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3日 星期三

證人強制必須出庭,沒有自由選擇作證與否

原文︰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4214

昨 (13/5) 日就衝擊案進行的程序,是「提堂 (Mention)」,而本案已排期在今年 6 月 22 日作「審前覆核 (Pre-trial Review)」,屆時雙方會確認將在審訊時傳召的證人數目以及所需的審訊日期,以便法庭正式排期開審。一般而言,如果控方確定真的需要傳召某人作供,就會向該人發出傳票,要求該人出庭。
一位證人要等到正式收到傳票的時候,才算是已正式獲得傳召要出庭作供;而控方在提堂階段表示要傳召某人作證,亦不必然代表最終真的會發出傳票傳召,因為控方最終有權基於不同原因而決定不傳召該人,例如其他人證物證已經足夠,或者控方重新檢視後認為該人對控方的案情沒有幫助。
儘管如此,控方通常會考慮傳召曾經在警方調查階段提供口供的人出庭作證,而一旦有人曾經在警署落口供、但控方決定不傳召該人,這份警方口供就會成為控方的 unused materials,控方有責任提供予被告,被告就反而可考慮傳召這人成為辯方的證人。
所以,要決定一個人是否真的將成為證人,關鍵不在控方在提堂階段的陳述,而在於最終發出的證人傳票;而證人是否出庭,亦不是基於其主觀意願,而在於控辯雙方的需要;一旦傳票發出,證人是強制必須出庭,而沒有自由選擇作證與否。

2015年4月24日 星期五

踢保 = 妨礙認人 = 不合作?我屌你老味啦 Andy

你自己擘大雙眼再睇多次《警隊條例》第 52(1) 條點寫。將疑犯扣留調查,還是讓疑犯擔保候審,或者在指定日期再報到,係警方的選擇,前提係如果決定唔俾擔保,扣留時間唔可以超過 48 個鐘。
「踢保」的正式表述,即係疑犯唔接受警方開出的保釋報到條件,而要求警方依法三選一︰其一係就繼續拘留直至盡快押上法庭;其二係繼續扣留認真調查直至限時完結,其三就係立即無條件釋放(其實都有其四︰賤到等法庭出 habeas corpus 下令放人)。
警方拘捕,係基於對疑犯有已經犯罪的「合理懷疑」;法例亦賦權警察在限時內繼續搜證調查;疑犯拒絕保釋,其實同時係放棄一定的人身自由,繼續置自身於警署內讓警察繼續調查下去(如果佢地真係有心調查的話),咁都叫唔合作,我真係懷疑「合作」兩個字的中文意思係咪改左了。

警察自己要 unconditional discharge,即係由拘留直到拒保一刻,根本係你自己唔夠料落 charge 帶佢上法庭,試問人家已經俾你扣住,仲有咩唔合作可言?係咪要連律師見面權都放棄,水都唔飲飯都唔食先叫合作呀屌你?
一邊,係疑犯自己放棄憲法人身自由權利迫使警方加快調查;另一邊,係 Andy 提出一些恐怕在刑事訴訟法上聞所未聞的所謂「被捕人權利」(我只聽過疑犯有權拒絕認人,而冇聽過疑犯參與認人時有「低頭權」)阻礙認人過程。邊個合作邊個唔合作?
你唔好話我聽而家警校廿七周就係日日教緊你口中呢堆垃圾廢話。

2015年4月23日 星期四

由保安伯伯到張震遠︰法院判刑搞乜鬼?

保安伯伯為了打工而偽造身份證,換來了四個月牢獄即時收監;張震遠拖欠職員薪金,被判入獄六星期,繼而獲准在上訴期間保釋。「司法已死」、「法律面前窮人含 X」,幾乎是筆者絕大部分朋友的一致結論。同樣是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的犯罪者,在不同案件被控以不同罪名,於不同年代送到不同法官的手上,得出的判刑可以千差萬別,這是現實,卻也是一般人對於司法運作最難理解的一點,以至經常將明明是蘋果與橙的情況,套入他們一已的是非道德觀念當中作比較,繼而形成他們對司法制度的臧否。

法律理論中有所謂刑罰的四大主要目的︰懲罰、阻嚇、預防和更生。看似情理法兼備的四點,其實暗藏矛盾︰對著便利店內高買青年,人們大概會認為理應著重「更生」予以輕判,給他改過自新的機會,但如此一來恐就難以「阻嚇」其他年紀家境相若者也去盜竊一番;離婚躁漢走上前妻家搗亂而未及傷人,到底應該採罪罰相稱的原則,抑或將躁漢收監以防患於未然?簡言之,要應對世情,不能單靠理論,也得看實際運作。

