,通常是要處理一些「客觀上不存在」的情況,當作「法律上存在」;套用到「公民提名」的例子,則可理解為循「公民提名」出線的候選人,「客觀上」沒有得到過提委會的提名,但法律上「當作」已經取得。如此說來,其實是否意味,第四十五條沒有提及,但本身根本就不「介意」或者「禁止」提委會以外的提名,於是才有「推定條款」鑽空子的空間?反過來說,如果第四十五條的寫法早就「密不透風」地禁止一切提委會以外的提名操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打算從哪裡找法理依據,來為它的「推定條款」背書呢?

筆者相信,兩位教授鴻文的主題,就是希望為本港的民主政治,設計出防止篩選、保障市民選擇的制度框架,並期望在不觸動修正第四十五條機制的前設下,給「公民提名」打開一道活門;另一方面,筆者至今完全找不到有任何論點,能夠確證《基本法》是旨在限制選民選擇、妨礙選舉的公平的。既然附件一可以提供走往公民提名的合法路徑,那麼,我們何不索性正本清源,直接乾脆地堅持《基本法》高度自治、保障公民權利的立法目的,並堂堂正正地由此詮釋,第四十五條本身就已經打開了通向這條路徑的那扇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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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不少主要觀點,有賴好友黃啟暘先生不吝指導。黃君負笈英倫,先後自諾定咸大學及倫敦大學學院取得法學碩士學位,分別主修刑事司法及公法。謹以拙筆向黃君致賀,祝願黃君順利完成實習,本其專業識見,為更多受壓迫者作不平之鳴。

2014年4月15日 星期二

選舉法修訂 增出錯作弊風險

當局建議修訂與立法會、區議會及村代表選舉程序有關的法例,有關草案於明日首讀,立法會預料會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政府聲稱曾經就法案內容先後三次諮詢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但事實是政府又重施「賣豬肉搭豬頭骨」的慣技︰在去年四月、十月和十一月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只是討論了有關因事故押後選舉兩星期、選民登記相關限期及刑事責任、超級區議會組別選民登記、點票程序安排、因應惡劣天氣延展選舉程序限期等事宜,但條例草案卻添加了不少未經詳細討論的新內容,包括更改委任監票代理人的程序、訂明選舉代理人權限不包括簽署選舉開支申報文件和修訂辦公時間定義等。

筆者認為,當局其中兩項與選舉當日安排有關的建議,尤顯得有欠深思熟慮,很可能增加選舉出現失誤以至作弊的風險。

第一個要討論的,就是有關大點票站點票安排的修訂建議。現時選舉一般採用投票站與點票站二合為一的做法,即同一票站在投票完結後隨即「變身」為點票站,點算選民在同一票站投下的選票;另一方面,部分人口較多的區議會選區,可能會增設一個甚至多個「小投票站」,但這些小投票站不會「變身」,選票會運往鄰近已「變身」的「大點票站」一同點算;此外,在囚人士在「專用投票站」投下的選票,同樣會運往「大點票站」點算。

可以想見,選舉過程務必嚴謹細緻,尤其選票的總數、發出並投入票箱的選票數、未發選票數、廢票數目等,絕不能有任何偏差,以免引起公眾的質疑;此所以,現行選舉法例明確規定,投票站主任必須準確點算所有關於選票的數字,並容許候選人或代理人,可記錄有關的點算資料。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大投票站除了處理本站的選票外,亦要接收小投票站和在囚人士專用站的選票,同時一併接收保管這些票站的選票數字核算資料。

筆者以政黨成員身份參加選舉工作多年,其實相當佩服參與票站運作的公務員︰從選舉日上午五、六時開始已經要協助票站開站工作,近年點票工作屢屢要延續到第二天日間才完成,票站主任和人員不眠不休連續工作二、三十個小時,期間且要全神貫注鬆懈不得,箇中艱辛與壓力可以想像;但血肉之軀,經過一天勞動,錯誤絕對難免亦可體諒,只是點票工作茲事體大,惟有從制度上增設複檢的關卡,盡量防止出錯的機會。

