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31日 星期三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女童政總塗鴉,判入兒童院過新年

原文︰http://wknews.org/node/637

十四歲女童用粉筆在政總牆上繪花,警方如臨大敵,以涉嫌「刑事毀壞」罪名拘捕,獲准保釋之餘尚未被正式檢控;豈料事態突急轉直下,警方成功引用《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取得少年法庭頒發的「照顧或保護令(Care or Protection Order)」,並隨即判入社署轄下的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監管,法院將在新年後的1月19日再聆訊。
毫無疑問,這個管治威信江河日下、窮得只剩下儲備與法律的政府,再一次讓人「大開眼界」︰警察居然想得出,連正式的刑事檢控也不用,乾脆繞過檢控部門,直接就動用「保護兒童」的法律程序,就足以讓這個中學女生,承受一下在新年時節與家人分離、失去人身自由的滋味;而這時候,她在刑事程序而言,甚至連案也沒有。
也許,如果證實她真的在公共設施(雖則這設施還有多「公共」的確大可商榷)塗畫,如此行為並不值得表揚;也許,政府方面的確可以說服法庭,她理應接受法院對她行為的審判。但,這些也完全抹煞不了一個事實︰她是一個跟你、跟我,跟大家一樣毫無二致的香港市民;她,配得上最最基本起碼的人權保障,這當中包括《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一)條︰「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當然還有效力相近的《基本法》第二十八條︰「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身體、剝奪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
尤其,當政府要求限制人身自由的對象,是一個理論上尚未有刑案在身的未成年人士時,不論是要求提出限制的官員,還是審視限制請求的獨立法庭,更務必要慎之又慎,確保有充分的理據方可為之。據了解,警方申請「保護」女童的法理依據,就是引用上述《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的第三十四(二)(d) 條,指女童「不受控制的程度達至可能令他本人或其他人受到傷害」,所以需要少年法庭介入頒令,而警方為了支持申請,亦提出女童的父親無力照顧女童;另一方面,女童的代表律師則反駁,指父親希望能夠親自照顧女兒,並且向法庭承諾願意負責接送及陪伴女兒等,但最終不為主持聆訊的裁判官接納。
筆者必須指出的是,即使警方引用第三十四(二)(d) 條的理由成立,根據第三十四(一)條,法院亦不一定要將少年判入監管院舍,而是有權選擇判予願意照顧的人士或志願機構,或者要求父母或監護人以擔保方式承諾具體的適當照顧。由於判入院舍無疑會影響少年的人身自由,甚至觸及其不受無理拘禁的憲法權利,基於保障公民權利的法治原則,實在應該將判入院舍的決定,視為其他方式皆不可行之下的「最後辦法(last resort)」,而不應在有其他選擇時貿然採用。事實上,現時兼任本港終審庭非常任法官的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廖柏嘉勳爵(Lord Neuberger),亦曾經在一宗英國保護兒童上訴案件中表達類似的看法︰「在我看來……照顧令應該只能是最後辦法,因為不證自明的道理是,除非為兒童利益而言沒有其他可能辦法,理應維繫兒童與其親生父母的關係。」
就本案而言,警方有沒有盡所有努力設法要求女孩的家人協助配合,在案件仍未正式進入司法程序的階段,管束女孩的行為呢?法庭又是否認為,從現在到一月中的時間,情況真的完全不容許女孩交回其父親照顧,而非得出此下策不可?透過與筆者日常經驗,以至從社工、老師朋友方面得悉的類似情況相對照,筆者實在懷疑,從警方到主理的裁判官,在考慮是否頒令時,都沒有將女童的人身自由權利,予以合理的衡量。

2014年12月24日 星期三

【評台文章】許仕仁案判刑淺評

原文︰http://www.pentoy.hk/社會/t150/2014/12/24/charles-tsang:許仕仁案判刑淺評/

經過超過一百三十日、控辯雙方皆精銳盡出的「世紀審訊」後,陪審團裁定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連同新地郭炳江、董事陳鉅源及港交所高層關雄生罪名成立,主審法官亦在宣判後兩個審訊日內隨即判刑。

