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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4日 星期四

律政司走法律罅干預提名 難脫違法本質

身兼法律界選委的港大法律系首席講師張達明,對於選舉主任裁定候選人無效的決定提出多項質疑,當中包括選舉主任就著參選資格有問題,「不應該向已有既定立場的律政司尋求法律意見」,而應該根據選舉法例,「向比較獨立的提名顧問委員會提出申請,要求該顧問委員會就候選人是否有資格獲提名提供意見」,而且在考慮該獨立提名顧問的意見後,才作出候選人資格的決定。

提名顧問委員會的相關規例,跟那條讓選舉主任拿來「降伏四方」的《立法會條例》第40條(「第40條」)一樣,都是由臨時立法會在1998年首屆立法會選舉前訂立、用以配合選舉的法例,當中規定政府可成立多個「委員會」,成員必須為執業大律師或律師,負責就候選人是否有參選資格的事宜提供意見,而提供意見的對象,可以是準候選人或者選舉主任。

有趣的是,法例訂立時已經規定,所謂「委員會」,每個其實只會有一名成員,但又可以同時成立多個「委員會」;換言之,法例其實是授權成立一個「顧問團」,而每名顧問都以個人身份獨立提供意見,而並非以多人開會討論的方式提供。一般而言,選管會通常只會委任年資較長的大律師或律師擔任提名顧問,例如今屆獲委的六名顧問,全都是有十年以上執業經驗的大律師。

事隔一天,張達明表示從傳媒獲知選舉事務處的回覆,當中引用提名顧問委員會的規例指,「該規例並不授權予提名顧問委員會就《立法會條例》第40條規定的事宜,向選舉主任提供意見」(《選舉管理委員會(提名顧問委員會(立法會))規例》第1(2)(a)條)。言下之意,應該是在嘲笑張達明老師看錯例。

張達明老師真的錯嗎?政府,又真的對嗎?

且讓我們「勿忘初衷」。張老師指控的核心,是選舉主任將攸關候選人對於《基本法》是否擁護、對特區是否效忠的問題,委諸「已有既定立場的律政司」求意見;即使張老師就像他自己大方承認,可能是錯了,頂多就是錯在說選舉主任可以就關於第40條的問題,問提名顧問拿意見(法律上,他們不可以提供),但這同樣不代表律政司就必然是適合提供意見的另一個選擇。

我們可別忘了,就著選舉提名的其他環節,法律上是清楚說明,提供意見的顧問權是在獨立顧問,法律上並沒有轉介問題予律政司考慮的設置。從常識上看,這也明顯不適合,因為一如張老師開宗明義指出,律政司本身就是一個有既定立場的架構,「政治到底」;旨在規管選舉公平的法律,又怎可能預設在選舉過程中,操辦選舉的官員,可以隨意向本身為政治問責官員的律政司拿意見呢?

但如此一來,法例既然不准選舉主任就第40條向獨立顧問拿法律意見,那,出了問題,應該問誰呢?不問律政司,難道問馮驊主席嗎?還是另一位選管會委員陸貽信資深大律師?

其實,答案很簡單︰從上文下理看,第40條,根本沒有拿法律意見的必要。事實上,直到今年炮製出一份「確認書」之前,整個第40條的設計,本來就沒有衍生法律爭議的可能。

嘿,連執業牌也沒有的基層工人,你吹得如此大,還不是在危言聳聽「呃like」?也許是的,但如果讀者們願意不宥於沙紙或者執業資格,可否先看下去,再判斷基層工人的淺陋之言,可能仍有一絲成理之處?

先重溫第40條。一個候選人提名要「有效 (valid)」的條件,就是︰—

1)      繳付按金;
2)      簽署「擁、效」聲明;
3)      簽署居留權聲明;
4)      作出一整份誓言,承諾不會作某些特定行為(即做官或受聘於立法會、被判死刑、被裁定犯叛逆舞弊賄賂或選舉相關罪行、因為其他法例喪失議員資格、受聘於海外政府、成為海外議會成員、參加任何軍隊,或不再與傳統功能界別有密切聯繫)。

第40條當中,沒有再舉出其他可能需要符合才能讓提名有效的條件。條文用字清晰不過,就是要求選舉主任確保候選人在行為上要完成的步驟,就是付按金、簽兩份聲明、作誓言,that’s all。當然有人問︰難道,有人如果發虛假聲明,實質上有其他國籍而去選直選,或者他身份上存有上述不得參選的特定情況,難道選舉主任又沒有權處理嗎?

基層工人的回應是︰如此一來,選舉主任就不是在處理提名是否「有效 (validity)」的問題,而是候選人本身有否資格 (eligibility) 參選,或者應否喪失資格 (disqualification) 的問題。根據《立法會條例》,eligibility和disqualification的問題,是分別在第37條和第39條處理。

如果選舉主任對一個候選人的資格產生質疑,而存疑處是基於候選人的國籍,或者其自身行為有否犯法、有否出任其他公職或海外職務,諸如此類,當選舉主任需要為此而行使向候選人索取更多資料的權力、進而決定候選人的資格時,他實際上處理的,是關於第37或39條,而非第40條的事宜;他為此提出質疑與查證的法律依據,亦應該是第37和39條,而非第40條。而這兩條,是完完全全在提名顧問委員會提供意見的職權範圍之內;而在這種情況下,由獨立顧問而非律政司提供意見,是完全合法而且恰當的。

換個說法,選舉主任要基於準候選人的國籍或行為,而質疑該人能否繼續參選,爭議點 (issues) 是該人「是否某國國民」「有否做過某行為」,而不是準候選人「有否簽署」關於國籍的聲明,或者有關行為的誓章。就著後者,爭議點就只有「簽了還是未簽」,當中並沒甚麼艱深浩瀚的法律或者事實爭議可言。

由此觀之,從前文後理而言,第40條內的「簽署『擁、效』聲明」規定,與同一條文內其他簽署文件或者繳付按金的規定,並無大異之處,這條文放在選舉主任面前的命題,無非就是「簽了沒」;要說選舉主任有權拿基本法和特區中央關係的問題,跟準候選人來一場讀書會般的來鴻去雁,甚至去問律政司拿專業法律意見,首先就必須從《立法會條例》中,找出任何可以將政治見解、主權立場以至忠誠意念,聯繫到參選資格 (eligibility) 以至喪失資格 (disqualification) 的規定,並以此規定作為質疑準候選人的理據。

若然沒有,那麼目前從律政司到選舉主任的所在所為,乃至對於第40條的演繹,基本上是將當中的提名有效規定,擅自分成兩等︰一邊,是一些「行禮如儀」式的規定,是為了協助選舉主任執行其他有關候選人資格的條文(即第37及39條)而設;另一邊,只有一條,卻是威力無邊,候選人依例簽了還未算,選舉主任還以翻箱倒篋般查找候選人過往的貼文言行,再找政治官員律政司司長求意見,然後以一已之念斷定候選人「其實冇簽」。

基層工人深信,如此詮釋攸關立法會選舉的法律條文,是十分荒謬的。

更重要的是,法律不會(亦不應)提供一道縫隙,一方面阻止獨立提名顧問就第40條的事宜提意見,但又賦予了選舉主任一項幾乎無邊無際的查訊和取消候選人資格權力,而行使權力的諮詢對象,居然可以是律政司司長或其下屬。

反之,如果將整個第40條一系列規定,劃一理解為只是協助選舉主任處理候選人提名有效事宜的行政手續,選舉主任只需(亦只有權)用「是非題」的方式,簡易判斷候選人有否完成各項步驟,這就與整部法律的鋪排 —— 包括不授權提名顧問委員會參與提供意見 —— 相當一致,因為我們實在不需要德高望重的資深法律顧問,去判斷候選人付了按金沒、簽了名沒此等「雞毛鴨蒜」的事情;而且,提名顧問的工作相當緊迫,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提供意見的工作,將第40條的事項抽出他們的工作範圍,亦明顯是為了節省時間,讓他們集中處理更繁重、更深奧的eligibility和qualification問題。


因此,從有關提名顧問委員會權力的問題作為切人點,反而更能確切證明,由律政司配合選舉當局發明的「第40條加『確認書』」配方,本身就是違法僭建的設計。

2016年6月16日 星期四

綠化帶司法覆核︰「二階段檢討」的前世今生

教大學生丘家寶在綠化帶改劃司法覆核案中,被法院撤銷覆核許可,主審法官歐陽桂如更勒令申請人要就訟費事宜申辯,意味他即使有法援協助,仍可能要承擔雙方鉅額律師費。筆者必須指出,坊間不少關於案件的報道,只集中在法庭對於申請人的嚴詞批評,卻未有正視其他攸關案情的重要事實。

