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新聞工作者林彥邦先生的鴻文為記者們抱不平，寄語反政府一方不要變得像「藍絲」一般敵視傳媒。文中提出的一些觀察，其實頗能切中爭議要害，筆者固非從事新聞工作，但仍希望趁機向林先生以至其他新聞專業人士討教。
林先生在文中回應了坊間對於記者在二月「暴動」後對於記者們的批評，包括有記者因為在「暴動」案提堂後憑藉公開資料登門造訪疑犯而受指責，以及網民譴責記者「篤灰」等；林先生並質疑，對記者們的責難，無非是攸關「利害問題」、「希望傳媒成為自己的工具」，甚至是「低級至極的輸打贏要」。
如果將二月「暴動」乃至近年來屢見不鮮的黃藍對峙、警民衝突，一律歸類為涉及刑事的公共事件來觀察，記者的而且確在這些涉及公眾利益與知情權的事件上，有身處現場、報道真相的重任；但筆者卻認為，林先生從「疑犯個人資料屬法庭公開資訊」就推論到登門造訪不算侵犯私隱，卻又似有不妥之處。
誠然，除非被告是未成年，或者有特別理由經法院頒令匿名，刑事被告的姓名在審訊案件表上是公開的，但亦僅此而已；即使由於「暴動」案本身的特定原因，部分被告的住址在提堂過程中進入公眾領域，但個人資料的使用，從來都要考慮多種因素，不單是取得個人資料的過程是否恰當，更包括資料的用途是否正當、合理與公平。
筆者很想問，是否用一句「新聞自由」或者「報道法庭案件」，就足以合理化所有觸及被訪者私生活的報道方式；尤其如果被訪者本身就是正在進行的訴訟（特別是刑事訴訟）一方，潛在造成的影響實在不能低估。在筆者看來，所謂「讓義士宣揚理念」，說穿了，還不是想從被告口中套出更多有關案件的報道。
坦白說，以筆者的經驗，如果老闆正在一宗萬眾注目的案件代表被告，老闆恐怕有兩句不說不可的告誡︰「別跟記者說話」，還有「社交網站也不要上吧」。被告即使不是面對警察，而是記者，由他們在公共領域自願說出、對自己不利的陳述，一樣有成為控方呈堂證據的機會；記者們是否全然不用考慮，即使案件不是有陪審團參與的公訴，他們抓著被告在受訪時說出的片言隻語，放大報道，其實亦很可能損害訴訟公平呢？我就不信記者們會如此「公道」，在訪問被告前先溫馨提示對方「你有權保持緘默或者要求律師在場」吧。
對於一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登門追訪，新聞價值何在呢？就算有，是否值得為此而凌駕甚至貶損被告應有的訴訟公平權利？
筆者絕不是無底線地支持「義士」那種人。用破樽襲擊拍攝的記者，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野蠻行徑；筆者亦認同林先生所言，近距離拍攝縱火、損壞公物以至襲警的行為，其實無異於記者們完整記錄「七警」和朱經緯的行為。筆者自忖不是像林先生所指那種搬動龍門的人。
但看事情總不能抽空比較而脫離現實。若論阻撓傳媒訪問的「板斧」，只怕即使示威者用上更多玻璃樽，也及不上警察、政府哪怕百分之一。起碼，「勇武派」不會有能耐設立一個有約束力的「採訪區」，「義士」亦絕對沒有搜查記者背包的權力；設想一下，如果添馬公園的「七警」或者其他警察，發現記者正在拍攝，事情的發展、記者的下場會如何，怕且比年初二凌晨嚴重得多，甚至去到一個我們想也不敢想的地步。
筆者還有另一重更大的憂慮︰「七警」也好，「魚蛋」也好，在網站即時新聞橫空出世以後，新聞工作與檢控行動之間的界線，已變得更加模糊。從前，實時紀錄「罪案」經過的片段，即使有重大新聞價值也好，亦只會在每天數次的新聞報道中出現，莫說是公眾，就連警檢當局也很難隨時取得；即使片段可能有重大的調查和刑事價值，當局亦必須先向法院申請，更要說服法庭，取用這些材料作刑事用途，是符合公眾利益的，方可取得手令獲得這些片段。
但時至今日，新聞機構在拍得事涉重大案件的片段後，往往在數分鐘內，已經會放上網站，任由各界觀看下載；新聞機構既可標明「足本無加工」，又可以憑編採的意願加以「二創」。但無論如何，目前的客觀現實就是，遠在刑檢方面開案蒐證之前，公眾領域中流傳的片段、資料，可能已經比當局掌握的更多、更快；一如最近年半以來的情況，控方完全可以直接取用這些網上新聞的材料作為呈堂證據，連申請的環節也省回；更嚴重的後果是，案件還未開審，公眾（可能亦包括記者們）透過這些資料，就自信滿滿地認定︰我已經知道案件的是非對錯。
筆者再重申︰用暴力阻撓記者採訪，不能接受；但記者們恐怕亦不得不承認，即使警察連人也未拘捕、律政司連 file 皮也未接到，記者的採訪工作，與控方的拍片蒐證，實質上已經二合為一。
正如被告從來也有權在面對執法者或者檢控人員時保持緘默一樣，如果被拍者沒有用暴力、沒有損壞新聞機構的財物，遮擋著那個名為採訪實為有九成九機會被控方所用的「鏡頭」，筆者起碼到現在仍想不通，這當中有甚麼「荒天下之大謬」，仍望林先生或者其他專業人士可以就此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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