就普通法運作體系而言,罪行最高刑罰(除了部分普通法罪行,例如謀殺)的決定權,在於立法議會;一俟議會決定了最高刑罰,決定個別案件的適合罰則,就交由法院決定。我們由此就不難理解,法院一方面不可能因為案件情節特別惡劣、或者被告態度太賤,就自行決定將刑罰提到超逾法定最高刑罰;換言之,這個「最高」,其實只能留待該罪名底下最嚴重、最差劣的情況下才會動用,這亦就是刑事司法的一大實況︰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所謂「量刑 (sentencing)」,其實就是由法官視乎情況,將刑罰從法定最高往下調的程序。

因此,就算法例訂明欠薪罪的最高刑期是三年,但即使某位欠薪僱主是何等顯貴,我們一般很難期望法庭會將整整三年刑期加諸此等老闆,因為,三年是留給最最可惡的那一種案件的,而法官一般很少會將眼前的被告當成「最最可惡」級。

多數情況下,法庭會綜合考慮案情以及被告犯案的情況、被告背景(例如有否前科、年齡、身體狀況)等,決定是否適合處以非監禁的罰則,好像罰款、感化、社會服務令或者緩刑等;如果法庭信納必須監禁,就會嘗試考慮犯行造成的後果(例如受害人數目或受害程度、牽涉金額等)、犯行持續時間等因素,量化出一個「量刑起點」,即是經衡量最高刑罰後,案件後果的嚴重程度,理應置於從最輕刑期至最高刑期當中的哪一點;此外,如果被告有同類案底,量刑起點亦有可能提高。

從這個「起點」開始,法官就要一併考慮足以使刑罰加重的因素 (aggravating factors),以及有利於減刑的因素 (mitigating factors)。大多數情況下,加刑因素都與案件情節有關,例如以非禮為例,公共交通工具上發生的案件,是一種加刑因素;或者如果是搶劫罪,持械當然亦是一種;如果涉及偽造文件或身份證,一般而言,如果是在求職過程使用偽證,亦可以是加刑因素。至於「減刑因素」,則大多數與被告個人有關,好像一般人都耳熟能詳的年紀、健康情況、有否悔意、有否賠償、是否初犯等等等等,而且,如果被告認罪,通常可以從量刑起點獲得三分之一的扣減。

值得一提的是,基於上述「罪罰相稱」的理念,如果被告因為該罪行,可能會招致其他刑罰以外的不利待遇(例如公務員失去長俸),亦可能會促使法庭在刑罰上減去一些,所以公眾很多時對於高官獲罪但得到輕判而大感困惑,其實背後考慮,就是本身地位高的,亦會因為犯罪而失去很多;至於無權無財的,犯上同一罪,他卻反而不會因為在其他方面失去太多,而換來法庭的同情。

大致而言,法官在針對被告量刑時,通常都會遵從上述的原則、程序及考慮因素,但這並不代表法律對於同一背景、同一案情的被告,就必然只有一種合理的判刑。誠如澳洲著名退休法官 Bruce Debelle 所言︰「即使是能幹而又富經驗的法官,他們在同一宗案件中所可能下令作出的實在判刑,也可能會有不同,這就是行使酌情決定權的必然後果。量刑不是數學習作,而是作出判斷。在作出判斷時,講道理而又富經驗的法官,對於因應某一項罪行或某一名罪犯的情況而下令作出的刑罰或判刑,也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但這是合理的。」單憑判刑之別而論斷法官質素,其實相當危險。

另一個需要探討的課題,就是所謂「判刑指引」。事實上,大多數類別的刑事罪行,除了法定的最高刑罰以外,並無所謂指引規定審案法官務必遵循,尤其不會硬性規定法官要給予所謂「最低刑罰」,因為這無異於剝奪法庭衡量情由給予酌情減刑的權力。然而,針對某時期一些屢有發生的罪行,檢控當局可能為了加強刑罰的阻嚇力,會在部分案件的上訴程序中,要求上訴法院提供一個「判刑指引」,透過有約束力的判例,促使下級法院必須依照指引判刑,從而造成「最低刑罰」的實際效果。

上訴法院提出的「判刑指引」,一般有兩方面︰首先,會針對特定案情,規定對應的「合適翌禁刑期」;第二,會規定一般刑事案件適用的求情理由,不能直接適用在這類案件,法庭只能基於「特殊減刑因素」,才可以行使酌情權予以減刑。較常見的設有判刑指引的罪行,包括販毒、監守自盜、入境相關罪行,以及洗黑錢等。