首先,申請人的訴訟其實仍在進行。正確而言,丘家寶先後就綠化帶事宜,提出了兩宗司法覆核,答辯人分別為城規會及特首會同行會;當前被法院撤銷許可的,是針對城規會的案件,但控告特首會同行會的案件,已經獲得許可,而且案件已排期在今年8月23日起進行兩日的正審。

其次,法院對申請人「濫用程序 (abuse of process)」的批評,並非針對申請人提出訴訟的舉動,而是質疑既然兩宗司法覆核的爭點均是同一項規劃決定,而特首會同行會的決定凌駕於城規會,前者已經需要就案件答辯,那麼繼續針對城規會進行案件,是否仍有必要?申請人一方主張繼續進行,但法院接納政府代表律師的解釋,裁定繼續進行控告城規會的案件,將構成濫用程序,所以必須停止。

就控告城規會一案,政府一方除了提出停止案件的申請外,亦指責申請人在申請許可的階段,沒有披露案情相關的重要資料 (material non-disclosure),致使法院不當地批出許可,要求法庭採取懲罰性措施,撤銷原本已經發出的許可;亦正是由於法庭認定「濫用程序」及「不作披露」兩項指責成立,才會出現要求申請人解釋自己的訴訟行為是否「不恰當 (improper)」,以及應為此等行為承擔案件的律師費。

簡言之,申請人的主要司法覆核理據基礎,是政府決定改劃大埔綠化帶,違背了一項關於綠化地帶規劃的「合理期望 (Legitimate Expectation)」︰申請人以2011-12、2013及2014年的《施政報告》內容,加上政策局的政策文件及局長向立法會的回應等作為基礎,指出政府一直承諾,只有「無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才會用作更改成建屋用途,因此公眾足以合理期望,政府不會出手改劃有植被或者並非荒廢平整的綠化帶;可是當政府展開有關綠化地帶的「第二階段檢討」時,檢討範圍卻擴展至「位處市區或新發展區邊緣、緩衝保育價值較低」的綠化帶,而公眾要直到陳茂波在 2014 年 6 月寫 blog 時,才發現這項足以推翻公眾合理期望的改變。

政府一方則反駁指,從 2011-2014 年間,政府當局根本不下一次,在不同的公開渠道說明,綠化地帶檢討進入第二階段後,就包括不屬於「無植被、荒廢或已平整」分類的綠化地帶,所謂有一項「只改劃『無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的合理期望的說法,並不能成立;政府代表律師更指,申請人刻意在訴訟時不提出符合政府說法的公開資料,正構成不作披露,誤導了法庭,是不公平地取得司法覆核許可。

筆者希望藉以下的圖表,大略列出曾在訴訟時呈堂、由政府不同官員在涉事時期內作出有關綠化地帶改劃事宜的紛紜言論︰


曾蔭權
梁振英


「檢討新界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把失去其原有功能的土地改作房屋發展用途,首階段涉及五十公頃,主要屬於政府土地」
「目前有13幅合共57公頃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適合改作住宅用途 …… 規劃署亦正着手下一階段『綠化地帶』檢討,以釋放更多土地作房屋發展」
「政府也陸續將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用地,及合適的工業用地,改劃作住宅用途」
發展局有關施政報告文件

「…… 積極開拓其他可用土地,包括前石礦場、一些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及已荒廢的農地等 …… 新發展區及改劃『綠化地帶』、農地等措施均觸及現時未開發的土地,會受收地賠償、清拆、業權分散、文物文化及生態保育等問題影響,在時間及規模上都難以確保可與需求互相配合」


「我們會繼續透過多管齊下的方法增加土地供應,包括 …… 檢討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綠化地帶』」



「…… 將規劃署於第一階段『綠化地帶』檢討中建議的13幅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用地改劃作住宅用途。有關用地的改劃工作正陸續展開。而規劃署第二階段的『綠化地帶』檢討亦正在進行中,務求尋找更多具潛質作住宅發展的用地,回應市民對房屋的需求」

(按︰即 UD-3)

「進行第二階段『綠化地帶』檢討,檢視市區和新發展區邊緣較低價值的『綠化地帶』」

(按︰即 UD-2)

「上述提到的『綠化地帶』檢討是第二輪,我們檢視的是在已建設地區邊緣、鄰近現存市區和新市鎮的綠化地帶。這些土地毗鄰交通基建和供水排污配套,雖然有植被但緩衝作用和保育價值相對較低,是都市擴展的一個必然考慮的空間」



「在新界區內面積共約 57 公頃的 13 幅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獲建議改劃作住宅發展,這些用地的改劃程序已逐步展開」
(按︰即 UD-4)


「[范國威議員]憶述,政府當局曾聲稱只會把沒有植被或荒廢的綠化地帶用地改劃作房屋發展用途。他質疑政府當局是否欺騙市民。發展局局長回應時解釋,政府當局在2013年開展第一階段綠化地帶檢討,研究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用地,並已建議把 13 幅該類用地改劃作住宅用途。為了釋放更多用地作房屋發展用途,政府當局進行了第二階段綠化地帶檢討,並已相應地告知市民。第二批綠化地帶用地雖有植被,但緩衝作用相對較少,生態價值亦相對較低。由於該等用地鄰近基建配套設施,如獲社區支持,當局認為該等用地具有良好的潛力改劃作住宅用途。至於有關用地上的樹木,政府當局須按照綠化政策原地保留或在其他用地補償有關損失」
(按︰即 UD-5)


「規劃署完成了第一階段『綠化地帶』檢討,集中處理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 施政報告亦公布下一階段『綠化地帶』檢討工作會即將展開,以釋放更多土地作房屋發展 …… 下一階段的檢討必然是有植被的『綠化地帶』……」

「…… 政府的檢討工作是有序進行的,由第一階段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開始,進展至第二階段檢視位於市區和新發展區邊緣、緩衝及保育價值較低價值的『綠化地帶』,包括接近現有已發展土地或公共道路旁的『綠化地帶』……」

(引文曾作刪節,資料來源︰施政報告網頁、立法會網頁、發展局網頁、政府新聞網)

我們務必注意的是,上述有關綠化帶發展縱橫交錯的陳述,其實橫跨了兩任特首,而只要我們細心觀察,並不難發現以下的變奏歷程︰

  • 「曾朝」最後一份施政報告,雖然也有提及「階段說」,但從上文下理推斷,「首階段」附隨於「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分句之後,這裡的「分階段」應可以理解為分階段檢討「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這可連同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的回覆作解讀,她明言改劃「綠化帶」難以配合土地需求;
  • 曾去梁來,新上任十一天的張炳良局長,仍然將檢討範圍,限定在「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
  • 梁朝首份施政報告宣讀日期延至一月,以致兩年度報告間出現十五個月「空窗期」,新特首語言技藝初露,「下一階段檢討」不再規限於「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之內,而是旨在「釋放更多土地」;
  • 轉折點在 2013 年 10 月回應林健鋒的質詢,在公開政策討論中首次提及次階段目標,是「市區邊緣」、「低價值」的「綠化帶」(值得留意的是,「新發展區邊緣低價值」一詞由林議員發問時主動提出,他作為行會成員,這很大機會是執政聯盟借立會答問之機製造政策逆轉宣示之既成事實);
  • 陳茂波再透過兩篇 blog 文,加上一次新年度施政報告後的立法會 panel 回應,以官方身份宣示政策改變,但奇怪的是,在那份施政報告本身連帶發展局闡釋文件,對此重大改變卻隻字未提。
也許,歐陽法官的抱怨確有道理。如果法庭有機會一併審視所有上述的官方言論,確有可能對於應否批出丘同學的覆核許可,有不同的看法;問題是,政策局就有關問題橫跨兩朝的政策取態,即使說不上是「龍門已搬」,也有頗大的含混其辭之嫌。

第一,在 2011-12 年施政報告中,根本找不到任何將綠化帶檢討階段分為「先是『無荒平』然後是『非無荒平』」的說法,而及後官員的發言亦不符合這理解;到「梁朝」首份施政報告,才算是首次宣示政府有可能在次階段「釋放」更多土地(或者如局方隨後文件所指「物色更多適合」的綠化帶),但這模稜兩可的說法,在下一年度的施政報告(以至局方文件)又再次消失不見,只餘下提及「無荒平」綠化帶改劃的進展交代;

第二,具體地提到綠化帶改劃擴及「邊緣低價值」綠化帶的陳述,主要見諸一項立法會大會質詢、兩篇局長 Blog 文,以及一次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問答,期間牽涉時間不足九個月。除了量的問題,我們更應探究這種政策陳述的「質」︰面對如此具爭議、攸關不同利益衝突考量的政策,行政部門是否應該單憑數個月內幾個時間點的官樣文章公關,就可以逆轉既定的政策方向?法院又是否應該如此輕易地讓行政部門用這番說辭過關呢?

