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院審理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件，好不容易等到法官撤銷媒體禁令，不少看倌自然期望能了解更多從庭審透露出來的案件細節，乃至控辯雙方的攻防較勁。但事到如今，分別由雙方重金禮聘到庭的港英刑法翹楚們，卻只能目送陪審團解散，以至連控方何時方能正式開案，大家也心中沒底。恐怕大家只能期望，新選出的陪審員，一能夠健健康康，二不要只顧追星，方能讓準備經年的審訊得以順利展開。
據報章報道，官老爺目送陪審員一個個如釋重負地離開時，不禁說了一句︰「第一次見到陪審員笑 (It’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that jury smile)。」幾可肯定的是，經過許仕仁案的重重波折以後，公眾對於出任陪審員的戒懼心理，恐會有增無減；但我們又不可能否定，陪審團制度在我們目前法制內的重要價值，出任陪審員本身亦可視為貢獻甚大的公共義務。在現時陪審團制度仍然存在的處境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制度呢？它背後的意義又是否與制度的實際運作相匹配？我們有否方法改善制度的安排？
陪審團制度的原意，是將裁定被告是否有罪的權柄，從專業的法官轉移到社會人士手上。不少普通法國家承襲了英國《大憲章 (Magna Carta)》的精神，讓被告有權選擇交由陪審團審判，即所謂「在同儕面前受審的權利 (right to be tried in front of peers)」。在英格蘭與威爾斯的法律下，所有並非由裁判法院 (The Magistrates’ Courts) 按簡易程序處理的案件，均會送交「皇室法院 (Crown Court)」提出公訴 (indictment)，並通常由法官會同陪審團審訊；如果某罪行依法可選擇用簡易或者公訴程序處理，被告更有權選擇循公訴程序交由陪審團審訊。例如英格蘭球星 Steven Gerrard 被控毆鬥，該罪最高刑罰為入獄三年，最終由陪審團在五天的審訊後裁定他無罪。
但在香港，只有在高等法院原訟庭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開審的刑事案件，才會安排陪審團參與；莫說是處理大部分刑事案件的裁判法院不會設立陪審團，即使同樣採行公訴程序、最高可判處入獄七年刑罰的區域法院 (The District Court)，一樣只由一位法官全權審案，不會召集陪審團到庭。
換言之，在本港刑事庭三層架構下，只有最嚴重、定罪後刑期可能超過七年的案件，才有機會交由陪審團作定奪；而稱得上叫「最嚴重」，就沒可能期望只需一、兩天就審結。事實上，即使是原訟庭較常見、耗時較少的毒品案，五個審訊天基本上是「最低消費」；較嚴重的暴力或性侵犯案件，花上個多兩個星期亦屬等閒事；即使是像許仕仁案般預留了七十天檔期，相比起被控殺夫的 Nancy Kissel 兩度送審，合共花上過百審訊日，甚至是總審期超過一百六十日的「佳寧騙案」，明顯是小巫見大巫。
因此，本地公眾普遍不想被抽中當陪審員，其實不難理解︰一經開審，不能上班、不能上網看案情、不能讀報，甚至連與家人親友交流一下也在禁止之列，即使陪審員會獲發酬勞，試問有多少人會願意過上幾乎要斷絕六親與世隔絕的生活，還要耗時以星期甚至月計？
此外，在香港刑事程序下，選擇審訊法院的權力完全掌握在負責檢控的律政司手上，他們不但有權決定循那一套程序提訴，亦有權選擇將案件放到陪審團面前，或者交到區域法院處理。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的胞妹蔣麗莉曾經被控詐騙，她多次要求將案件交由高院審訊，甚至另開新案狀告律政司和拒絕轉交案件予高院的裁判官，但兩次均被法院駁回，法庭更清楚表示，香港法例下並不存在一項「由陪審團審訊的權利 (there is no right to trial by jury in Hong Kong)」。這是另一個香港與英式陪審團制度截然不同之處。
筆者注意到，有英文傳媒在法院下令解散許仕仁案的陪審團後，用「狼藉 (disarray)」來形容目前案件的狀態；筆者卻認為，真正混亂不堪的，是香港陪審團制度本身的定位。
陪審團制度的價值，本來就在於使刑事被告有權在「同儕 (peers)」面前回應政府的指控，從而確保司法體系的公正，並使刑事程序的運作不致「離地」。果真如此的話，就不應只將最嚴重、最複雜、最耗時的案件留給陪審團，最起碼應將區域法院的公訴案件開放予陪審團參與，這亦有助公眾「由淺入深」，可以犧牲較少時間精力去參與和認識本港的刑事制度，從而提升市民的法治意識。
另一方面，如果當局堅持不將選擇由陪審團審訊視同一項權利，那與其「聊備一格」般在原訟庭保留陪審團，倒不如像南非一樣，乾脆完全取消陪審團制度，起碼讓追星一族不怕為了審案而錯過了與都敏俊的約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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