此所以,一旦上訴法院設下了判刑指引,下級法庭其實很難針對案情或被告背景作大幅度的減刑,亦不可基於一般的求情理由(例如年紀、沒有前科、品格等)而作寬減。此所以,牽涉販毒罪的被告,即使年紀小、角色低微,因為攜毒份量而招致六、七碌不是等閒事;偽造身份證的量刑起點,就算認罪也不會在十二個月以下 …… 所以,其他罪行未見同等的刑期,不一定是原審法官輕重不分,卻要視乎討論當中牽涉的不同罪行,會否設下了嚴格的「判刑指引」所致。

不過,以「阻嚇」為名而設定的判刑指引,固然無情,更不一定就代表正義。平心而論,判刑指引所適用的罪行,幾可肯定是較「普遍」的罪行(這裡指的「普遍」,不是說常人皆會犯上,只是客觀上數字較多之義),不普遍又何需勞煩「老爺」費神劃定罰則?人類食物鍊最上一端人士才會有機會觸犯的罪行,好像欠薪、造市、以權謀私 …… 揭發得了而由成功入罪者,恐怕少得沒可能入得上訴庭法眼,更遑論會有所謂「判刑指引」;相反,窮少年為數千元「走粉」、單親母借戶口給親戚匯入來歷不明鉅款換報酬、行使偽證以求一職 ……「老爺們」驚覺這些案件「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而決意「治亂世用重典」,他們當然不曾想過,食物鍊最底層一輩寧捨正途、鋌而走險,犯上這些「屢禁不止」之罪背後的掙扎。

筆者決不是將所有犯法者皆當成反抗階級壓迫的綠林好漢,只是想重提一下,既然我們多麼不願法律厚富而薄貧,那麼最好也從今天起,停止對刑罰的盲目信任,尤其不要輕信「治亂世用重典」的思維方式;畢竟,縱觀海外和本地現實,每次降低法庭從輕量刑的酌情權,其中一種「蝴蝶效應」,就是在司法程序的幾乎每一層次,擴大貧與富之間的不公。

2015年2月5日 星期四

【大台法庭劇】第七集拆解

1. 葛大仁被控刑事毀壞案

i. 裁判官提出一個 issue,就係有關被告的精神狀態係咪可以受審,佢決定將案件押後,索取兩份精神科醫生報告,並且將被告還押小欖,即懲教署轄下的精神科治療中心。

ii.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75 條,如果在審訊中出現被指控者是否「無行為能力 (mental incapacity)」以致唔能夠理解審訊的問題,法庭可以選擇立即先處理佢精神狀態的問題,或者將問題押後至不遲於辯方開案的時間,後者有啲類似足球當中的「得益規條」,即係如果控方案情本身已經甚弱,足以令法庭裁定表證不成立而無罪,咁就根本唔駛處理被告的精神問題。

iii. 法庭決定被告精神是否適宜受審前,一定要先取得不少於兩名精神科醫生的報告,劇情中亦有類似的安排。

iv. 但要留意兩點︰1)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51 條,如果裁判官基於被告可能係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而下令還押等待醫生報告或者調查,首次還押期唔可以超過 14 天,即使日後再延長,整段時間亦唔可以超過 42 天;2) 裁判官可以選擇將被告還押於精神病院,或者懲教署轄下的監獄或教導所等,雖然小欖都算係《監獄條例》下的「監獄」,但由於《精神健康條例》第 52A 條對於被還押者由精神病院轉去小欖另有規定,所以裁判官未必有權直接將等報告的葛大仁送入去小欖。

v. 此外,裁判官亦有權選擇根據第 51 條准許葛大仁保釋。

vi. 張慧芸選擇挑戰裁判官的決定,但又由同一個裁判官處理,這在《裁判官條例》第 104 條下是可以的,裁判官可以按申請或者自行對自己的決定進行覆核;但由於裁判官對於葛大仁的決定,不算是「就罪行作出的裁定 (determination in respec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ffence),一旦裁判官維持原決定,張慧芸未必可以提出上訴 (appeal),而是可能要對裁判官的決定申請司法覆核 (Judicial Review)。

vii. 如果精神報告支持葛大仁精神沒有問題,按理案件就可以繼續,即是如果控方再沒有新證人,法庭就要裁定是否表證成立,成立則接受葛大仁的自辯書;張慧芸單靠醫生報告已經可以證實被告的精神狀態,照理冇需要在法庭未裁定精神狀態就呈上自辯書。

viii. 事實上,裁判官並唔見得有犯程序錯誤,羈押等候報告亦唔係問題,佢只需要繼續進行審訊,並且以控方證據不足為理由,裁定罪名不成立就可以,而唔應該係即時撤銷案件。