當新聞界已經不斷抱怨政府越來越喜歡深夜出新聞稿、揀人揀報館吹風過料,法院居然可以稱許陳茂波的網誌為「現代化、常用和快速」的公眾連繫方法,甚至將網誌中宣示的政策立場信納為證據,確認某某政策的存在。試問此例一開,我們還可以期望能透過司法覆核,迫使政府管治更公開、更透明嗎?

從上文所見,筆者由衷地相信,歐陽法官起碼在兩方面的事實裁定,是錯誤的︰其一,將相關政策的時間線撥回 2011 年 10 月的施政報告,當時並沒有一項「明確預示 (clearly anticipating)」會在次階段檢討擴至其他綠化帶的政策宣示(No.2 判辭第 42 段);其二,即使將政府認為有利其立場的文件包括在內,並不必然推翻申請人所指、政府確有改變政策的說法(No. 1 判辭第 40、42段),只是改變時間可能要從 2014 年 7 月的 Blog 再往前推,返回 2013 年 10 月的質詢回覆。

但無論如何,綜合所有的政策聲明也好、隨筆胡謅也罷,筆者並不能認同歐陽法官所指,必須以撤回覆核許可的方式來應對申請人遺漏資料的行為;反之,從政策爭議的角度而言,某些資料是否相關 (relevance)、它們能否支持任何一方關於有否「合理期望」存在的立場,這些問題全都大有繼續在實質聆訊中讓雙方爭辯的價值;更何況,觀乎當局在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7 月期間,在綠化帶問題上語焉不詳、依靠非正統渠道發放訊息的表現,法官將未能及時考慮所有資料的責任完全推給申請人,亦不見得公道。

事實上,申請人是在 2015 年 9 月 4 日,將加入新資料的司法覆核申請文件 (Form 86) 送交法庭,歐陽法官則在 2015 年 10 月 7 日首次閱讀文件,並在 10 月 14 日決定基於文件而批出司法覆核許可,沒有就許可申請聽取政府陳詞;另一邊廂,特首會同行會在知悉大埔綠化帶已有司法覆核申請的情況下,堅持在 9 月 8 日通過修訂綠化帶的大綱圖,間接導致申請人需要另開一案。

近年來,政府每每傾向在司法覆核申請許可的階段,已經委派律師介入反對批出許可,將本屬單方面 (ex-parte) 性質的許可申請變成各方聆訊 (inter-partes),亦使覆核申請人在案件初期已面對鉅額訟費的壓力。

這一次,政府明明知道已有許可申請,卻不用申請各方聆訊的慣技,反而逕行將爭議中的規劃申請交付行會,變相使原案件即使批出許可也難以進展;另一方面,由於案件仍處於單方面階段,披露資料及最新進展的責任,則大幅度傾斜向作為申請者、但手頭資源明明相對有限的一方。

坦白說,筆者從中實在嗅出濃烈的「請君入甕」的味道。財雄勢大的政府及律師團,又一次成功運用程序與 formalities,躲在 Whitebook 案例背後,設計出更新款的訴訟陷阱,誘使挑戰衙門的小市民纏身當中。

2015年6月10日 星期三

肥佬黎「捐款門」︰立會調查結論

由親共報章於去年七月掀起的「黎智英黑金輸送泛民」攻勢,經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調查後,今日發表調查報告。四建制三泛民(葉國謙任主席,劉慧卿任副主席)組成的委員會結論認為,針對梁家傑及毛孟靜的投訴不成立,而對於涂謹申的投訴,則基於委員意見分歧,未能得出結論,而不會再作跟進。另一方面,對於李卓人及梁國雄的投訴,就仍在委員會處理調查當中。

事緣去年七月下旬,《東方》、《星島》、《文匯》、《大公》以至《明報》等,連番引用署名為「壹傳媒股民」人士的「爆料」,繼而由愛字頭及網民接力,引用報道向立法會展開投訴攻勢,再由五名工聯會議員(另一名工聯會議員,即近日人氣急升的陳婉嫻,本身為監察委員會成員)出面提呈書面投訴。經委員會確定後,三名議員被指控的「罪名」如下︰

梁家傑︰被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收取肥佬黎三十萬元,而未有按規定申報登記;

毛孟靜︰被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收取肥佬黎五十萬元,而未有按規定申報登記;及

涂謹申︰被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收取肥佬黎五十萬元,而未有按規定申報登記。

委員會亦進一步確定,針對三人投訴所指涉應予申報的利益,是指議員應就立法會選舉中為應付選舉開支而獲得的捐贈,以及在議員任內來自任何人士或組織的財政贊助,議員並應在申報中說明這項贊助是直接或者間接付予議員或配偶,或者給予議員或配偶的實益實利等。

就投訴不成立的梁家傑及毛孟靜,委員會接納兩人的解釋,即就梁家傑而言,他一直只是以受託人身份,代表真普選聯盟(「真普聯」)開立一個與鄭宇碩聯名的戶口,以便處理真普聯的財政,而當中提存款項的收益,並非由他個人獲得,而且沒有證據顯示他曾經以個人身份收取來自黎智英的款項;至於毛孟靜曾否獲得黎智英或其助手 Mark Simon 的捐款作選舉用途,毛孟靜重申她在選舉當中所獲得的捐贈,就只有公民黨捐贈的現金八萬八千多元、公民黨所贈價值約四十五萬元的服務,以及來自其丈夫 Philip Bowring 的五十萬元捐贈,毛孟靜更進一步提供資料說明指,該等現金是出售黃金、外匯等投資收入所得,而並非由第三者經其丈夫贈予。

另外,委員會曾經要求梁家傑進一步證實,由其名下戶口出納予真普聯的款項中,有否包括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梁家傑以真普聯未有授權他披露公開捐款人身份為理由,拒絕證實三十萬元捐款的來源,而只願意提供真普聯於二零一三年七月收取一筆三十萬元款項的本票副本予委員會。

至於針對涂謹申的投訴,涂謹申在事發後主動致函委員會時表示,曾經向選舉事務處更新二零一二年立法會選舉期間的選舉捐贈資料,但因疏忽而未有及時更新立法會內的申報紀錄;涂謹申辯稱,從沒有收取過來自黎智英的五十萬元,而選舉開支申報已經列出一切捐贈的來源,包括約十五萬來自民主黨的現金捐贈、價值三十七萬多的民主黨服務及貨品,以及約值十一萬元的貸款免息等。民主黨亦透過函件確認,涂謹申所獲來自民主黨的捐贈,並不包括任何指定給予涂的捐款。

涂謹申又回應一封由報章流出、據指是於二零一二年五月發出的電郵,當中有所謂將五十萬元 "For James" 的提述,涂指沒有證據顯示 James 就是他,而且電郵內容可疑,就算不是造假也可能構成「多重傳聞引述 (multiple hearsay)」,不足採信。

經委員會要求,涂謹申在今年初提交了涉事時期的銀行資料,包括月結單等。委員會確認當中並沒有任何存入五十萬元現金的單一交易紀錄,此外,委員會亦確認涂「採取合作態度」,但部分委員要求涂交出由黎智英書面簽立的聲明,確認沒有在二零一二年四月直接或間接捐款予涂。

涂謹申以相關法律程序未完成為理由,拒絕就此接觸黎智英,委員會到這階段出現分歧︰一方面認為必須獲得黎智英書面或者親身作證確認沒有捐款,才能就事件下結論;另一方面則認為,從多方資料看來,根本沒有資料可以證明涂謹申曾經收下款項,繼續調查對涂並不公平。經表決後,繼續調查的議案以三比三打和,主席葉國謙按《議事規則》投反對,所以調查以沒有結論、不作跟進作結。