據傳媒報道指,法官多番解釋指本案很難決定判刑,不單是因為案情複雜、審訊費時、證據龐雜,也因為各被告年紀老邁之餘又有健康問題,因此判刑亦不能不考慮這些個人情況。
誠然,案件越矚目,人們對於案情事實以至涉事人物的觀感亦會越強烈,甚至對於案件應該如何發落,自會形成一己的定見;正因如此,筆者作為芸芸大眾之一,絕不敢越俎代庖,單憑透過媒體獲知的少量資訊就斷言法官的判刑是否合理,惟求拋磚引玉,與讀者們分享一下對於各被告判決的一些淺陋觀察。

一般而言,法院在作出被告有罪的裁決 (verdict) 後,就會隨即進入處理判刑 (sentence) 的程序︰法官會要求控方簡單介紹被告背景,以及提出案情中可能影響刑罰輕重、而法庭應該加以考慮的因素,控方亦可能需要視乎案件種類,向法庭提交相似案例的過往判刑參考,以至上訴庭或終審庭曾經發出的該類案件的任何判刑指引 (sentencing guidelines);反之,法官亦會要求辯方提出可讓被告獲得減刑的因素,例如已經有悔意,或者年齡、健康狀況、家庭等個人背景。

法官在量刑時,需要一併考慮所有可以導致刑罰加重 (aggravating) 或者減輕 (mitigating) 的因素,好像不少讀者都耳熟能詳的「三分之一減免」︰如果被告願意認罪,法官通常會給予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例如將原定三年的監禁減少一年。

另一方面,審訊所在的法院層級,也是值得留意的地方。就單一控罪而言,裁判法院的最高刑罰一般為兩年監禁及十萬元罰款;區域法院的最高刑期為七年,至於高等法院原訟庭則沒有刑罰上限。

由此可見,律政司決意將許仕仁案送交高院由陪審團審理,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可能是對於法官最終會對被告處以七年以上的重刑深具信心,而最終法官亦的確將作為案件要角的許仕仁,處以七年半的判刑;但心水清的讀者也許會留意到,許仕仁八項控罪五項成立,判監七年半;與此相比,只有一條控罪成立的郭炳江,卻已經被判入獄五年。

當然,決定刑罰是否合理,並不能單憑控罪數目與年期作簡單比較;即使連同控罪牽涉的金額一併類比,亦未必準確。除了上文提及的加刑與減刑因素外,法官有權裁決將不同控罪的部分以至全部刑期同期執行 (sentences run concurrently),尤其如果多條控罪指向的其實是同一事件,法庭判以同期執行的機會就更大;否則,法官會裁定不同控罪的刑期要分期執行 (sentences run consecutively),使總刑期拉長。

筆者將由許、郭二人同時入罪的第五控罪入手,嘗試探討一下法官量刑的準則和考慮重點。第五控罪是指許仕仁在擔任政務司司長任內,串謀郭炳江、陳鉅源及關雄生,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即向許提供八百五十萬元,而許則在任內優待新地。

郭在這條最高刑罰為入獄七年的第五控罪中,量刑起點是六年,而基於過往良好品格而獲減一年,總刑期五年。在這一控罪下,許的量刑起點同樣是六年,這亦符合一般涉及賄賂或提供利益的案件的處理原則,即是授受雙方的判刑理應沒有分別(馬競爭案,刑事上訴 2007 年第356宗)。

除了第五控罪外,在司長及行會任內收受千多萬元和沒有申報(第七、八控罪),兩罪量刑起點均為六年,由於兩者牽涉同一事件,第八控罪的六年監禁同期執行,但第七控罪當中有三分一刑期(即兩年)要分期執行。至於在積金局及司長任內分別沒有申報免交租及貸款等不同利益(第一、六控罪),兩罪的量刑起點為一年半,合共有三個月分期執行。因此,在第五控罪下全數執行的六年監禁,加上合共兩年三個月的分期執行刑期,總量刑起點就是八年三個月,再因過往公職及品格而獲得九個月扣減,因而得出七年半的最終刑期。