2. 林健威被控不小心過馬路案

i. 再講一次,使用道路行人疏忽地危害其本人或他人的安全,唔係罰 500,係 2,000。

ii. 被告罪名不成立,口氣甚大,甚至想提出民事索償;但即使佢打贏刑事,亦唔代表佢就事必然有理據向小巴司機追討賠償。

iii. 在刑事案,林健威是被告,無疑點地證明佢違法過馬路的責任,在政府;但去到民事索償,就輪到林健威要以原告身份證明自己的理據成立。

iv. 假設小巴司機除左在法庭講錯野之外,在駕駛小巴時並冇任何疏忽不當之處,林健威將很難確立索償理據;就算小巴司機有唔妥,佢在民事官司亦可能以林健威自己也有疏忽責任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3. 當值律師服務轉介販毒 (trafficking of dangerous drugs) 案

i. 打毒品案一定冇可能唔知道,上訴庭對於販毒案有十分嚴苛的判刑指引 (sentencing guidelines),唔單止根據毒品重量或者被告的角色判刑,好多平時可以求情的理由,去到販毒案都會唔接納。

ii. 涉案 K 仔(氯胺酮)重 0.98 克,根據許守城案(上訴庭覆核申請 2006 年第 7 宗)的指引,1 克以下 K 仔販毒案的量刑起點,可由法庭酌情決定,但由 1 克開始到 10 克,量刑基準是監禁 2-4 年,拾級而上,去到 300 克更會是起碼 9 年。

iii. 此外,除非情況極端,K 仔販毒入罪者必須處以監禁刑罰,而一些在平常案件中可被視為求情的理由的例子,例如年紀輕(或者相反,年老)或身體有缺陷,在販毒案中都不可以成為求情理由。

iv. 因此,霍紫凝犯下了十分嚴重的大錯,就是完全漠視了販毒案的判刑指引︰1) 正如前述,販毒案無甚可能單判以簽保、罰款、感化、社會服務令,就連勞教中心也因為依法刑期不能太長,一般唔會在販毒案中採納,監禁幾乎是板上釘釘;2) 就算認罪,年輕、家庭負擔等都絕對唔會係輕判理由,幾乎唯一的求情理由就係認罪求減刑期三分一而已。

v. 毫不誇張地講,霍紫凝的表現完全不符專業大律師的應有要求,除左上述漠視判刑指引錯誤建議被告外,呢頭認完販毒轉頭求情又話被告自用,已經係近乎誤導法庭。

vi. 老實講,除左淋尿,被告的家人其實大可以申請法援,以原審時律師不稱職影響公平審訊為理由,要求上訴將認罪裁決推翻。

2015年2月3日 星期二

【大台法庭劇】第六集拆解

第六集大致上只涉及一宗案件,但可供探討的材料仍相當多︰

裁判法院審理明星薛劍被控四罪

i.  首先有個好大的 bug︰開審前的背景影住荃灣法院,但薛劍係在東區法院行出來的;

ii. 霍紫凝在會見薛劍時被打斷不能說完四項控罪,但因為四罪都相當常見,其實都值得再列舉出來讓讀者了解︰

1) 阻差辦公,全稱是「抗拒或阻礙公職人員或其他依法執行公務的人」;

2)「公眾地方行為不便」即所謂 17B 其實不是官方名稱,正確罪名是「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

3) 刑事恐嚇,是《刑事罪行條例》(CAP 200) 第 24 條下的罪行,如果循簡易程序檢控,最高可判罰款 2,000 元及監禁 2 年,如果循公訴更可判入獄 5 年;