建制派一直言之鑿鑿宣稱,泛民議員收取「肥佬黎」款項,並在去年初立法會辯論「新聞自由」時提及《蘋果》而沒有「申報利益」云云,但即使是以建制派佔多數的監察委員會,也完全沒有針對這項指責留下片言隻字,相信是由於委員會根本連議員「收錢」這一點也不能確立,自然無從跟進處理所謂辯論新聞自由與個人利益的衝突問題。

另外,從調查報告行文及結論所見,對於投訴不成立的梁家傑及毛孟靜,委員會自從去年八月取得來自被投訴議員提交的資料(或進一步資料)以後,基本上已經沒有再作進一步查證或索取資料,但調查結論仍等到近十個月後才連同涂謹申的調查結果一併公開。委員會在處理投訴不成立個案中有否不恰當的延誤,實應由委員會進一步向公眾解釋。

此外,從報告反映部分委員會成員(估計應為建制派議員)的取態,對於投訴指控中尚未有證據加以證實的關鍵事項(例如個別議員有否實質收取個人利益),即使被投訴者已經「合作」地提交不少性質敏感的個人資料協助委員會,這些議員往往傾向要求當事人提供事實並不存在的進一步「證明」,而非依照委員會的《程序》規定,向投訴人要求進一步資料確證投訴的真確性,這多少有將舉證責任從投訴者轉移到被投訴者身上,要求他們自證清白,未必符合法治社會對於程序公義的要求。

據了解,委員會將繼續跟進餘下有關李卓人及梁國雄的投訴個案,並可能會要求黎智英出席會議作供。

2015年6月6日 星期六

《基本法》是垃圾?雞肋?武器?還是聖諭?

說來也不無諷刺。就在大學生焚燒《基本法》的同一天下午,立法會反東北示威案宣判,被告在審訊期間帶出的其中一個爭議點,正是立法會自行訂立用以規範立法會範圍內秩序、並成為兩名被告獲罪理由的行政指令,本身有否侵害被告依照《基本法》有權享有的表達和集會自由;到第二天,高院則裁定不受理梁麗幗就政改方案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而案中雙方借《基本法》你攻我防,自是明顯不過。

連日來,即使同是汲汲於抵抗中共侵凌、力求維護香港自治的一方,看來也衍生出對於《基本法》南轅北轍的兩套理解,法律專業者呼籲我們不要「燒掉我們的武器」以致沒法戰鬥,學生們則反指「焚法」意義在於控訴破壞法治的真正元兇,是中共而非香港人民,並期望打開香港人民重訂憲法的討論。但在筆者看來,戰線同一方兩端的見解,並非全然不可調和,更重要的是,這次「焚法」之爭,其實無非是一個警示,在這個建制勢力無日不在既存法統上添磚加瓦僭建規則的時刻,公民社會再不能繼續「猶抱琵琶半遮臉」。建立民間制憲共識抗衡官方進逼,已經刻不容緩。

毫無疑問,就在社會各方撕裂角力的同時,公民社會亦一直拿著《基本法》與政府、與建制打法律戰,而政改開打、「雨傘張開」的近一年來,更幾乎演變成逐字逐條的巷戰一般,小至慈母施暴濫權,大至特首選舉理應遵循的原則,都離不開主張《基本法》條文作為本方的依據;但細緻一點去看,與其說我方是主張《基本法》,不如說我們是在堅持主張《基本法》對於基本法治原則與人權保障在主權移交後「維持不變」的保證,尤其是確定原有普通法、衡平法與成立法繼續有效延續的第八條,確認各種公民權利自由的第二十四到第三十八條,當然更少不了確認國際人權法繼續適用於香港的第三十九條。

就算爭議不是直接牽涉《基本法》條文,而是質疑執法部門行事過程有否侵奪民權,或者要求嚴格維護審訊或公權力執行程序的公平正義,這些訴求的基礎,當然同樣見諸《基本法》關於公平審判、規範行政部門權限,以及保障公民有權提出程序聲稱救濟保護的規定。

但就上述攸關公法及民權的爭議而言,這些權利或者限制公權力的原則,卻並非由《基本法》所創,而是遠在港英時期已經通過案例與立法而積累而成。《基本法》根本談不上是這些權利與原則的「賦予者」。正確而言,是在主權移交既成事實,但受影響人民沒有機會就新法統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參與決定的情況下,新統治者為了穩定人心,在新管治秩序下用文字方式,給「維持現狀」予以最最基本的、無可再低級別的保證而已。

換言之,任何人就算以《基本法》及其法統的捍衛者自居,他們也絕無資格聲稱「要不是 (but for) 基本法,你們甚麼權利也沒有」。算了吧,就在這些基本人權獲世界普遍確認為人皆應有的時候,中共連政權也未到手唄;說白一點,《基本法》承認香港市民的自由與法治權利,不過是一部先天不足的「憲法」「黐金糠」扮文明而已。

社會要運作,爭議要解決,人民姑且容讓新「憲法」介入,沿用既有規則協助釐清官民之間的權限,卻不代表人民就事必全盤接受新憲的規範,特別是攸關在英殖時期尚未完成建設的部分:政府產生及政策秩序。《基本法》在這部份,基本上只是用「期票」方式容後改善處理,但所謂改革的方式、程序、落實條件等,已經被中央單方面篡改到一個難以操作的程度。

更離譜的是,香港人作為整套程序的直接受眾,想依據《基本法》啟動修正的難度,幾如登天,世間上恐怕難有一部人為法律,其不容挑戰、不得質疑、不可修訂的「超穩定」程度可望《基本法》項背,它甚至差不多已到達「神諭」級數。當如斯局面已持續十八年,人民到達忍無可忍的程度,提出另訂新憲,其實並無不當。

當然,潮流興「莫忘初衷」,當民間嘗試從百家爭鳴中蘊釀憲政共識時,千萬提防將《基本法》保留下來的權利與法治保障一併放棄;《基本法》中唯一僅餘值得保留的部分,恰恰是無論我們以殖民地、特區、城邦、獨立國還是任何其他形態卓立於世,都必不可少而存在已久的立命之本,它們絕非產源自《基本法》,亦毋須必得仰附於《基本法》才得以存續。

弄清楚我們可以從甚麼途徑擷取所需的「兵器」,這對於聲討偽法統、訂民間新憲的進程而言,不但沒有矛盾,更是相輔相成。

2015年5月13日 星期三

證人強制必須出庭,沒有自由選擇作證與否

原文︰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4214

昨 (13/5) 日就衝擊案進行的程序,是「提堂 (Mention)」,而本案已排期在今年 6 月 22 日作「審前覆核 (Pre-trial Review)」,屆時雙方會確認將在審訊時傳召的證人數目以及所需的審訊日期,以便法庭正式排期開審。一般而言,如果控方確定真的需要傳召某人作供,就會向該人發出傳票,要求該人出庭。
一位證人要等到正式收到傳票的時候,才算是已正式獲得傳召要出庭作供;而控方在提堂階段表示要傳召某人作證,亦不必然代表最終真的會發出傳票傳召,因為控方最終有權基於不同原因而決定不傳召該人,例如其他人證物證已經足夠,或者控方重新檢視後認為該人對控方的案情沒有幫助。
儘管如此,控方通常會考慮傳召曾經在警方調查階段提供口供的人出庭作證,而一旦有人曾經在警署落口供、但控方決定不傳召該人,這份警方口供就會成為控方的 unused materials,控方有責任提供予被告,被告就反而可考慮傳召這人成為辯方的證人。
所以,要決定一個人是否真的將成為證人,關鍵不在控方在提堂階段的陳述,而在於最終發出的證人傳票;而證人是否出庭,亦不是基於其主觀意願,而在於控辯雙方的需要;一旦傳票發出,證人是強制必須出庭,而沒有自由選擇作證與否。