按照現行法例,大點票站的投票站主任,要在點票前先點算本身投票站每個票箱內的選票的數目,及核實發出和未發選票的數目,然後才開始點票;另外,為了保持數目較少的小站選票及在囚人士選票意向的秘密,在大投票站點票前,要先將來自小站及在囚人士專用站的選票混和;有關「混和」程序自兩年前開始進一步修改,規定小站及在囚人士選票只需與大站的其中一個票箱內選票混和,使點票程序加快。

但政府認為,如此一來就不能同時在點票前先點算大站所有票箱內的選票,因為至少一個箱的選票要用作「混和」之用,所以就建議在這次修例,大站主任毋須再先行點算本站各箱的選票數目,整個程序變成︰

  • 先核算來自小站及在囚人士專用站的選票數目;
  • 然後開始點票;
  • 點票完成後,將所有選票總數和大站、小站及在囚人士專用站的選票紀錄比對,以核實選票數目是否相符。
表面看來,新的建議程序減省了票站主任先核點一次本站選票總數的工夫,但缺點亦十分明顯︰一旦票站主任在第一次核算大站的選票時出錯,錯誤就難以在點票前發現,卻要在點票後「對大數」時才會察覺。正如前述,票站主任經過一整天投票工序的辛勞後,出錯其實不難預見;及早核算票數的好處,就是避免將數目上的錯誤帶進點票過程,以免因快得慢,終致又要重核所有數目甚至重新點票。政府的新建議,卻將「對大數」程序推到點票之後,變相增加失誤的風險。

筆者打算討論的第二點,則是完全未在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過的建議︰修改監票代理人的委任程序。現時候選人要委任監察投票及點票代理人,需要先通知選舉當局,一般方法是在選舉前最少七天以書面提交代理人的姓名及個人資料,而代理人就要在選舉當日攜同委任文書到票站確認;要是趕不及在七天前委任,候選人或者選舉代理人就要在投票當日親自將委任通知提交選舉主任或者票站主任。

由於每位候選人能夠委任的監票代理人數目皆有上限,在選舉前及早委任,可以讓選舉當局盡早確認候選人沒有委任過多目的代理人,而且票站亦可預先備存代理人資料,防止代理人冒認或濫用代理人身份作弊的機會;即使選舉當日才委任,候選人要親身提交資料,同樣可降低作弊的風險。

但政府卻建議,今後監票代理人只需在選舉當日攜同簽妥的委任通知文書提交予主任,就可以履行職責。雖然政府說票站人員仍然可以查核有關資料子,但票站人員在投票日要處理的事務本身已經夠多,筆者實在不相信票站人員還有時間處理一堆從未接收、不見於票站紀錄內的新資訊,所以幾可預見,新措施下代理人幾乎只要拿出一紙文書,票站人員根本沒可能細看候選人的簽名有否可疑、代理人名字是男是女,甚至同一候選人是否已委任過多代理人,仍會開門讓代理人自如出入票站。

據筆者的經驗,越來越多助選團成員假借各種各樣名義,例如兒女呀、親戚呀、鄰居朋友呀,托詞要幫助年老選民投票而逕自夾著選民走進投票間,票站人員卻往往懵然不知;一旦代理人委任程序放寬至如斯水平,不難想像票站秩序勢將更難控制,更會有一批又一批「監察投票代理人」幹起「協助選民」的「副業」來,使投票保密、選舉公平名存實亡。

筆者呼籲每位仍對投票權利、選舉公平有期望的讀者,必須密切注意選舉法例修訂的後續發展,尤其要敦促議員,否決政府提出有關大點票站點票程序和監票代理人委任的修例建議。

(筆者曾在多次區議會、立法會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等擔任監察投票及點票代理人,並曾協助多個政黨向黨員介紹選舉活動法例和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