換言之,許仕仁的刑期,絕大部分是由於接受兩筆數目較大(分別牽涉八百多萬及一千多萬元)的利益所致,即使如此,以兩宗獨立事件的判刑來分析,法官只在其中一項控罪的六年監禁以外,判予三分之一刑期分期執行,其實很可能已經考慮到一些對許有利、並且致使刑期向下調整的因素上;至於兩項漏報利益罪名以一年半作為量刑起點,可能是由於過往大部分牽涉公職人員操守及貪腐的案件,均在判刑較輕的裁判法院或區院審理,因而或多或少可能影響法官量刑時的「重手」程度。

再加上法官再按照許過往的公職表現及知名人士提供的品格證明,給予九個月減刑。筆者認為,法官對於許的判刑大致符合同類案件的量刑準則及慣例,但絕對談不上是重判,甚至已基於許的情況,算是偏向寬鬆。無論如何,為大半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深具名望的各被告而言,晚年終致落得鎯鐺入獄的下場,亦實在令人唏噓。但願事態發展至此,能夠成為官場和商界眾人的警惕。

2014年11月12日 星期三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港式「法治」媲美獅城?

原文︰http://wknews.org/node/592

雨傘抗爭陷入僵持局面,歷經八十七彈、黑道突襲,以至警員暗角圍毆,群眾留守意志仍然堅定;建制派眼見清場不成,則透過友好的運輸業界組織及商廈業主等出面,展開一連串司法行動,企圖在政府毫無寸讓的時刻,逼使示威者在要麼違抗法院命令、要麼遺憾退場之間作抉擇。
誠然,雨傘運動大體上承接著蘊釀多時的「和平佔中」行動,從推行運動的三子、到學生,以至留守者們,大多數人本已做好公民抗命、以身犯禁的思想準備。事實上,經過大大小小的衝突事故後,警察本身已經在不同佔領區外圍部署大量警力監視,民眾不撤,卻也沒有進一步擴闊佔區、加固防守的能量,而警察則始終掌握著「清場」的主動權,只要警方執意進場拘捕,示威者除了束手就擒,大概亦不會再有其他選擇。
然而,警察以非法集結、阻街等罪名追究示威者的刑事責任,是一回事;將佔領事件拿上民事庭申請禁制令,卻是完全另一回事。刑事罪行最高刑罰清楚條列,明碼實價,非經審判定罪不得加諸被控者身上,即使法律程序本身十分耗時磨人,卻起碼讓被檢控者對於最壞的後果,有大致的概念;民事程序所花時間、所動用的人力物力,比刑事案超越何止幾何級數,加上違反民事禁制令而衍生的「藐視法庭」罪責,刑罰並無上限,兩相結合,民事程序對示威者造成的威脅,不論從刑罰以至財政後果而言,皆非一般刑事責任所堪比擬。
從輿論、到政府,以至聆訊案件的法官,無不爭先恐後,對違抗禁制令的人扣上「損害法治」的大帽,試圖將「維護法治」收窄至與「守法」同義。然而,就連不是以法律為本業的考評局,也懂得法治精義不單在守法。談法治,絕不可能只留意規管個人團體行事規範的實體法律,卻忽視更實質的問題,例如法令規定本身是否清晰易辨、法令本源是否符合程序並具有認受性 (legitimacy)、法律爭議的過程有否對爭議各方公平,乃至執法官員的行事方式是否忠誠信實有否越權等等。筆者眼見不少理應深具法學根柢的前輩,居然連法治的 ABC 也看似不甚明瞭,心中不禁倒抽一口涼氣。
真的要從「法治」視角去看旺角與金鐘等三區的禁制令,筆者就不禁要問︰就本案而言,申請禁制令一方的理據絕非全然充分,從司機一方的損失數字,到所謂受影響的小巴路線是否與「佔領區」有關,乃至原告方是否具有充分的法律地位 (locus standi) 提出訴訟,種種問題其實尚待進一步審理方可得出結論,但被告人甚至連充分抗辯的機會亦未有,就已經受制於一份範圍相當廣泛的臨時禁制令,法院裁決的過程即使合法,是否就全然做到法治所要求的「公平」?法院授權警方在執達主任要求下協助清除路障,甚至可以將抗拒禁制令而被捕的人「盡快 (as soon as practicable)」帶到法院,但警察按照法律具有的拘留權力,只限四十八小時,法院的命令,會否凌駕於法律之下對於基本人身自由的保障,變相為警方擴大權力,將警方的拘留時限延長至超過四十八小時的 practicable time?
最重要的是,捨刑事檢控之途而取民事訴訟之道,將明明是公共秩序範疇的事件,硬套上民事私法爭議的程序處理,到頭來發現連被告身份也確定不了,以致從實務上難以執行,這種隨意將民事司法體系置於政治爭議風眼的行為,又如何談得上是尊重法治?
筆者更擔憂的是,香港實際上已正式步新加坡後塵,在刑事檢控以外另闢打壓反對派的司法蹊徑,只是在獅城用得「出神入化」的,是誹謗法、賠償、訟費加上破產的四步曲;而在香港運用的,則是禁制令加上藐視罪,或者再搭配常見於獅城的最後兩部曲。