2014年8月21日 星期四

【獨媒文章】政改諮詢質素 遠不及西九

原文︰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5434

政改「五步曲」快將走到第二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排期在八月下旬開會,審議特首梁振英提交的政改報告。報告的主要內容,就是環繞「政改三人組」在去年底推出的諮詢文件,以及公眾回應諮詢文件提交的意見,並且由梁振英總結他對於這些意見的「觀察和總結」。
大體而言,梁特首在諮詢中看到的是,「三人組」在諮詢文件明顯有所傾向的立場,例如所謂「要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基礎上理性務實討論凝聚共識」、「候選人要『愛國愛港』」、「實質提名權」、「維持四大界別」諸如此類,幾乎無一遺漏地獲得「普遍認同」,或者起碼有「主流 / 較多意見認同」;如此一來,他自然可以振振有詞,展現一派「為民請命」的姿態,代表「大多數民意」向中央請命,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落,訂下「安全系數」極高的政改框架,甚至將參選門檻安排至比選委會時期更高。
問題是,當局這些所謂「普遍認同」、「主流認同」或者「多數認同」,是否真的具備客觀公信力呢?誠如有線電視報道,近十二萬五千份意見當中,超過十一萬份是範本或問卷式的意見,例如某一款只載有四條問題、其中一題為「是否認同特首要愛國愛港」的簡單問卷,就已經有二萬四千多份,即某一格式問卷意見,已佔意見總數幾近兩成;有作者更在《明報》撰文分析指,大部分意見均為「動員出來」而產生。如此一來,諮詢結果所呈現出的排山倒海般的「主流意見」,到底是否可信,實在不無疑問。
即使是一般的政策諮詢,當局要是完全不加整理、不作歸納,就將一切意見一古腦兒塞進諮詢工序,繼而點算正反雙方意見數目了事,恐怕也難言是合理的處事態度;尤其政改茲事體大,偏偏官方取態立場幾乎無人不曉,為了取信大眾,更不應該從意見收集到提出結論「一條龍」包辦,而大可考慮起碼將部份分析意見和評議功能,委諸獨立的顧問研究機構處理,並將分析過程公開予市民閱覽,使諮詢程序本身以至結論均更具公信力。
上文提及有線電視的報道,就曾經以時間相近、在收集意見書以外另外安排民調作參照的「強制驗毒」諮詢作例子,顯示當局也有不輕信意見書、且會設法獨立檢視民情的時候;事實上,就在政改諮詢結果公佈前相隔不過數天,一段塵封快將十年的歷史再被重提,更進一步顯示,特區政府在維護諮詢工作質素方面,是何等予人今不如昔之感。
事緣許仕仁與郭氏兄弟被控串謀涉貪案件繼續審理,控方陸續傳召官員證人作供,亦抖出不少許仕仁重返政府任職時的政壇秘辛,其中就包括由許主理的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現稱西九文化區)的發展項目。政府在二零零四年底選定了三份競投西九發展的入圍標書後,開始諮詢公眾對三項標書的意見。正是在這次諮詢後,當局決定取消單一招標的決定,而會要求中標者拆出一半以上商住樓面面積供其他發展商競投。政府在展開諮詢的同時,亦邀請獨立研究機構,負責分析諮詢期間收集得來的公眾意見,及後由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獲政府委派,負責分析民意的工作。
據庭審期間披露的證據指出,行政會議一度對於委託理大公共政策研究所處理西九諮詢有所疑慮,因為理大與其中一個競投西九項目的財團有合作項目,恐怕有利益衝突之嫌;最終由理大公共政策研究所作出書面保證,表明該所在運作上獨立於理大其他單位以外,當局遂落實由理大負責民意分析工作。
此外,曾參與西九工作的多名前官員亦在作供時指出,政府將理大的諮詢分析結果公佈時,將財團名稱以英文代號代替;另外,行政會議也觀察到有跡象顯示,部分參與財團以動員方式鼓勵市民遞交意見書,可能會影響諮詢結果,曾對此表示疑慮。前官員們的供詞亦進一步反映,理大在整理民間意見時留意到,收集回來的三萬三千多張意見卡和數百份書面意見中,曾經出現部分意見卡意見相似,甚至連信封、標籤也相同,於是將這些意見卡標示出來,如果扣除這批意見卡,領先財團的得票下降,但三大財團的排名順序不變。
從這一部分的審訊內容可見,倒是在曾蔭權、許仕仁主政處理西九的年代,行政當局對於諮詢工作質素的關注和敏感程度,尚且遠高於梁振英內閣。曾蔭權時期的行會,不單會留意到需要委聘獨立學術機構監察分析民意收集的工作,更細緻到關注中標的研究機構能否擺脫利益轇轕忠實行事;而獲派分析民意的學術機構,亦小心觀察總結意見文本的質量,並嚴謹檢視有問題的意見卡,確保民意不會被財團動員行為所左右;政府最終也開誠布公地公開理大報告的內容,使公眾可充分監察民意歸納的過程及結論。
西九的經驗顯示,政府完全知道,應當如何在事關重大的決策程序中,妥善收集及整理民意,避免「多數民意」淪為無人相信的笑話。何以今天仍會鬧出政改諮詢的荒誕情節?難道在梁振英眼中,政改的重要性反不如西九?還是政府根本對政改早有結論,所謂「諮詢」只是虛應故事而已?

2014年7月22日 星期二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賣現樓唔准睇樓?傻的嗎?

原文︰http://wknews.org/node/422

長實推售大埔「嵐山第 I 期」樓盤,要求準買家先簽署一份「無參觀同意書」,變相主動放棄「睇樓權」,才有資格參與售樓抽籤。儘管負責監察新住宅樓盤買賣的銷售監管局高調聲明長實的做法有違法之嫌,但發展商在媒體鎂光燈下態度仍然強硬,不但堅持自己沒有犯法,更反指爭議是監管局「誤會一場」所致。
猶記得約4、5年前,樓市從2008年金融海嘯的低谷反彈,炒家、買家爭相入市再成風尚。由於不少新盤已經建成現樓發售,因此毋須依照未建成樓宇的預售樓花規定,提供示範單位讓準買家參觀;但當時有傳媒揭發,即使是已建成的現樓,買家也不獲發展商安排參觀現樓,只能前往發展商草草搭建的所謂「示範單位」走馬看花一番,就要匆匆下人生最重大的決定;即使有現樓可看,發展商還是會重重設限,例如有的會規定一眾準買家只可集中某段時間「睇樓」,數十名買家代理就一哄而入那數百呎的單位內,製造催迫買家「上車」的效果;亦有「睇樓」人士想拿出工具為單位「度尺」時,被現場職員阻止。
當局曾經要求地產業界自行訂立守則,由發展商基於自律精神,自行便利買家「睇樓」,但由於成效不彰,終使政府在2012年立法制訂《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並由去年起透過專門的銷售監管局,執行有關法例。根據《條例》第44條,如果項目已經落成,發售一方在發售予買家前,必須開放物業予買方參觀;如有違反,則屬於刑事罪行,賣方可被罰款50萬元。另外,條文亦訂明了賣方可獲寬免毋須安排「睇樓」的條件。首先,必須是由於安排有關單位供買方參觀,「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此外,賣方仍有責任安排「相若」的單位讓買方參觀,或者如果連安排「相若」單位也不「合理地切實可行」,方可由買方書面同意放棄參觀「相若」的單位。
值得留意的是,法例使用的詞語是「合理 (reasonableness)」,這字彙在一般的法律語境中,是指判斷某事物的標準,是按照「客觀 (objective)」的原則,而不是單由當事人的「主觀(subjective)」概念,去決定某事物算不算「合理」。以售樓為例,如果因為賣方不安排「睇樓」出現爭議,對於樓盤情況是否不能「切實可行」地安排「睇樓」,並不是單憑發展商或者買方的主觀意見就能決定,而是很可能需要交由法庭,衡量所有事實證據後,並依照坊間對於「合理」的普遍準則,去裁定樓盤的狀況,是否屬於不能「切實可行」地安排參觀的情形。
筆者預計,法庭起碼會考慮《條例》旨在保障買樓人士知情權的立法原意,以及賣方完全可以調控售樓日期等事實。法例的明顯意涵,就是要發展商必須盡可能讓樓盤處於一個使買家可以安全及方便地行使「睇樓權」的狀態,然後才開始發售單位;至於如果因為賣方的安排(無論是刻意還是無心),以致買方根本不可能在交易完成前先有參觀單位的機會,賣方能否引用法例當中「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理由來抗辯,這勢將成為日後法院解釋條文時務必澄清的問題。
順帶一提,筆者誠意向讀者們推薦銷售監管局的網頁。當中不但包含豐富的買賣樓宇權益資訊,更特設一個「銷售資訊網」,羅列所有現售一手樓的售樓書、價單等資料,無論你是有意置業,還是純粹希望「知多啲」,都必能從中獲益。

