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視員工出糧無期，公司已陷奄奄一息之態，高層與老闆們的言行卻不斷讓人驚歎「沒有最只有更」。截稿前的最新發展是，由亞視大股東兼董事局主席黃炳均擔任董事的另一間有限公司，提出借款予亞視員工，金額剛好就是員工在去年十二月未獲發的薪金，但擬簽立的借據條款列明，如果員工獲發欠薪，員工就要還款；此外，如果亞視出現任何「變化」，甚至員工離開亞視，同樣需要還錢。
筆者相信，任何人毋須具備甚麼法律知識經驗，都肯定看出如此安排是多麼荒謬。大股東此計看似荒誕不經，實質是機關算盡，一旦員工不堪經濟重壓而簽字取款，當中後患實不容低估。無疑，大股東在法律上絕不能以借款權充發薪的責任，但由於大股東是透過名下另一間與亞視全無關係的有限公司借款，因此員工的「借債」對象是一間獨立法人公司；一旦日後員工無力還「債」，即使當時十二月欠薪仍未發出，在任何可能由「債項」而引發的法律程序面前，「欠債」與欠薪是兩件並無牽連的事件，員工不能試圖引用僱主的欠薪，來抵銷 (offset) 欠下僱主公司大股東另一間公司的債項。
整套安排另一狡黠之處，在於其中一個「還款」的事態條件︰亞視出現「變化」。據直至截稿時的最新資料，如果到一月二十六日，仍未有白武士出現，亞視就要清盤；換言之，員工幾可肯定從一月二十六日開始就有責任還「債」，因為屆時亞視要麼展開「執笠」程序，要麼會有新主人，兩者同樣可理解為公司的「變化」。問題來了︰即使有白武士拯救，亦不代表當日員工就一定可以取回十二月欠薪；要是最終亞視走向終結，員工的索薪對象就變成破產欠薪保障基金，而整套公司清盤、「埋數」、頒令的程序，曠日持久，員工依然要苦候多時。所以，無論亞視一月二十六日的下場為何，試問員工們又哪來即時的現金，可以在公司「變化」時還「債」？
面對僱主的逼迫，員工又應何以自救？
首先，仍未到山窮水盡之境的員工，當然理應拒絕就範，不能簽立這種欺人太甚的「借據」自立於危牆之下；反之，當僱主公司董事敢於透過旗下企業，白紙黑字地提出如此荒誕的建議，員工絕對要留下副本存底，在日後的欠薪檢舉而至刑事程序中作為證據。《僱傭條例》第 64B 條規定，一旦證明有限公司的欠薪，是在公司董事的「同意或縱容 (consent or connivance)」，或者由於董事的「疏忽 (neglect)」而造成，董事即同樣有罪，最高可判罰款三十五萬元及監禁三年。身為公司董事局主席，不肯堂堂正正發薪，卻將等額於欠薪的費用以借貸形式「發放」予員工，會否構成「同意或縱容」公司欠薪，絕對足以讓日後審理欠薪罪行的法官好好參詳考慮。
此外，即使員工為勢所迫簽據取款，亦可以考慮引用《放債人條例》，在債權人公司展開法律程序追討時保護自己。該《條例》第 25 條授權法院，如果在處理追債的法律程序時，發現貸款交易屬於「敲詐性 (extortionate)」，可以下令重訂交易條款以保公平。一般而言，此條通常用在防止財務公司以過高利息敲詐借錢人，但法例訂明其規管範圍不限於財務機構，亦包括任何人的放貸；此外，如果借貸交易「嚴重違反公平交易的一般原則」亦可視為有「敲詐性」，而法庭考慮有否違反公平時，可考慮整體因素，包括借款人的經濟窘迫情況，乃至交易雙方的關係及交易對雙方有利程度等。
換言之，曾經簽據借錢的員工，可能有權在對方入稟追債時，向法庭抗辯指借貸本身屬於敲詐交易，要求法院另訂合理的還款條款；但這固然牽涉到需要動用大量資源或者申請法援與對方周旋，最重要的一點是，何以本來是欠薪案苦主的一方，反而成了欠債案的被告，甚至要向法庭苦苦請求更改條款以紓緩「債務」？難道這就是法律大員們早陣子大聲疾苦要港人捍衛的「法治」？
也許，在黃炳均這種商場老手眼中，這種「薪變債」的操作，不過是平日在商界司空見慣的，將不同公司買空賣空、股債變換等把戲的變奏；而他一方面明知自己作為亞視董事局主席，公司犯下欠薪之罪，他也根本擺脫不了《僱傭條例》加諸董事的刑事責任，另一方面又明明拿得出相等於欠薪總額的現金，卻不肯乾脆借予亞視履行出糧責任，反要使出「借貸」把戲，無非是想一方面強令員工不敢離職，用欠債扣住員工在這條快將沉沒的船上當人質，另一方面則向潛在買家表明，唯有收購後盡快還糧於員工安定軍心，他們收購回來的這條船，才會有再次揚帆起航的可能。
只是，員工從來不是黃炳均那些「秒秒鐘幾十萬上落」的商場玩家對手，卻只是一群胼手胝足只求溫飽養家的打工仔女，讓他們付出勞力卻不予回報，本身已經是無恥行徑；為著省回欠薪的一己之私，不惜騎劫員工的生計，這種基本無異於國際勞工組織所指、形同現代奴役 (modern slavery) 的「債役 (debt bondage)」現象，竟然發生在一個國際大都會的持牌廣播機構，而不論是執行勞工法例的勞工處，還是監管廣播機構表現的通訊局，對此竟全然無力應對，實在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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