2014年10月13日 星期一

【惟工生活︰理法思苦】梁振英收五千萬,違反防賄第九條?

原文︰http://wknews.org/node/556

正值「佔中」官民決戰之際,特首梁振英被澳洲媒體揭發,曾經獲得價值五千萬元的秘密酬金,付款方正是在梁氏出選特首前夕已經展開收購戴德梁行的 UGL 公司。要理解梁氏收款的舉動,必先要理清箇中背景。
從簽訂協議到收取最後一筆款項的全過程,橫跨整整兩年,牽涉梁從參選到當選及至上任;簽署協議時,他不但是前行會召集人、特首候選人,亦尚未從戴德梁行執行董事兼亞太區主席的職位上離職;戴德梁行賣盤當下,由於債台高築,收購價不但低見九億五千萬元,而且全數收益只能交給公司的最大債權人蘇格蘭皇家銀行,其他股東以至債權人分毫未收,但梁振英作為有份操作公司賣盤決策的人(之一),偏偏可以從廉價買盤的一方,獲得五千萬港元的個人利益。
換言之,在 UGL 安排付款時,梁振英仍在為戴德梁行(以至其股東、董事會以至債權人)「打工」,仍在收取公司的薪金、花紅以至股息等酬勞,他與公司的僱傭關係,完全屬於《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之下,「代理人 (agent)」與「主事人 (principal)」的關係;按照此條的規定,除非「代理人」有「合法權限」、「合理辯解」,或者得到「主事人」的准許,否則代理人收受其他人的利益,作為他作出或不作出一些「與主事人事務或業務」有關作為的報酬,就屬於非法。
這裡的規定,其實不難理解︰大廈管理員在年初一開工收取住客「利是」,很多管理公司就算不明文批准,也可能透過上司訓示下屬有關的守則,例如「不要主動開口」、「數額不大無傷大雅」之類;相反,負責採購人員向供應商索取回佣,以至在報價時將回佣數目一併計入老闆要支付的數額當中,這種幾乎等同詐騙公司的行為,當然違反法律。簡言之,犯法與否的界線,並不在於參與其事授受兩方個人的主觀道德價值判斷,而在於整套利益安排背後的客觀事實,有否讓僱員在領取薪水為公司做事的同時,又在公司的業務過程中,另外獲取私人的好處,而沒有先根據法律得到公司批准,或者沒有法律容許的辯解理由。
有另一種說法認為,梁氏收取的五千萬,只是商場常見的「分手費 (golden handshake)」,目的旨在使梁收取鉅款利益而退職後,不會損害舊公司利益;梁氏自己的最新辯解亦說,款項是離職協議的一部分,以防止他將來與易手後的舊主競爭,或者從舊公司挖走高層。然而,就著《防賄條例》第九條在這方面的正確理解,上訴庭在較早前審理前無線高層陳志雲一案時,已提出更清晰的案例指示,更可成為今次事件的參考。
原審法官曾經裁定,即使陳志雲因為未得無線批准,而在商場倒數節目中演出「志雲飯局」並獲得酬勞,但由於陳志雲收款而作出的作為(即參演「飯局」),不能視為「損害」或者「針對 (aimed at)」老闆(即無線),這作為不算是「與主事人業務有關」,於是不構成第九條之下的罪行。但上訴庭強調,第九條所規限的,就是代理人收取利益背後,是因為與「老闆」業務「有關」的行為,而不是對「老闆」「不利」的行為,而就收款而行事一方(即「打工仔」)而言,法律並不會深究他「收錢」的同時是否有意對「老闆」不利;上訴庭更指,收款一方可能全因貪財,而非有意損害老闆,但不能因此而斷定被告沒有違法。
所以,上訴庭已經清楚地說明,在第九條下,要決定合法與否的關鍵,不是收款者心態上是否存有傷害公司之念,而是他是否因為作出一項與公司業務有關的作為,而得到外間第三方的好處,無論這費用叫「分手費」也好,「離職補償」也罷,也絲毫不會改變法律的規定及適用範圍。
梁振英固然要回應大眾乃至當日公司賣盤交易所有持分者的質疑,包括債權人、股東、董事會等,到底是否知悉五千萬的協議?五千萬是否從 UGL 的收購價中扣除,變相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協議斷不可能是一時三刻的產物,梁振英是否一面核准超值收購價的同時,一面與收購者密商協議?款項正式過數之日,梁振英已重返公職,收取一間與本地鐵路關係千絲萬縷的澳洲企業八位數字延後酬勞,為何竟全然沒有就此個人現金進帳作申報的打算?
但面對此等攸關其誠信、受託責任 (fiduciary duties) 以至利益衝突詰難的同時,他既履行公司董事職務,卻看準公司賣盤敏感時刻,基於公司易手後的安排而從買主手上收取鉅額報酬,單是這一點,已經值得廉政與檢控部門認真調查了。