2014年7月4日 星期五

【獨媒文章】論「梁家軍」成為事實的可能性

原文︰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4133


八十萬人公投、「七一」從日走到夜、「佔中」預演大規模拘捕 …… 特首梁振英在此等背景下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泛民與建制再起衝突實不難預料,惟梁美芬的一番提問,卻成功搶得大眾注意︰「…… 當他們亦面對要癱瘓時,究竟警隊會否可以有額外的一種方法,譬如再吸納一些已退休的Sir或Madam,或者民間亦很多人願意當志願軍,你們可以給他們一些特別的訓練,來特別處理這些群眾運動,令到我們的警隊真的做回他們英勇的工作 ……」梁振英的回答不置可否,不少網民則將這種明顯超越現行軍警建制、另立新部隊的構想,聯想到歷史上具有半官方色彩的武裝建置,例如清代的團練和義和團,乃至二戰前納粹德國的衝鋒隊及黨衛隊等。
當然,這類「志願」部隊真的出現在香港的機率仍然不高,更遑論會接管本來完全屬於警方的職責、去對付「佔中運動」或者和平示威群眾的可能性;但正如不少網上媒體已經指出,政府其實有權動用一件塵封一陣、卻仍未報廢的法律工具,將這近乎天方夜譚的構思變成事實,那就是香港法例第 197 章《基要服務團條例》。
法例於 1949 年底用上兩星期緊急訂立,當時正值中共新政權直取西南、國府行政院緊急撤離成都之亂世,不難想像法例的背景,是基於本港社會形勢緊張、急需安定民情之故,賦予港督特別的權力成立部隊,以應付最基本的政府運作、公共服務及物資分配等。透過此法例成立的部隊,包括輔警、輔助空軍(即現時政府飛行服務隊的前身)、後備消防隊、民安隊及醫療輔助隊等。後備消防隊在一九七五年已經解散,而輔警、飛行服務隊、民安隊及醫療輔助隊,則先後憑藉本身的立法而繼續存在並提供服務。
事實上,民安隊和醫療輔助隊的相關立法,急就章程度幾乎媲美《基要服務團條例》本身,兩條法例就位處殖民地最後歲月中,立法局開快車通過的大堆條例之列;這還不算,當局還在相關立法的政策上「暗渡陳倉」。事緣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保安科曾經向立法局的事務委員會報告指,在訂立了兩支部隊的立法後,《基要服務團條例》「將會成過時而可予廢除」;但到兩條法例在一九九七年四月首二讀時,動議法案的保安司黎慶寧,對於「廢法」一事卻隻字不提,直到兩條法例於六月四日三讀通過也再無相關提議,《基要服務團條例》就此過渡成為特區法律,而黎慶寧亦改換職銜成為保安局局長後繼續效力於政府。到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立法會通過法律適應化修改,將《基要服務團條例》行文用字更新為特區版,進一步明示特區政府將繼續掌握條例下成立新部隊的權力。
值得留意的是,保安科將九七年提出的民安隊及醫療輔助隊立法,是為取代原來依附於《基要服務團條例》的有關法律;但細心比較,民安隊及醫療隊在新法例下享有的權力,固然比《基要服務團條例》更加細緻、具體,和縮窄至集中於緊急救援及醫療服務為主,除此以外,個別隊員享有的權力,亦有別於《基要服務團條例》下行政長官可以授予的權力︰根據後者的第八條,只要團員一經警務處處長以「特定描述或一般描述」作出授權,團員就在保持安寧、防止罪行、拘捕或其他方面享有與警察同等的權力、特權以至免責權等,而民安隊及醫療隊員在新法例下,則可在得到警務處長的書面授權下,享有任何或所有的警察權力。
兩相比較就不難發現,《基要服務團條例》下,團員一經警務處長的授權,就可享有廣泛至與真正的警察根本無異的警察權力,而民安隊及醫療隊立法,則明確規定兩者隊員獲得的警權,可能依隨警務處長的授權而調節減少。由此可見,政府在主權移交前夕沒有依隨本來的立場,立新法而廢《基要服務團條例》,客觀效果不但是在兩支部隊本身已有法可依的同時,保留了累贅重複的法律條文,而且是留下了一條尾巴,讓中共委派的特首,有權通過警務處長的配合,在正規警察及輔警以外,隨時成立一支新的「第三警隊」。
無疑,即使依據《基要服務團條例》,服務範圍只包括附表中提及的項目,理應難以達到梁美芬在答問中所指要由新部隊應付群眾示威的效果;但觀乎現政府汲汲於擴政權削民權的表現,我們實在不難想像,當局會自由操作舞弄附表內的項目意涵,例如將「向公眾傳布資料」(第 5 項)理解為「接管廣播機構」,或者以保持水陸運輸甚至食品物資的運送為理由,將保護全中環所有主要道路的權力委諸新「部隊」,繼而授權「隊員」執行警權以保護道路云云。這時,特首就完全有能力將「部隊」直接置於面對市民大眾的位置,使他們變相成為另一支針對反抗群眾的官方武裝。
加上觀乎梁美芬提及的「志願軍」來源,即退休警員以至「民間人士」,我們真的如此難猜想,一旦「服務團」真的成立,會由哪一些組織的人應召入伍?以目前「佔中」如矢在弦之勢,社會上有甚麼力量、甚麼組織,會熱心應徵成為「保衛社會秩序」的爛頭卒,恐怕已是昭然若揭。
簡言之,前港英保安科不知何故,錯過了廢除《基要服務團條例》的時機,以至給特區時代留下了這一張讓有心政客得以借題發揮、舞弄恐嚇市民的刀刃。筆者其實真心期望,這一篇所提及的一切,除卻歷史的紀錄外,就盡皆是筆者自己這數天睡眠不足、瘋狂臆測所致而已。畢竟,特區政府可動用施行暴政的工具已經太多,我也希望可以少擔心一件事。如果有飽學之士可以用雄辯指出,所謂「志願軍」於法有據,不過是筆者才疏學淺庸人自擾自製恐慌之論,筆者倒是舒懷高興也來不及。

2014年6月12日 星期四

【獨媒文章】法庭速記:長毛申保釋為何被拒又被拒

原文︰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3547

「長毛」梁國雄衝擊「遞補機制」論壇一案,高等法院法官彭偉昌日前裁定梁國雄一項「在公眾聚集中擾亂秩序」罪名撤銷,惟有別於同案四名全部上訴得直的被告,「長毛」仍然被控兩項刑事毀壞及一項「在公眾地方作喳嘩及擾亂秩序行為」罪名成立,三項控罪各判入獄四星期,但同期執行,故總刑期從原審所判的兩個月減為四星期。
「長毛」必須就案件進一步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才有可能申請保釋外出,繼續履行議員的職責;而要申請在案件上訴期間保釋,就必須說服法院,案件具有足可爭辯(arguable)的理據。此外,終審法院的上訴需要先獲得上訴許可(leave to appeal),被告應先向作出相關裁決的彭偉昌法官申請許可;在彭官拒絕後,則可向終審庭再次申請許可。
因此,在高院於六月九日(星期一)宣判後,「長毛」隨即由律師代表,向高院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同時亦申請上訴期間保釋,兩項申請均獲安排於六月十日(星期二)繼續由彭官處理。代表「長毛」的李柱銘資深大律師提出主要的上訴理據,包括控方的「案情陳述(Particulars of Offences)」主要將各被告描述為具有相同目的而「共同行動(joint enterprise)」的同伙,但法官既然裁定其他四名被告的行為不符合「共同行動」的指控,卻又認為「長毛」本人的行為足以構成罪行,這就與控方的案情描述不符,既可能對被告有實質或嚴重的不公平情況,法院有關「共同行動」的裁決原則,亦涉及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法律觀點。
然而,彭官認為李柱銘提出的理據是「設想錯誤(misconceived)」,亦不同意有可爭辯的理由,因此拒絕給予上訴許可。法庭隨即處理有關保釋的申請,並容許梁國雄在沒有律師代表下自行陳詞,「長毛」指出希望履行立法會議員的憲制責任,故申請保釋繼續參與會議工作,但法官亦不同意以立法會公職為理由批准保釋,並裁定「長毛」要繼續還柙。高院法官退庭後,李柱銘向在場百多名支持者解釋法官的裁決及未來的程序,他與「長毛」均獲得旁聽者報以熱烈的掌聲鼓勵。
「長毛」的法律團隊趕緊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及保釋,並獲排期於今日上午由當值常任法官鄧國楨先處理保釋申請。「馬丁」一開首就指出,由於終審庭需時安排三人法官團決定是否批出上訴許可,等到法院處理該申請時,「長毛」很可能已經完全服刑完畢,所以希望法官先批准保釋;他隨即再陳詞指,被告大致沿用在星期二提出的上訴理由,即主要質疑有關「公眾秩序」控罪的定罪理據,並進一步提出,如果「公眾秩序」控罪獲得撤銷,由於「長毛」沒有刑事毀壞罪的前科,法庭很可能毋須維持監禁刑罰而改判緩刑。
但鄧國楨法官不同意「馬丁」的陳詞,並指從案情看來,原審法官是基於刑毀行為過程可能造成人身傷害,因此裁定要判處監禁;此外,他認為從「長毛」的背景看來,法庭無甚可能基於「長毛」不會再觸犯法紀或者其他恩恤理由(mercy)等,而認為值得就兩項刑毀罪行判處緩刑。鄧官最終拒絕保釋申請,並會稍後頒下書面理由。「長毛」則再次由囚車押走。
理論上,「長毛」仍然可以向三人法官團申請保釋,但由於排期需時,而法院亦未必同意「開快車」處理其上訴許可申請,所以幾可肯定的是,「長毛」已經走完法律上申請保釋的所有程序,很可能要完成整個四星期的刑期,錯過立法會內連場關鍵抗爭,就連四年一度的世界盃直播,亦要到四強階段才可觀戰。
據報其律師團將會向懲教署申請安排「長毛」在押解看管下返回立法會開會,但由於這將牽涉甚為複雜的保安安排,特別是可能再衍生紀律部隊人員應否進入立法會範圍的爭議,懲教署實在有理據花上相當時間處理有關申請,還未計算律師團可能會因應懲教署的決定而進一步申請司法覆核,此等程序上的「遠水」,恐仍難以將「長毛」盡快送回會議廳內慷慨陳詞。

