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近日從前終審庭大法官烈顯倫引出的「司法覆核濫用論」，地產界博客湯文亮也在《明報》專欄湊熱鬧一番。筆者感到無奈的是，其實，是否就因為他作為商界人士，就可以面不紅、耳不熱地，盡情展現自己的偏見，乃至對法制的無知？
先從他那個最終沒有成事的大計說起。「如果司法覆核得不到結果，甚至可以要求人大釋法」，筆者衷心期望，這並不代表商界對於本港現行法制的普遍理解，否則無疑是香港法治的大災難︰法律界、學者奮力抵抗，力爭大陸政府切莫再以「釋法」之名干擾本港法治，湯 CEO 彷彿覺得香港法治還未受夠傷似的，還要多加一刀，妄論輸掉本地司法覆核的下一站就是「要求人大釋法」，他打算怎樣要求？寫信到北京市永定門西街甲 1 號轉交人大信訪局？還是就直接向「上面」的不知幾號把手「告狀」？湯 CEO 倒說得直白，在他眼中，爭議的著眼無非一個「錢」字，但他卻不知沒有想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香港法院正式淪為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只是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分院」，試問他還有多大能耐，可以在這城市中賺錢胡謅，月旦時事，如此自在快活？
至於承接烈顯倫議論「港珠澳大橋案」（法院文獻記載為朱綺華 訴 環境保護署署長案），也許不能完全怪責不在法界的湯 CEO。事實上，烈官以前司法人員的身份，抓著這件案來攻擊，來支持他對司法覆核制度的批評，是有所偏頗不當，也誘導了其他法界以外人士漠視了案中的一些關鍵事實。
的確，朱婆婆是敗了訴，但絕不能因此就指控這宗官司是濫用司法覆核。一般的理解，濫用司法覆核的指控，只應適用在一些全無理據或者瑣碎無聊，但卻浪費了法庭和應訴部門大量人力和時間資源去應付，又或者拖延了政策落實的申請；但對司法覆核制度稍有認識者都知道，起訴司法覆核，需要先得法庭批出「許可 (leave)」，而沒有理據的申請，是不能獲得許可開案的。
事實上，就算法院不批出許可，也不代表案件就全無理據可言，只是可能基於當時的法例，申請者提出的事實或理據，不足以顯示政府的作為有違法可能，所以不得開案而已；反之，一旦法院批出許可，就意味著申請人的確有可爭辯的理據 (arguable case)，即使經雙方爭辯舉證後，政府獲法院宣判勝訴，實在也不應貿然就指責申請人覆核要求「無理」，更不應扣上「濫用」的帽子。
更重要的是，朱婆婆不但獲批許可，得以開案，她根本就曾經在原訟庭勝訴！當時在原訟庭裁定朱婆婆勝訴的，正是如今位居終審庭的霍兆剛大法官；及後他的判決，在上訴庭由鄧國楨（另一位如今位處終審庭的大法官）、夏正民及朱芬齡「三司會審」後推翻（值得留意的是，霍官在宣判時實質上已經升上上訴庭，他與日後三位推翻其裁決的法官，根本就是同級）。
筆者相信，一宗在高院原訟庭裁定成立、然後被上訴庭推翻裁決的案件，這本身就顯示當中確有重大的法律爭議，值得作深入的研究審議，合理的做法，就是容讓它在終審庭作最後的判決；無奈，在民粹及輿論的壓力下，朱婆婆屈服了，沒有進一步上訴。
無疑，烈官是霍官的前輩。但當烈官引朱綺華案引證「司法覆核濫用論」時，難道不是在客觀上批評霍官不但不應批准開案，甚至連其初審的判決也是全然錯誤？律師、法官，對個別案件的裁決意見有別，殊屬正常；但將意見分歧，混雜到直接或間接批評下級或後輩法官，指他們縱容了濫用司法程序的一方，這是十分嚴重、不能信口提出的指控。筆者衷心期待，烈官能夠在合適的機會，分享他的高見並解釋一下，朱綺華到底作了甚麼事，構成了濫用司法覆核的事由，而同時由誘使霍兆剛法官縱容了她的「濫用」。
烈官說了重話，但湯 CEO 拾人牙慧再借題發揮前，也應先做一做功課。他說，「批核法援的人才是罪魁禍首」。請問，他知不知道法援審批的程序，是有兩關的？他聽過「案情審查 (merit test)」這回事沒有？法援署確認朱婆婆案情確有理據，通過這案情審查，才會批出法援；而一位能夠爭取到開案許可、甚至勝出一審的訴訟人，她獲批法援，這事情本身有甚麼好質疑的？有甚麼好「竟然」的？
如果為了杜絕政府敗訴之虞，明明案情有理可打的案件也不批出法援，這難道就是湯 CEO 口中所謂的「糾正陋習」？
從湯 CEO 行文所見，他確實對法援批錢告政府這一點，甚有憤懣，甚至很想抓出批准者來大興問罪之師；但他似乎連整個制度如何運作，也不甚了了，他其實可有想過，他用辭越兇狠，就只是進一步反映他的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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