4) 襲警,其實呢個真係要解一下,劇集內介紹的是《警隊條例》第 63 條的襲警罪,但正如關注警權團體一直指出,實際上一直存在另一條襲警罪,就是《侵害人身罪條例》(CAP 212) 第 36(b) 條,該條的罰則較重,可入獄 2 年。換言之,在襲警罪而言,其實有兩條罪,可任由檢控當局龍門任搬隨意使用(心水清的讀者也許可發覺,第 36(b) 條其實都一樣適用於阻差辦公的)。

iii. 不過,說阻差辦公最高刑罰是罰款 1,000,明顯就犯了媒體常見的搬字過紙之誤。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所有條例中的罰款金額如果訂明為 1 元至 2,000 元,都會被視為等同規定罰款 2,000 元。

iv. 入到法庭,未開審,記者們見被告上場就簇擁著被告叫佢講兩句,但在現實世界,即使記者有一些特權(例如有專門席位、有權用紙筆記錄庭審等),但公然在 courtroom 內採訪,即使未開庭,都肯定會被庭警阻止。

v. 裁判法院同程序同區院、高院的公訴 (indictment) 程序係唔同的︰在後者,法庭會等到控方已經準備好公訴書及所有檢控資料後,才聽取被告是否認罪的答辯 (plea),若被告不認罪,下一步就進入開審程序;但在裁判法院,在聽取被告不認罪的答辯後,法庭一般要另外編排審訊日期,而且審訊前亦可能要安排時間覆核一下雙方的證人數目及準備審訊進度(即所謂審前覆核 (Pre-trial review)),所以唔會呢頭唔認罪轉頭就開審的。

vi. 由主控背向法官對被告宣讀控罪,有三大問題︰第一,現實中宣讀控罪的唔會係主控,而係法庭內的司法書記;第二,平常司法書記讀控罪是在法官席前面的位置,好處係法官同樣可清楚聽到罪名內容,但如果宣讀者背住法官,咁萬一宣讀者立心不良,細細聲加多個「不」字或者做口型,法官咪會聽唔到?第三,宣讀控罪同認(或不認)罪係要收音的,點會背住檯面的咪讀控罪呢?

vii. 賣弄英文結果弄巧反拙︰Statement of Offence 係「罪行陳述」,其實即係一般講的罪名同出處,例如阻差辦公,「罪行陳述」就應該係「抗拒或阻礙公職人員或其他依法執行公務的人,違反香港法例第 228 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3 條」,就係咁多;至於有晒日期的地點的,那個叫「罪行詳情」,英文係 Particulars of Offence。

viii. 大台有一個位進步了,就係被告唔一定要企入犯人欄,有得保釋的薛劍可以企在法庭後方;但就算係咁,都唔會 casual 到可以坐在旁聽席吧。企返出來啦。

ix. 薛劍認了一條,之後春風滿面地走出來,估計係其餘三條打甩(或者起碼打甩部分);劇情主要著墨的是涉事警務人員同被告之間的對答(包括被「嘟」走的部分),同埋外籍警察似乎唔能夠理解被告提出要有翻譯的要求。這當然牽涉一個程序問題,就係身為外籍警務人員,應否在明顯唔能夠同對方溝通的情況下,用對方唔熟悉的語言發出法定的指示(即《道路交通條例》第 43(1)(a) 條下要求司機出示駕駛執照),如果外籍警察純粹因溝通不暢而不獲滿足要求,就進一步對薛劍採取截查、搜身以至拘捕行動,可能會因為這些行動本身欠缺合法基礎,連帶使被告對警察做出的抗拒、拒捕甚至身體接觸行為,都不能構成阻差或者襲警而無罪釋放(參考楊美雲案,終院刑事上訴 2004 年第 19 宗)。

x. 返去劇情,由當中交代的「案情」來睇,阻差與襲警兩項控罪,其實算係被告一連串回應警察行為的反映︰如果警察針對薛劍的執勤行為並未逾矩,照理同一案情足以要薛劍俯首認罪,理應同樣夠鋤得入襲警;反之,如果警察的行為令整套行動變成非法 (unlawful) 並進而使被告打得甩襲警,同一個案情亦應幫到薛劍甩埋阻差。認一條但又打得甩另一條?有啲令人費解。

xi. 至於《公安條例》17B,當然又係要重溫周諾恆案(終院刑事上訴 2012 年第 12-14 號)。17B 的一大元素,係被告的行為要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但如果劇中的案情只係薛劍與警察一對一的衝突,實在好難相信外籍警察會 commit breach of the peace 卦,所以,脫罪並唔稀奇,反而係劇中的主控(或者應該話係安排主控的編劇)應該冇熟讀周諾恆案。

xii. 刑事恐嚇,罪名的確唔輕,但要入罪亦唔係容易,對於一宗常見的阻撓執法案件,要證明被告居然會使一個全副裝備訓練有素的警察「受驚」,或者威脅得了他不執行法律下的權責,照計現實中會發生的機會亦甚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