2014年5月31日 星期六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以波喻政改」的謬誤

原文︰http://wknews.org/node/379

政改首階段諮詢完結,民間正蘊釀在六月廿二日舉行「全民投票」表態,政府亦繼續在公關方面連番出招,更找來藝人和行會前任與現任成員等,拍攝短片推銷所謂「普選原則」。筆者作為球迷,近日就被一段由行會成員陳智思以足球比賽為喻、呼籲政改要「有規有矩」的片段所吸引。
片段首先描述一場球賽,藍衫攻方的球員在中場右路引球出擊,欲擺脫黃衫的守衛,卻將球推出界外起碼兩步後帶回場區內推進,黃衫球員不知所措,只能揚手質疑已經出界,藍衫則繼續攻勢並最終射入。黃衫球員大感不滿,更說︰「不依球例,如何踢呢?」然後陳智思就登場循循解說道,普選就好像踢足球要依照球例般,必須「有根有據」、「依法辦事」;他更指,如果普選方案偏離了《基本法》,可能會受到法律挑戰,亦難以得到社會認同,片中則同時以卡通方式,顯示一個球員從界外將球踢入「普選」二字的龍門內,被裁判施以黃牌警告。
據了解,陳智思本人也是精於球藝,更曾擔任立法會議員足球隊的隊長,也許這就是他「以球喻憲」解釋政改的原因。片段侃侃談論「守規矩」,內容卻像是連球例也不甚了了。《足球法例》對於裁判可出示黃牌警告的情況有明文規定,一般包括「欠缺體育精神行為(unsporting behaviour)」、用言行表示不服裁決、持續犯規、拖延比賽、未得裁判許可而擅自出入球場等,但球員從界外將球踢回球場,只要不構成上述的行為,裁判沒有理由會出示黃牌警告,正確的做法是在球出界後,判給對手一個界外球,僅此而已;如果是獲得界外球的一方大腳開出界外球,亦只需改判對手開界外球就可,並無出示黃牌的需要。
這不能不說是很大的諷刺︰本來期望以淺白方式呼籲政改「有規有矩」的廣告,內容卻將「規矩」詮釋得一塌糊塗;但另一方面看來,特區政府出產這種質素的政改廣告,其實又是合理合適之至。畢竟政改討論發展至今,連官員自己也做不到當初呼籲的「在《基本法》的基礎上討論」,不時將明明是政治範圍內的論據,包裝成法律的規定,例如將《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隻字未提的「實質提名權」演繹成金科玉律,又創造出「機構提名」、「整體提名」這些「嶄新」的概念,無非是想將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的設計,硬塞入普選的程序。如此扭曲法律的行為,與廣告片段中拿出黃牌警告從界外踢球者的故事,反倒是「相得益彰」。
與其責怪球員「推波出界」,不如看看這些年來,甚麼「釋法」、「決定」、「五步曲」如何將普選這龍門如何不斷往後搬︰二零零七、二零一二、二零一七 …… 香港人一直循規蹈矩地踢這場爭取民主的比賽,踢足廿多三十年,卻發現自己只能不停帶波向前跑,連「葫蘆頂」在哪也看不到,龍門已經從掃桿埔搬到幾乎越過山頭去了淺水灣;現在好不容易總算瞄準了網窩,卻又有甚麼教練呀專家呀旁述員呀比劃說︰「球例不准遠射,一定要循序漸進入禁區才可起腳」、「不能從兩邊高波傳中,球例規定一定要從中路進禁區」…… 所謂「球例」,已經被無數「權威人士」詮釋到一個地步,連最起碼的尊嚴與威信也蕩然無存。
香港代表隊暫時沒有機會打進世界盃,但香港人是時候代表自己。讓我們把握機會,按照國際上最為人熟悉的一套球例,踢好這場比賽,還香港社會應得的公平制度和管治質素。

2014年5月29日 星期四

【主場博客】四不像的陪審團制度?

原文︰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E5%9B%9B%E4%B8%8D%E5%83%8F%E7%9A%84%E9%99%AA%E5%AF%A9%E5%9C%98%E5%88%B6%E5%BA%A6/

