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警」移送司法，千不選萬不選，偏偏就選在事發剛好一年當天，卻還要有更加戲劇性的鋪墊，就是率先致電預約拘捕曾健超，提控他一項牽涉十一名「遇襲警員」的襲警罪，以及四項阻差辦公罪。律政司司長罕有地連續兩日向傳媒解畫，反覆申述將兩案八名被告同日落charge，兼而安排同日（10月19日下午）在法院提堂（mention），是為了確保「公平」云云。
觀乎近一年來多宗「傘運」或者「光復」相關案件的檢控情況，控方作證警員被主審法官指斥「謊話連篇」有之、庭外與他人煲煙串供有之，甚至連本應提交辯方的相片也一度不知所蹤亦有之，但至今仍未有任何一名警員，曾經因為偽證而遭受調查檢控，現在從袁司長口中說處理曾健超與七警如何「公平」，本身的說服力已經毋庸置疑。
據了解，直到星期四（10月15日）才得知自己將要在四天後面對提控、甚至可能要答辯（plea）是否認罪的曾健超，在下午正式落案時，卻連案情資料也欠奉，反倒是數小時後由律政司發放的新聞稿，居然提供了甚為清晰詳細、幾乎可搬字過紙成為曾案「案情摘要（brief facts）」的資料，袁司長侃侃而談「公平」二字，其娛樂性實在可媲美子華神的「棟篤笑」。
律政司新聞稿中又有這麼一句︰「曾健超涉嫌襲擊的警員並不是涉嫌襲擊曾健超的七名警員（The police officers whom Mr Tsang had allegedly assaulted are different from the seven police officers who had allegedly assaulted Mr Tsang.）」按照律政司這句蠻有「麥太」風格的陳述，曾案中涉嫌「遇襲」的十一警，和涉嫌「有意圖而嚴重傷害」曾健超的七警，是兩群完全不同的警察，但句子並沒有將其後涉嫌「被阻」的四警和七警區別開來，筆者暫且推論，就控方在兩案各自的案情而言，七警中其中四人，就是在花槽上涉嫌「被阻」的四警。
如果推論沒錯，起碼就其中四名警察而言，情況或許會有點像較早前長毛 vs 「保衛香港運動」郭綺華的兩宗案件。在毛 vs 郭的事件中，兩人在各自案件中既為被告，亦同時是對方案件的PW1，於是雙方案情需要處理的，就包括誰先動手、誰是自衛的事實問題，最終法院在兩案中分別裁定的事實，就是郭氏先衝向長毛，但長毛打中郭的面部，反應超出了「正當自衛」的需要；另一方面，郭氏及後再打向長毛背部，就是明顯的報復而非自衛，於是兩人同樣普通襲擊罪成，同樣被罰三千（案件可能會有進一步上訴，且看日後發展）。
至於 4／7 警 vs 曾健超，情況有別的是，現在案情不是指「四警」跟曾健超互摑互拍，卻是指涉兩宗發生時間有明顯先後的獨立事件︰先是四名警員以曾健超涉嫌用液體襲十一警，而意圖制服他時所發生的事，然後就是加入另外三名警員後，七人對著曾健超時所發生的事。換言之，四警拘捕制服曾健超的行動舉措是否合法，跟他們（聯同另外三警）及後如何對待曾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由。簡單而言，假設警員是在合法的拘捕行動中受阻，這並不是後來警員對被捕者有意圖地施以嚴重傷害的抗辯理由；同樣道理，即使證實被捕者曾被拘捕警員虐打，他在前一階段是否合法拒捕，仍是另一個要獨立處理的事實爭議。
正如不少法律界人士及學者已經指出，由於律政司已經決定將七警案移交區域法院公訴，曾健超的案件則留在裁判法院以簡易程序審訊，兩級法院處理案件肯定一先一後分途而行，如何確保兩宗很大機會不同時間開審的案件，前案的審理過程和證供，不會對後案的被告不公，是很大的挑戰，卻並非難以恰當處理。
箇中的關鍵，在於律政司能否在兩案各自的檢控過程中，公正地向法庭舖陳案情及證據，特別要點明兩案牽涉事件不但時序有別，更是性質獨立的不同事件，並且向法庭要求明確的指示，將兩案各自的爭議點（issues）收窄至只及與本身案件相關的事實情況，而將無關的事由或者供述，剔除於審訊之外；在不侵害各被告自辯權利，與及盤問受害人及控方證人權利的同時，阻止辯方濫用貶損彼案被告（即此案證人）品格行為的內容作為辯護理據，更是檢方與主審法官務必嚴格把關的環節。
筆者當然無意藉本文認定怎樣特定的審訊結果，才符合「公平」「公義」的標尺，這種輸打贏要、唯結果論的做法，本身已經是對「公平司法」理念的侮辱；但就在公眾對警檢信心不斷下滑的當下，筆者期望律政司能夠把握兩案的機會，重新「省靚招牌」，用行動與表現，證明檢控當局配得上「公平」二字，挽回公眾對整個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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