2014年10月12日 星期日

【獨媒文章】準時番工的的背後

原文︰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7134

其實呢,我覺得有啲野又不能太煽情太誇張的。唔好講到好似而家佔領的是一個山區偏遠村落連接外界的唯一道路咁啦。
就算你完全唔 fxxking care 有冇普選而只係有準時返工咁「卑微的願望」,你要滿足呢個願望,其實唔難︰連接各區的道路,冇完全封晒;公共交通,已經陸續開通;你唯一要做的,就係早啲、再早啲、更早啲出門口咁解。
唔好話我講風涼話︰我今個星期開始,係比平時早四十五分鐘出門口。係呀,等小巴條龍真係好長,但平時朝早見到地鐵壞車你都會早啲離開屋企架啦。唔好將瞓多幾個字都上綱上線做「人權」、「自由」。
反過來講,你平日相對而言那種生活的「方便」(甚至我覺得只能算係「習慣」,迫地鐵迫車好方便咩完全唔覺),就係建基於大家對整個社會的管治秩序同既定生活安排的「啞忍」。就好似有啲 post 同圖咁講,生活壓力迫人,你會屌,但你有冇諗過衣食住行的荒謬就係源於管治權力的不公?你唔爭取根本改變,就走去屌那些無可避免「干擾」你日常生活規律的抗爭者,咁咪就係另一個 post 話齋︰慣左在籠中的雀覺得出面飛的鳥有病。
有啲舖頭(唔係做金行藥房凌晨三四點都仲開大燈製造光害那種)的確因為佔路影響生意,所以一直有佔領者主動呼籲大家多幫襯小店;但為一般打工仔而言,所謂「妨礙日常生活」,其實就不過係再早啲起身咁解,你 keep 得住準時返工,連份糧都基本唔會少左。俗啲講句,你所承受的,連條毛都不如呀,你居然好意思鬧出面為左你的真正「人權」而風餐露宿飽受壓力的示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