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五步曲」快將走到第二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排期在八月下旬開會，審議特首梁振英提交的政改報告。報告的主要內容，就是環繞「政改三人組」在去年底推出的諮詢文件，以及公眾回應諮詢文件提交的意見，並且由梁振英總結他對於這些意見的「觀察和總結」。
大體而言，梁特首在諮詢中看到的是，「三人組」在諮詢文件明顯有所傾向的立場，例如所謂「要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基礎上理性務實討論凝聚共識」、「候選人要『愛國愛港』」、「實質提名權」、「維持四大界別」諸如此類，幾乎無一遺漏地獲得「普遍認同」，或者起碼有「主流 / 較多意見認同」；如此一來，他自然可以振振有詞，展現一派「為民請命」的姿態，代表「大多數民意」向中央請命，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落，訂下「安全系數」極高的政改框架，甚至將參選門檻安排至比選委會時期更高。
問題是，當局這些所謂「普遍認同」、「主流認同」或者「多數認同」，是否真的具備客觀公信力呢？誠如有線電視報道，近十二萬五千份意見當中，超過十一萬份是範本或問卷式的意見，例如某一款只載有四條問題、其中一題為「是否認同特首要愛國愛港」的簡單問卷，就已經有二萬四千多份，即某一格式問卷意見，已佔意見總數幾近兩成；有作者更在《明報》撰文分析指，大部分意見均為「動員出來」而產生。如此一來，諮詢結果所呈現出的排山倒海般的「主流意見」，到底是否可信，實在不無疑問。
即使是一般的政策諮詢，當局要是完全不加整理、不作歸納，就將一切意見一古腦兒塞進諮詢工序，繼而點算正反雙方意見數目了事，恐怕也難言是合理的處事態度；尤其政改茲事體大，偏偏官方取態立場幾乎無人不曉，為了取信大眾，更不應該從意見收集到提出結論「一條龍」包辦，而大可考慮起碼將部份分析意見和評議功能，委諸獨立的顧問研究機構處理，並將分析過程公開予市民閱覽，使諮詢程序本身以至結論均更具公信力。
上文提及有線電視的報道，就曾經以時間相近、在收集意見書以外另外安排民調作參照的「強制驗毒」諮詢作例子，顯示當局也有不輕信意見書、且會設法獨立檢視民情的時候；事實上，就在政改諮詢結果公佈前相隔不過數天，一段塵封快將十年的歷史再被重提，更進一步顯示，特區政府在維護諮詢工作質素方面，是何等予人今不如昔之感。
事緣許仕仁與郭氏兄弟被控串謀涉貪案件繼續審理，控方陸續傳召官員證人作供，亦抖出不少許仕仁重返政府任職時的政壇秘辛，其中就包括由許主理的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現稱西九文化區）的發展項目。政府在二零零四年底選定了三份競投西九發展的入圍標書後，開始諮詢公眾對三項標書的意見。正是在這次諮詢後，當局決定取消單一招標的決定，而會要求中標者拆出一半以上商住樓面面積供其他發展商競投。政府在展開諮詢的同時，亦邀請獨立研究機構，負責分析諮詢期間收集得來的公眾意見，及後由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獲政府委派，負責分析民意的工作。
據庭審期間披露的證據指出，行政會議一度對於委託理大公共政策研究所處理西九諮詢有所疑慮，因為理大與其中一個競投西九項目的財團有合作項目，恐怕有利益衝突之嫌；最終由理大公共政策研究所作出書面保證，表明該所在運作上獨立於理大其他單位以外，當局遂落實由理大負責民意分析工作。
此外，曾參與西九工作的多名前官員亦在作供時指出，政府將理大的諮詢分析結果公佈時，將財團名稱以英文代號代替；另外，行政會議也觀察到有跡象顯示，部分參與財團以動員方式鼓勵市民遞交意見書，可能會影響諮詢結果，曾對此表示疑慮。前官員們的供詞亦進一步反映，理大在整理民間意見時留意到，收集回來的三萬三千多張意見卡和數百份書面意見中，曾經出現部分意見卡意見相似，甚至連信封、標籤也相同，於是將這些意見卡標示出來，如果扣除這批意見卡，領先財團的得票下降，但三大財團的排名順序不變。
從這一部分的審訊內容可見，倒是在曾蔭權、許仕仁主政處理西九的年代，行政當局對於諮詢工作質素的關注和敏感程度，尚且遠高於梁振英內閣。曾蔭權時期的行會，不單會留意到需要委聘獨立學術機構監察分析民意收集的工作，更細緻到關注中標的研究機構能否擺脫利益轇轕忠實行事；而獲派分析民意的學術機構，亦小心觀察總結意見文本的質量，並嚴謹檢視有問題的意見卡，確保民意不會被財團動員行為所左右；政府最終也開誠布公地公開理大報告的內容，使公眾可充分監察民意歸納的過程及結論。
西九的經驗顯示，政府完全知道，應當如何在事關重大的決策程序中，妥善收集及整理民意，避免「多數民意」淪為無人相信的笑話。何以今天仍會鬧出政改諮詢的荒誕情節？難道在梁振英眼中，政改的重要性反不如西九？還是政府根本對政改早有結論，所謂「諮詢」只是虛應故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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