高院審理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件,好不容易等到法官撤銷媒體禁令,不少看倌自然期望能了解更多從庭審透露出來的案件細節,乃至控辯雙方的攻防較勁。但事到如今,分別由雙方重金禮聘到庭的港英刑法翹楚們,卻只能目送陪審團解散,以至連控方何時方能正式開案,大家也心中沒底。恐怕大家只能期望,新選出的陪審員,一能夠健健康康,二不要只顧追星,方能讓準備經年的審訊得以順利展開。
據報章報道,官老爺目送陪審員一個個如釋重負地離開時,不禁說了一句︰「第一次見到陪審員笑 (It’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that jury smile)。」幾可肯定的是,經過許仕仁案的重重波折以後,公眾對於出任陪審員的戒懼心理,恐會有增無減;但我們又不可能否定,陪審團制度在我們目前法制內的重要價值,出任陪審員本身亦可視為貢獻甚大的公共義務。在現時陪審團制度仍然存在的處境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制度呢?它背後的意義又是否與制度的實際運作相匹配?我們有否方法改善制度的安排?
陪審團制度的原意,是將裁定被告是否有罪的權柄,從專業的法官轉移到社會人士手上。不少普通法國家承襲了英國《大憲章 (Magna Carta)》的精神,讓被告有權選擇交由陪審團審判,即所謂「在同儕面前受審的權利 (right to be tried in front of peers)」。在英格蘭與威爾斯的法律下,所有並非由裁判法院 (The Magistrates’ Courts) 按簡易程序處理的案件,均會送交「皇室法院 (Crown Court)」提出公訴 (indictment),並通常由法官會同陪審團審訊;如果某罪行依法可選擇用簡易或者公訴程序處理,被告更有權選擇循公訴程序交由陪審團審訊。例如英格蘭球星 Steven Gerrard 被控毆鬥,該罪最高刑罰為入獄三年,最終由陪審團在五天的審訊後裁定他無罪。
但在香港,只有在高等法院原訟庭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開審的刑事案件,才會安排陪審團參與;莫說是處理大部分刑事案件的裁判法院不會設立陪審團,即使同樣採行公訴程序、最高可判處入獄七年刑罰的區域法院 (The District Court),一樣只由一位法官全權審案,不會召集陪審團到庭。
換言之,在本港刑事庭三層架構下,只有最嚴重、定罪後刑期可能超過七年的案件,才有機會交由陪審團作定奪;而稱得上叫「最嚴重」,就沒可能期望只需一、兩天就審結。事實上,即使是原訟庭較常見、耗時較少的毒品案,五個審訊天基本上是「最低消費」;較嚴重的暴力或性侵犯案件,花上個多兩個星期亦屬等閒事;即使是像許仕仁案般預留了七十天檔期,相比起被控殺夫的 Nancy Kissel 兩度送審,合共花上過百審訊日,甚至是總審期超過一百六十日的「佳寧騙案」,明顯是小巫見大巫。
因此,本地公眾普遍不想被抽中當陪審員,其實不難理解︰一經開審,不能上班、不能上網看案情、不能讀報,甚至連與家人親友交流一下也在禁止之列,即使陪審員會獲發酬勞,試問有多少人會願意過上幾乎要斷絕六親與世隔絕的生活,還要耗時以星期甚至月計?
此外,在香港刑事程序下,選擇審訊法院的權力完全掌握在負責檢控的律政司手上,他們不但有權決定循那一套程序提訴,亦有權選擇將案件放到陪審團面前,或者交到區域法院處理。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的胞妹蔣麗莉曾經被控詐騙,她多次要求將案件交由高院審訊,甚至另開新案狀告律政司和拒絕轉交案件予高院的裁判官,但兩次均被法院駁回,法庭更清楚表示,香港法例下並不存在一項「由陪審團審訊的權利 (there is no right to trial by jury in Hong Kong)」。這是另一個香港與英式陪審團制度截然不同之處。
筆者注意到,有英文傳媒在法院下令解散許仕仁案的陪審團後,用「狼藉 (disarray)」來形容目前案件的狀態;筆者卻認為,真正混亂不堪的,是香港陪審團制度本身的定位。
陪審團制度的價值,本來就在於使刑事被告有權在「同儕 (peers)」面前回應政府的指控,從而確保司法體系的公正,並使刑事程序的運作不致「離地」。果真如此的話,就不應只將最嚴重、最複雜、最耗時的案件留給陪審團,最起碼應將區域法院的公訴案件開放予陪審團參與,這亦有助公眾「由淺入深」,可以犧牲較少時間精力去參與和認識本港的刑事制度,從而提升市民的法治意識。
另一方面,如果當局堅持不將選擇由陪審團審訊視同一項權利,那與其「聊備一格」般在原訟庭保留陪審團,倒不如像南非一樣,乾脆完全取消陪審團制度,起碼讓追星一族不怕為了審案而錯過了與都敏俊的約會吧。

2014年5月8日 星期四

「公民提名『推定』條款」—— 向楊、傅二教授討教

港大法學院楊艾文及傅華伶兩位教授撰文提出,政府當局以至法律界對於「公民提名」提出了「錯誤的問題 (wrong question)」,明言當下爭議的性質,不單在「詮釋 (interpretative)」,更是「憲改與立法 (law reform and law making)」,並進而建議另闢蹊徑︰不觸動《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而繼續依循修改附件一的程序,但包含一種「推定條款 (deeming provision)」,即在附件一明文規定,取得一定數目公民提名的人,應「被視為根據第四十五條被提名 (deemed to be nomi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5)」。

楊、傅兩位教授的建議,的確有助擺設第四十五條沒有明言確立「公民提名」的現實困境,避免政改辯論衍生出「按第一百五十九條修憲」的旁支,而兩位法學老師也提供了「推定條款」在現實運用方面的寶貴例證,並論證它可以同時適用於香港及中國的法律習慣,能否實行的關鍵不在於這做法合法與否,而只在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意願而已。

假使「全國人大常委會」最終願意在普選制度設計上保留市民的選擇權利,甚至准許在修改附件一的程序中,用白紙黑字的方式落實「公民提名」,筆者當然樂見其成。然而,對於採用「推定條款」的方法,是否真的在法律上無可爭議之處,筆者卻未必如兩位教授般樂觀;筆者尤感興趣的是,在附件一載入這種「推定條款」,是否真的像教授們所言,不論在普通法還是中國法律體系內,均足以克服、甚至消弭它本身與原有法律不相符 (inconsistent) 之處,而繼續生效?

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先從第四十五條與附件一之間的關係說起。毫無疑問的是,第四十五條與附件一均為整部《基本法》的組成部分,同時由「全國人大」所通過;亦正如兩位教授指出,修改附件一的程序,與修改作為正文的第四十五條是不同的(後者需要採用第一百五十九條的程序)。事實上,兩套程序之別,絕不止於繁簡,更牽涉到法律位階的問題。第四十五條(與其他正文條文)的修改權力,在於「全國人大」;而在「全國人大」通過的附件一條文下,附件一的修改則委諸「全國人大常委會」。

按照大陸《憲法》,「常委會」是「全國人大」的常設機關(第五十七條)、對「全國人大」負責(第六十九條),即使兩個機構可以「分享」立法權(第五十八條),但從國家《憲法》到《立法法》,其實嚴格劃分了兩者的立法權力範圍,部分權力即使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也不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行使的;更何況,根據《憲法》第六十二條,「全國人大」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不適當』的決定」。

此所以,對於兩位教授所指「沒有任何基礎」去說附件一要從屬於《基本法》的正文,筆者反而相信,「全國人大」與「常委會」之間的上下級權力關係,以至附件一的效力權限來源自第四十五條,本身足以構成這種基礎;就這一點而言,或者可嘗試用文章英文版的方式去理解,即可能附件一與第四十五條的從屬方式,不同於行政法規、地方法規規章等之於國家立法的關係,但筆者實在很難想像,「全國人大」在一九九零年通過《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與附件一時,會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空間,在將來附件一的修改中,有權「創造」一些有悖於第四十五條(以至其他條文)的事物,還可以「當作」沒有衝突;而《立法法》第八十五條有關立法不一致的預設,亦未必適切於第四十五條 vs. 附件一的情況︰第八十五條所指的是前後兩部立法條文之間不能調和之處,但第四十五條與附件一是同時出現,很難假定「全國人大」在立法時會容讓附件一有空間,自行製造與正文之間的衝突。

事實上,筆者作為「公民提名」的支持者,即使「全國人大常委會」for the good sake of HK democracy,而將官方認定「違反 (incompatible with)」第四十五條的東西,用「推定條款」安插入附件一,這恐怕是筆者極不願見到的︰今次,是為了民主而無中生有,下次,我們又如何防備「全國人大常委會」用上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倒過來「推定」某種形式提名「視為『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甚至索性將官派特首「視為『選舉』」?畢竟,將事涉公民自由和民主參與的憲法條文,用「當作」合憲的方式處理,還要將這權柄委諸一個獨裁政權,筆者從法律以至政治考慮,實在難言心安。

教授們亦指出,本地法律動用 deeming provision,通常是要處理一些「客觀上不存在」的情況,當作「法律上存在」;套用到「公民提名」的例子,則可理解為循「公民提名」出線的候選人,「客觀上」沒有得到過提委會的提名,但法律上「當作」已經取得。如此說來,其實是否意味,第四十五條沒有提及,但本身根本就不「介意」或者「禁止」提委會以外的提名,於是才有「推定條款」鑽空子的空間?反過來說,如果第四十五條的寫法早就「密不透風」地禁止一切提委會以外的提名操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打算從哪裡找法理依據,來為它的「推定條款」背書呢?

筆者相信,兩位教授鴻文的主題,就是希望為本港的民主政治,設計出防止篩選、保障市民選擇的制度框架,並期望在不觸動修正第四十五條機制的前設下,給「公民提名」打開一道活門;另一方面,筆者至今完全找不到有任何論點,能夠確證《基本法》是旨在限制選民選擇、妨礙選舉的公平的。既然附件一可以提供走往公民提名的合法路徑,那麼,我們何不索性正本清源,直接乾脆地堅持《基本法》高度自治、保障公民權利的立法目的,並堂堂正正地由此詮釋,第四十五條本身就已經打開了通向這條路徑的那扇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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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不少主要觀點,有賴好友黃啟暘先生不吝指導。黃君負笈英倫,先後自諾定咸大學及倫敦大學學院取得法學碩士學位,分別主修刑事司法及公法。謹以拙筆向黃君致賀,祝願黃君順利完成實習,本其專業識見,為更多受壓迫者作不平之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